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頒發給了Peter A. Diamond，Dale T. Mortensen， Christopher A. Pissarides，表彰他們在勞動經濟學上的突出貢獻。簡單地說，他們發明並拓展了宏觀經濟學中有關勞動力市場的“搜尋－匹配模型”，並使得它成為新古典宏觀經濟學的重要基石，進入了主流教科書。
眾所周知，凱恩斯在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之後，以一部《通論》開創出宏觀經濟學這門學問。宏觀經濟學有別於馬歇爾的微觀經濟學，幾乎是從天而降，直接改變了人們對於經濟學的理解。今天人們嘴邊的GDP、需求不足、金融泡沫、貨幣政策等概念，全都屬於宏觀經濟學範疇。
但是宏觀經濟學有天然缺陷：“缺乏微觀基礎”。微觀經濟學是從最基本的理性經濟人假設出發，一點一點推衍出來，已經圓融貫通，毫無破綻。但凱恩斯的宏觀經濟學並非從基本邏輯推出，而是直接就搞出總供給、總需求，用它來指導經濟政策。正因為凱恩斯主義獲得奇效，也就獲得了合法性。可等到六七十年代，凱恩斯主義在美國經濟實踐中碰壁，不再靈驗，這時怨聲四起，指責它“不夠科學”。
許多凱恩斯的徒子徒孫們堅信凱恩斯理論的正當性，積極為它補充微觀基礎，即所謂“新凱恩斯主義”。另有一批學者更相信微觀經濟學的堅實基礎，主張拋棄凱恩斯，另起爐灶，以微觀經濟學為工具，也從最基本的理性經濟人出發，構築一套新的宏觀經濟學，又稱“新古典宏觀經濟學”。以前獲獎的盧卡斯、普雷查德，普雷斯科特，再加上這次獲獎的幾位，全都屬於這一流派。
經過數十年的發展，“新凱恩斯主義”與“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兩派對峙的局面已成。而且“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大有後來居上的趨勢，高手輩出，既掌握了最新、最複雜的數學工具，又不憚辛勞地編寫了很多教科書，隱隱已有一統宏觀經濟學的氣象。芝加哥大學是新古典宏觀經濟學的發源地之一，諾獎得主盧卡斯放出狂言：“我已經成功地讓我的學生不知道凱恩斯為何許人也。”
所謂宏觀經濟學，就要討論商品市場、金融市場、勞動力市場這三大市場的問題，又要涉及經濟增長、經濟波動、貨幣問題、經濟政策等諸多敏感問題。“新凱恩斯主義”與“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在每一個領域都要硬拼，對抗。區別兩者的差別非常容易，新古典宏觀經濟學篤信市場，因而總是操持“極端自由主義”的觀點。而“新凱恩斯主義”仍然繼承了凱恩斯懷疑市場的傳統，認為市場總要失靈，需要政府的積極干預。就從這一點來區別，百試不爽。
各個領域的對抗中，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多出奇招。比如在經濟波動問題上，它們有“商業週期理論”；在經濟增長問題上，它們有“代際交疊模型”；貨幣領域，金融領域，更是它們的地盤，不可動搖。新古典宏觀經濟學有統一的微觀基礎，每個領域的新模型、新理論，都可以潛在地支持其他領域的研究，彼此通氣，相互借力，最終成就體系。
新凱恩斯主義雖然在某些領域也有創新模型，但終究缺乏微觀基礎，以至於各種碎片無法串成一體。那麼新凱恩斯主義何以還能屹立不倒，與新古典宏觀經濟學相抗衡？原因在於他們守住了最後一塊陣地，即勞動力市場。勞動力市場上流動的要素是勞動力，也就是人。人的流動遠比貨幣、商品的流動困難，市場失靈之處比比皆是，於是這裡成了新古典宏觀經濟學的滑鐵盧。
新古典宏觀經濟學雖然在這裡屢戰不利，卻不願承認新古典宏觀經濟學這麼宏大、系統、有微觀基礎的理論無法解釋勞動力市場。本屆諾獎三位得主搗鼓出來的“搜尋－匹配模型”，就是新古典宏觀經濟學用於對付新凱恩斯主義的撒手鐧。
