丁雪松（1918-2011），重慶木洞人，出身寒門。193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後被派往延安，就讀抗日軍政大學。1941年和朝鮮人鄭律成結為夫妻，1945年隨夫赴朝工作，曾任朝鮮勞動黨中央僑務委員會秘書長。1950年回國，1979年任中國駐荷蘭王國特命全權大使，是中國第一位駐外女大使。
撰文宣傳抗日救亡
鄭律成、丁雪松夫婦的獨生女、音樂家鄭小提於1943年生於延安，她說：“我媽媽出生在木洞一間臨江老屋裡，離重慶有90多里，出生時取名丁孝芝，上學時改名丁正蘭。她出生時，我外公已經患療瘡去世，家裡沒什麼積蓄，只留下妻兒老小五口。”
那時，全家靠丁雪松的母親擺雜貨攤、給人做針線活維持家用。“我媽媽從小就背上揹簍帶上皂角，跑到江邊洗衣服。輪船開過來，浪花湧來，她抱起衣服就跑；浪花過了，又回去跪在石頭上，一件一件搓洗。”
丁雪松初中入讀自費的重慶文德女中。鄭小提說：“媽媽第一學期成績很好，但因貧困遭到奚落和白眼。那時她姐姐患結核去世，媽媽可能受到傳染，脖子上長了兩個腫結，民間叫做瘰癘，醫學上叫淋巴結核。營養不良，又生悶氣，腫結越長越大，脹痛難忍。文德女中嫌貧愛富的風氣，使她產生了強烈的逆反心理。放寒假後，她發誓再也不上自費學校了。在家呆了一段時間，打聽到重慶有一所免交伙食費的女子職校，就在洪水期間，坐小木船來到朝天門，考進了這所學校。”
女子職校雖然生活清苦，但她心情舒暢。“因為同學大多是窮苦人家的女孩，沒有誰嫌貧愛富。但她脖子上兩處腫結，被我外婆逼著找江湖郎中開刀以後，一直沒有癒合。由於需要定期換藥，她只有穿著沒有領子的上衣，一穿就是兩年。其間，她幾乎沒離開過校門，也不到熱鬧場所耍。”
女子職校分農、工、商三科，學期三年，丁雪松讀的是商科。鄭小提說：“1934年夏天，媽媽讀到二年級時，聽同學說重慶平民銀行招收見習生，因成績優秀，經不住勸告，她一考就中，那時才16歲。”
1934年秋，丁雪松進入平民銀行上班。“媽媽覺得以前的名字太女兒氣，就改成了丁雪松。銀行待遇比較好，見習生每月薪俸18元，年終還有獎金和分紅，伙食也不錯。由於營養加強，精神舒暢，媽媽的身體開始好轉，傷口漸漸癒合，一年後徹底復原。”
此時的丁雪松關心時政，組織球隊、劇團和歌詠隊，傳看進步書刊，並宣傳抗日救亡。她還向《商務日報》《新蜀報》投稿。1936年6月9日，華北危急，她在《商務日報·公共園地》副刊，用筆名“雪萍”發表了《在民族解放前什麼美夢都會成為泡影》。文中寫道：“非洲小國阿比西尼亞（今埃塞俄比亞）尚能抵抗意大利法西斯七個月之久，我們作為泱泱大國，竟將被一個區區的日本所征服，多麼可恥！為什麼老是不抵抗？如果一開始即抵抗日寇，何至於今日？”她對一些人的麻木不仁甚至醉生夢死的生活感到憤慨：“在民族未獲得解放前，個人過安逸日子的想法只能成為幻想。”文章引起很大反響。她的言論和表現，也引起了《新蜀報》主筆、地下黨員漆魯魚的注意。
經受考驗併入黨
漆魯魚本是江津世家子弟，曾留日學醫，1929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在上海從事地下工作被捕，出獄後被派往中央蘇區擔任保健局局長。紅軍長征後，他留下來照顧受傷的陳毅。之後在戰鬥中被衝散，與組織失去聯繫，靠乞討逃回江津老家，後來通過投稿成為《新蜀報》主筆。
鄭小提說：“媽媽曾經回憶，漆魯魚常在白象街一個空店鋪的樓上，講解黨的基本知識。他還辦過只有我媽媽和另一個同志參加的讀書班，講蘇維埃運動史，時間是凌晨三點。有時晚飯後，他叫上媽媽到小什字馬路，裝作逛街的樣子，邊走邊對她進行啟發教育；有時他在郊外無人處或地下室舉行秘密集會，壓低聲音教人們唱《國際歌》。漆魯魚認為媽媽忠誠可靠，就交一些秘密任務讓她執行。1937年夏秋之交，一位紅軍秘密路過重慶，媽媽和同伴去文華街為他送車票和衣物，圓滿地完成了任務。”
10月，漆魯魚與黨組織接上關係，恢復了黨籍，後擔任重慶市工委書記。“他找到我媽媽，非常高興地說重慶黨組織恢復了，四川省工委同意以他為首組成中共重慶市工委，他還把上級批覆的密信用碘酒顯現出來給媽媽看。他對媽媽說：‘一年多來，你接受了考驗，表現很突出，現在組織上決定第一個發展你入黨。’媽媽在一個同志家的貨棧樓上填寫了入黨申請書，又在另一個同志家裡舉行了入黨宣誓儀式。入黨之日，也是她離開重慶之時，組織上決定派她和地下交通員溫厚華去延安學習。”