按照新古典宏觀經濟學的理念，極端放任的市場總會自動平衡供需，達致最優的效率。商品市場上的非均衡，就是商品過剩，或者生產力過剩。新古典宏觀經濟學解釋說，此乃不夠市場化之故。只要破除市場阻礙，商品過剩或者生產力過剩都會自然消除；資本市場上的非均衡，諸如通貨膨脹、信貸不足、金融泡沫等，就更容易解釋了。只要放開市場競爭，所有問題全都迎刃而解。
輪到勞動力市場，麻煩的問題來了。勞動力市場上的非均衡就是失業。完全自由的競爭性勞動力市場真的能完全解決失業？弗裡德曼都承認的“自然失業率”（就是無論政府怎麼努力都不可能消除的一部分人失業的狀況）也能被自由市場消除？
Peter A. Diamond，Dale T. Mortensen和Christopher A. Pissarides這幾位經濟學家一直在努力改變新古典宏觀經濟學不利的現狀。他們的“搜尋－匹配模型”是一種高度支持自由主義的模型，認為充分自由競爭的勞動力市場上，最多隻存在“摩擦性失業”，而不存在非自願失業。換句話說，市場上之所以存在失業，是因為“有人正在找工作”以及“有人還沒有找到合適的工作”罷了。失業問題不是宏觀經濟學不能克服的頑疾，勞動力與其他商品一樣，也可以在“看不見的手”的指引下，達致效率最優的市場均衡。
搜尋－匹配是勞動力市場常見的情形，信息不對稱之故，在其他市場上並不多見。比如說，我們去超市購物，看似也是一個搜尋－匹配的過程，即我們搜尋品質－價格對於自身都合適的商品。而生產商品的企業也通過價格等待著認為它的品質－價格合適的顧客。但這個搜尋－匹配的過程往往在很短時間內就完成了，不會過多耽誤。至於金融市場上的搜尋－匹配，效率更高。股市和其他金融市場，每天都在撮合不計其數的交易，瞬間完成，沒有爭議。可是勞動力市場，與其他市場相比，可就困難許多。每天都有許多人在找工作，每天也都有許多勞動崗位在招人。我們同樣有大量報紙、雜誌以及招聘網站做著聯絡勞動力供需雙方的事，可是兩方面的缺口（即勞動力方面的失業和企業方面的缺乏合適勞動力）仍然同時存在，未見得減少。
搜尋理論最早可以追溯到已故芝加哥經濟學家、早期諾獎獲得者斯蒂格勒，他於20世紀60年代已經在一篇研究失業的論文裡涉及搜尋問題。當時數學技術還不發達，作為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基礎的動態最優控制理論尚未成型，因此斯蒂格勒只是研究了一種特殊的、不連續的情況，很難推廣。
到了70年代，麥考爾和約萬諾維奇的研究基本奠定了搜尋－匹配理論的基本研究方法，其中麥考爾研究的是搜索，約萬諾維奇研究的是匹配。搜索這樣刻畫失業者的心態：失業者每一期時間裡都要進行判斷決策，手中已經握有一個offer，一旦接受，以後就都要在某個給定的工資水平下工作。同時，失業者也可以拒絕本期的offer，而憧憬下期拿到更好的offer。失業者對未來工作機會、工資水平必須有一個準確的預期，從而找到一個做出最佳決斷的時刻。
匹配模型跟搜尋模型非常接近，只是把工資理解為一個更復雜的參數，該參數描繪了一對關係（不管是工作者—工作崗位，男人—女人，還是銀行—貸款人）之間的匹配質量。這時候，研究者不再設身處地地站在搜尋者的一邊，為他操心何時決斷，而是化身為全能的上帝，慈悲地看著一對關係，希望它們能組成最合適的組合。顯然，這時候的信息複雜程度更甚於搜尋模型。對於搜尋者而言，他只需要思考以後是否會找到更優秀、更高水平的工作，而工作或者工資本身，對於他是透明的。而在匹配模型裡，匹配對象的情況變得難以捉摸，適合不適合，只有配上去試驗了才知道。
所以匹配模型對應的故事更為精彩。比如用它來解釋年輕人為何頻繁跳槽就很合適。因為年輕人對工作都不瞭解，缺少經驗，做了一期，知道不適合自己，於是就跳槽了。而等到歲數大一點以後，對各種工作的瞭解加深，誤判減少，流動性自然也就降低了。同樣地，我們可以用這個模型來解釋，銀行如何甄選優秀的貸款人。還可以解釋男人或者女人的擇偶方式，以及離婚成本的經濟學分析。