溫厚華原是巴縣中學學生，當時在華通貿易公司當見習生，1949年後任新疆大學黨委書記。他回憶：“我還記得雪松來找我的情形，她從打銅街來到道門口，滿臉興奮找到我，悄悄地問：漆夫子讓我問你，有去延安的機會，你去不去？我大喜若狂，心中嚮往已久，咋個不去？那時我和丁雪松很紅，在救國會組織的活動中，我們經常拋頭露面，走在前面，已經引起國民黨的注意。”
在延安度過難忘的八年
丁雪松和溫厚華先到成都轉幹部關係，再從西安到延安。鄭小提說：“轉關係的信是用泔水寫在一塊白綢手帕上，媽媽將它縫到絲棉旗袍的夾邊裡。漆魯魚告訴她，到延安後，將其交給羅邁（即李維漢）。早在江西蘇區時，漆魯魚和羅邁就很熟了。”
1937年12月的一個隆冬夜晚，丁雪松和溫厚華在兩路口車場會合，登上去成都的長途敞篷汽車。“他們在成都轉黨的關係轉了半個月後，找到車翻過秦嶺山脈，終於到達西安。在七賢莊一號八路軍辦事處，見到了林伯渠，接上了關係，然後坐車到了延安。”
1938年1月，丁雪松到延安招待所報到。鄭小提說：“媽媽小心翼翼地把信從絲棉旗袍的夾縫中拆出來，轉交給羅邁，隨後被通知進入中國抗日軍政大學學習。她脫下呢子大衣、絲棉旗袍，穿上灰色棉軍裝，打上綁腿，繫上皮帶，轉眼成了一名八路軍女兵。”
丁雪松從重慶穿去的絲棉旗袍，到延安後再未穿過。“學校只發兩季衣裳，夏天一身單軍裝，冬天一身棉軍服，當中沒有換季的衣服，手巧的學員就把棉花取出來，變成夾衣。一旦得知某位學員要到大後方工作，來自大城市的女學員，會立刻找出來時穿的旗袍、大衣，供其挑選。媽媽的呢子大衣、絲棉旗袍，可能也就這樣派上用場了。”
抗日軍政大學創辦於1936年6月1日，前三期主要培訓紅軍中的高中級幹部，每期1000人左右。從第三期開始，人數逐漸增多。“媽媽趕上抗大第三期的末尾，這一期共有3個大隊。第一、二大隊是紅軍幹部，第三大隊是知識青年。當時女知識青年較少，就和女紅軍幹部合編成一個女生隊，附屬於第二大隊。媽媽在抗大經歷了第三期到第五期，為時一年半，直到1939年夏抗大總校遷往前方，她又轉到女子大學學習。當時大批知識青年湧入延安，抗大急需幹部，從1938年4月第四期到1939年第五期，媽媽先後調任四大隊女生隊區隊長、五大隊女生隊隊長、女生大隊一隊隊長、五大隊女生一隊隊長。”
郭霽雲在《梅潔楓丹》一文中回憶了這位著名的“女生隊長”：“在丁雪松帶領下，女兵大隊精神抖擻地進行著操練，丁雪松嗓音洪亮，口令乾淨利落。全體同志步伐整齊，進退有序，毛主席和中央首長看了我們的操練，都稱讚地說，‘娘子軍，真了不起啊！’丁雪松因此獲得了‘女大俠’的綽號。”
在延安，首長和普通學員一律穿著粗布軍裝，男女穿著沒有明顯區別。“抗大名為大學，並沒有像樣的禮堂、教室，大家住在窯洞裡，好像回到了穴居時代。有一次毛主席講課對他們說：你們過著石器時代的生活，學習當代最先進的科學——馬克思列寧主義。”
抗大理論課的教師陣容強大，如艾思奇、何恩敬、任白戈、徐懋庸、張慶孚等。“抗大的大報告，更為有名。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彭德懷、賀龍、羅榮桓、彭真、博古等中央領導同志，都來抗大作過報告。在露天會場，學員們把揹包一放，席地而坐。”
2000年，丁雪松在回憶錄中回首延安歲月時說：“在延安，我度過了難忘的極有意義的八年，在抗大、女大，經黨的關懷、培養，我這個稚嫩的四川女孩，增長了組織才幹，成長為一個有獨立工作能力的幹部。經過軍事生活和勞動的磨練，我的體格也健壯起來。是在延安，我尋到了生死不渝的愛情，與鄭律成結為終身伴侶。延安那八年是我一生中的一個重要歷程，承先啟後，為我未來的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換上旗袍任大使
丁雪松從1938年到延安抗大穿上軍裝後，直到1979年才重披旗袍。鄭小提說：“1979年4月11日，媽媽派駐荷蘭任大使，在大使館舉行上任招待會那天，她穿著一襲銀灰色錦緞旗袍，與使館的主要官員一起迎候在門邊，隨後在主賓之間周旋。西方新聞記者注意到中國改革開放以後外交人員服飾上的變化，在報道中特別註明一筆：老派的青藍二色的毛式服裝，被精細的中國絲綢代替了。”