應該說，搜尋－匹配模型非常精彩，抓住了勞動力市場上信息不對稱的核心特質。人不同於商品，更不同於股票。超市貨架上的商品千篇一律，只要看看標籤，看看價格，就能對商品有個評估。股票就更容易了。而人不一樣，每個人都是獨一無二的，年齡、專業、自我介紹、畢業院校、過去經歷，都不見得能夠準確概括一個人的工作能力。合適不合適，非得面談，乃至於試用了才知道。正因如此，勞動力市場很難被市場調節得完全均衡、毫無阻礙。新古典宏觀經濟學認為，這是勞動力市場的唯一的、內在的阻礙。
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並不認同這一點。過去幾十年裡，新凱恩斯主義開發出不下十種理論來解釋勞動力市場上的非均衡，他們稱之為勞動力市場的“剛性”或者“黏性”，阻礙市場自發地向均衡水平調整。他們經常使用的理論，包括“工資剛性”“內部人－外部人模型”“錦標賽模型”“菜單成本”等，我們挑幾種來看看。
“工資剛性”理論這麼解釋失業：勞動力成本上升時，企業降低勞動者的工資，可以保證原有的市場均衡。可是且慢，工人們能接受自己的工資下跌嗎？商品可以削價，股票可以暴跌，但對於工人而言，工資只能漲，不能跌。這就是工資的“剛性”。企業家也明白這一點，既然不能減工資，那就只有裁員，以此來控制在勞動力上的總支出。這樣一來，勞動力市場上自然平添許多失業。
再來看“內部人－外部人模型”。這種模型的假定認為，任何企業、任何行業都會形成“內部人”的小圈子，並且對“外部人”進行歧視。不妨以媒體業為例。某家大型媒體，有人辭職，或者升職，公司需要招人補充。該公司會從市場上毫無偏見地找一個新人並加以培訓嗎？即使企業領導願意這樣，公司剩餘的其他員工也未必願意。大家總是要找“內部人”，“外部人”是很難殺入圈子的。這樣一來，“內部人”把持就業崗位，外人進不來，自然又給勞動力市場增加了許多麻煩。
再看一下“錦標賽模型”。公司需要一箇中層領導的時候，高層領導是否必定會找人（或者內部選拔）來擔任這個職位？未必。有一個常見的管理策略，即虛席以待，故意空著這個崗位，然後讓底層員工通過工作來競爭，過一段時間後，選拔在“錦標賽”中勝出的員工擔任這個職位。領導這樣故意造成崗位空缺來激勵員工努力工作，對於整個勞動力市場而言，就導致了非均衡的失業。
夠了，所有這些新凱恩斯主義的理論，都可以用來解釋失業。它們和新古典宏觀經濟學所強調的“搜尋－匹配模型”相異之處何在？很簡單。搜尋－匹配模型認為失業原因全都應該歸於市場自身，而非到市場以外找藉口。專業術語稱之為“內生”。而新凱恩斯主義認定自由市場本身不可能完全解決失業。勞動力市場極為複雜，導致失業的原因千奇百怪，怎能單純地用“搜尋－匹配”這樣“摩擦性失業”的藉口囊括一切？
從實證的角度來看，新凱恩斯主義的解釋更貼近現實，更為現實數據所支持。若非如此，它在形式優美、邏輯嚴謹的新古典宏觀經濟學理論面前，早無容身之地。即便如此，本次諾貝爾經濟學獎仍然頒發給了“搜尋－匹配模型”的幾位創造者，以表彰他們用形式優美的理論為新古典宏觀經濟學一統江湖所作的努力。
1996年的諾貝爾獎給了盧卡斯，表彰他在新古典宏觀經濟學上的開拓之功。2006年的諾貝爾獎給了普里查德和普雷斯科特，此二公創造出“真實週期理論”，在經濟波動領域全面地擊敗了新凱恩斯主義。而這次的經濟學獎，頒發給三位“搜尋－匹配模型”的開創者，無疑是對新古典宏觀經濟學的又一次重要鼓勵。
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又下一城，但是新凱恩斯主義與新古典宏觀經濟學的理論競爭，還遠未真正地分出勝負。
200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肯定了“時間序列方法”的宏觀計量經濟學；2004年給了兩位研究“真實經濟週期”的宏觀經濟學家；2006年發給了研究菲利普斯曲線的費爾普斯；2011年，發給普林斯頓大學的西姆斯（C. Sims）和紐約大學的薩金特（T. Sargent）。不到十年時間，宏觀經濟學家領走了近一半的諾貝爾獎，令人很難相信有人認為“過去三十年是宏觀經濟學的黑暗時代”。
宏觀經濟學誕生於1936年。就在那一年，凱恩斯出版了《通論》，提出了宏觀看待經濟問題的方法。凱恩斯的觀點是，總需求往往不足，所以需要國家干預，刺激經濟，保持經濟平穩發展。羅斯福採納了凱恩斯的觀點，幫助美國經濟從大蕭條中恢復。從此，宏觀經濟學也取得了獨立的地位。
可以看到，任何宏觀理論都必須接受實證（或者經驗）的檢驗，自宏觀經濟學誕生時便是如此。後來，以弗裡德曼為代表的“貨幣學派”挑戰凱恩斯主義，認為財政政策無效，貨幣政策才有效，總的來說，國家應該儘可能地自由放任市場。再後來，以盧卡斯、薩金特為代表的“理性預期學派”進一步批評“貨幣學派”，認為貨幣政策會被預期到，因此也是無用的，應該更徹底地放任經濟自由競爭。這兩派也先後經歷了政策檢驗，既有成功，也有失敗。
自“理性預期學派”之後，宏觀經濟學領域似乎就沒有什麼引人矚目的思想被提出。一部分經濟學家站在凱恩斯這邊，主張國家干預，被稱為新凱恩斯主義；另一部分經濟學家則主張市場調節，稱為新古典主義；更多的宏觀經濟學家則試圖調和這兩派觀點。在外行看來，似乎這就是宏觀經濟學的全部了。而且，迄今為止，宏觀經濟學仍不能對我們的日常宏觀經濟做出有效指導和預測，對於意料之外的全球金融危機，宏觀經濟學家沒有一致的意見，而且看來也不打算承擔任何責任。
但我們順著諾貝爾經濟學獎所揭示的線索，看看宏觀經濟學的內部就會發現：過去三十年裡，整個學科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從理論基礎到檢驗手段到模型工具，都與過去截然不同。宏觀經濟學的研究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也正在對我們的經濟生活產生越來越重要的意義。
宏觀經濟研究的對象仍然是GDP、價格、利率、匯率、失業率、投資、儲蓄、消費、財政政策、貨幣政策、金融泡沫這些宏觀經濟概念。研究的手段，歸根到底也就是兩種，理論和實踐。但是因為各種要素在宏觀經濟中混雜在一起，我們會遇到許多意想不到的困難。比如在微觀環境下，價格上漲導致需求下降，因果關係很清楚。但在宏觀環境下，我們同時觀察到擴張貨幣政策，看到通貨膨脹，看到儲蓄率下降，到底誰是因，誰是果？很難說。
經濟理論通常並不足以對變量之間的動態聯繫提供一個嚴密的解釋，而且內生變量既可以出現在方程的左端又可以出現在方程的右端，這一切都使得估計和推斷變得更加複雜。諾獎得主西姆斯發明的向量自迴歸模型（VAR）就試圖回答這個問題。這是一種非結構化的多方程模型，描述在同一樣本期間內的許多個內生變量，都作為它們過去值的函數。也就是說，在我們無法用經濟學搞清楚變量之間因果關係的時候，藉助統計學的方法來搞清楚，這時候我們甚至不怎麼需要預先的模型假設了。
自西姆斯的研究開始，VAR模型在很多研究領域取得了成功，取代了傳統的聯立方程模型，被證實為非常實用且有效的統計方法。當然VAR模型還存在參數過多、過於複雜的問題。為了解決這個問題，計量經濟學家們又提出了許多方法，結構向量自迴歸（SVAR）模型引入了變量之間的作用與反饋作用，是其中較為成功的一種。
但我們也不難看出，雖然VAR模型很好，但它對數據依賴程度很高，且較為缺乏經濟理論基礎。這一特點使得該方法在創立之初即廣受批評。但隨著時間的推移，VAR方法也在實踐中得到了不斷的改進，到SVAR的時候就補充進來很多宏觀經濟理論，且得到了理論上的證明，故而擁有越來越多的追隨者，並且在經濟預測領域發揮了重要作用。