丁雪松是怎樣成為大使的呢？“當年，媽媽擔任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副會長。1978年夏，她正準備到青島度假時，對外友好協會會長王炳南約她談話。他對媽媽說：你的工作將有變動，組織上可能派你出國當大使，先和你打個招呼。消息來得突然，媽媽沒有思想準備，一時沒表態。她有點為難，雖然在外交界、國務院外事辦公室、對外友好協會、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工作過，但跟科班出身的職業外交官比起來，沒有受過專業訓練，外語也不行。但是想到爸爸在世時對她的鼓勵，她心裡又有底了，於1979年2月5日欣然飛往海牙赴任。”
第二天，新華社發出一條電訊：“中華人民共和國駐荷蘭王國特命全權大使丁雪松於昨日乘機離京赴任。丁雪松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派駐國外的第一位女大使。”
2月23日，丁雪松在蘇斯代克王宮遞交了國書。國書裝在特大信封裡，用蓋著鋼印的白色梅花邊宣紙片封口。國書的內文如下：
荷蘭女王朱麗安娜陛下：
為鞏固和發展中華人民共和國和荷蘭王國之間的友好合作關係，我任命丁雪松女士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駐荷蘭王國特命全權大使，接替前任大使陳辛仁先生的職務。
我相信丁雪松女士將盡力完成她所擔負的使命。請您予以接待，並對她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所進行的工作給予信任和幫助。
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長葉劍英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長黃華（副署）
1978年11月30日於北京
國字第459號
丁雪松在荷蘭大使任上，促成了荷蘭首相範阿赫特訪華，這是近代史上荷蘭在任首相第一次訪問中國，訪問很成功。
國際風雲，瞬息萬變。丁雪松在回憶錄中說：“送走了荷蘭首相，我留在國內休假，沒想到就在這期間，發生荷蘭向臺灣出售潛艇的事件，使中荷關係出現變故，導致兩國關係一度從大使級降為代辦級。”
鄭小提說：“媽媽希望籠罩在中荷關係上的烏雲，儘快散去。果然在1983年底，荷蘭內閣及其領導人公開聲明：1981年批准向臺灣出售兩艘潛艇只是一次性交易，下不為例，還做出了不再向臺灣出售武器的承諾，並重新確認1972年中荷建交所規定的各項原則。中荷兩國的外交關係，從1984年2月1日起，由代辦級再次恢復到大使級。”
她被稱為“啤酒大使”
眾所周知，丹麥首都哥本哈根東北部的長堤海岸，有一尊美人魚青銅雕塑。1982年5月，丁雪松被任命為駐丹麥大使，飛赴哥本哈根，發現了這尊美人魚的“秘密”。
鄭小提說：“這事得從北京說起。當年媽媽回國辦事，翻開北京的報紙，無意中看到一個標題：‘借問啤酒何處有？’當時國內啤酒產能不行，而且只有鮮啤，不便保存。街頭巷尾，經常可見人們抱著熱水瓶、端著鍋盆，頂著烈日在飯館門前排隊買鮮啤的場面。媽媽就想，丹麥盛產啤酒，何不從中穿針引線，引進過來？她說幹就幹，在國內外奔波，終於促成中國和丹麥之間的啤酒合作項目，中國建成第一座年產10萬噸的現代化啤酒廠——華都啤酒廠。北京市啤酒奇缺的問題得以解決，為此，丹麥啤酒廠老總詼諧地稱我媽媽為‘啤酒大使’。”
為引進丹麥啤酒的先進技術，丁雪松幾度進出嘉士伯啤酒公司。“媽媽由此得知，美人魚雕像的創意出自嘉士伯啤酒公司創始人卡爾·雅可布森。有一天，雅可布森在皇家劇院觀看根據《海的女兒》改編的芭蕾舞，他突發奇想，《海的女兒》改編過油畫、舞蹈、音樂，唯獨缺少雕像。於是請著名雕塑家艾立克森，將其塑成美人魚雕像。原件存放在嘉士伯啤酒公司，按原件放大一倍的複製品，則贈給哥本哈根市。1913年，美人魚雕像正式安放在長堤的海邊，成了丹麥的象徵，世界著名景點。”摘自《紅巖春秋》201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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