薩金特與西姆斯是哈佛同學，都於1968年在哈佛拿到博士學位。後來兩人又共同任教於明尼蘇達大學，使得明尼蘇達大學成為當代宏觀經濟學研究重鎮，培養出一大批鼎鼎大名的宏觀經濟學者。
與西姆斯相比，薩金特雖然也做一些實證研究工作，但是主要精力或者說主要影響，還在於他的理論研究。薩金特與另一位諾獎得主盧卡斯同是“理性預期”理論的奠基人。所謂理性預期，是指人們在日常經濟決策時，不僅根據過去的經濟數據“回視”，還會預期國家的經濟政策而進行“前視”。國家的財政政策、貨幣政策都可能被足夠聰明的居民們預期到，從而變得無效。這個思想固然重要，可更重要的是，以此為基礎來重寫整個經濟學的範式。
薩金特是數學方法“動態規劃”的專家。幾十年來，他與一些合作者們用動態規劃方法，結合微觀經濟學中“一般均衡理論”的思想，重寫了整個宏觀經濟學。他的幾本教科書成為當今學生必讀的宏觀經濟學經典，他的方法也變成了宏觀經濟學家們交流用的基本語言，那就是動態隨機一般均衡模型（Dynamic Stochastic General Equilibrium，DSGE）。
所以薩金特的實證研究，也與他的理論研究密不可分。配合“動態隨機一般均衡模型”的實證方法一般稱作“校準”，即從一個具有理性預期的代理人（機構）的選擇出發開始研究，在採用跨時最優的決策原則，計算出相關變量間可能存在的函數關係之後，通過校準方法確定各待估參數的取值，並據此展開政策分析與預測。與VAR相比，校準背後有著非常紮實的經濟學理論基礎，也是現在宏觀經濟學家最喜歡的研究方法之一。
這些研究很難，也運用到很複雜的理論工具，很多經濟學家都未必完全掌握，普通民眾自然更缺乏體驗。這幾十年，就基本觀念而言，宏觀經濟學學者確實還是在新古典與新凱恩斯主義或者說國家干預與自由市場之間徘徊。當然絕大多數學者既相信市場，也承認市場失靈，既主張要通過市場來調整，也肯定某些時候國家干預的必要性，就是兩者孰多孰少、孰主孰輔的問題。匆匆一瞥，似乎確實沒有大的進展。再加上近幾年在全球逐漸蔓延開來的經濟、金融危機，公眾開始不斷質疑，宏觀經濟學家們到底在做什麼？
但是薩金特這些宏觀學者不屑回答這個問題。這幾十年的宏觀經濟學當然有了極大的進展。這些學者們看似仍在討論國家干預和自由市場的老問題，但是背後所用的方法、所涉及的工具甚至所秉持的基本觀念，都發生了極大的改變，甚至整個理論範式都被重寫。十年前大家所用的教科書，現在都已淘汰。如果不是緊跟最新學術研究，恐怕連這個學科所使用的理論工具都很難看懂。
可經典問題幾乎不會改變，如同政治學或者氣象學的研究一樣，基本問題甚至在上千年前就已明確，與今天幾乎相同。但是今天的研究手段和視角已經不同。拿學界公認的以關注市場失靈為基礎的凱恩斯主義問題為例，宏觀經濟學家們一直在用不同的理論來刻畫市場失靈，也在用不同的實證工具加以檢驗，到了“動態隨機一般均衡模型”的今天，早已不是過去那番面貌。
宏觀經濟學也有一個好處，就是它必須被現實加以檢驗，這是檢查那些象牙塔內學者們工作的最好辦法。全世界的宏觀經濟都在日復一日地“自然實驗”著，無始無終，也不可能停下。我們對於宏觀經濟的認識總是有限，依靠這些學者的研究，一邊檢驗他們的理論，一邊加深我們對於宏觀經濟的認識。到目前為止，即使就過去歷史數據來檢驗“動態隨機一般均衡模型”，它也還有大量難以令人滿意之處。
這是宏觀經濟學進一步發展的內在困境，與諾獎並無關聯。諾獎評選委員會新任主席克魯賽爾也強調：“獎項和政治沒有關係，也不跟隨當下潮流，只注重研究貢獻。我們的評估非常徹底，有可能花好幾年，因此從研究完成到頒獎，常有時間落差。” 現在我們知道，這個落差一般是三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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