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书须重索引

书人茶话 | 出书须重索引

《刘克庄集笺校》 (资料图/图)

(本文首发于2019年10月24日《南方周末》)

“索引”是检寻图书资料的重要工具。也称通检,或称引得。过去常用的索引,如《十三经索引》《二十四史人名索引》等,曾经起到很好的作用,现在因为古籍库及网络的普遍使用,似乎显得不那么重要了,其实不然!除大型图书外,一些专书索引更是不能轻视。

比如《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中华书局,2018)。这部近90万字的日记,涉及很多人物;前辈作文,端严守礼,常称人字号以示尊重,今天的读者恐怕很难对应。所以整理者编有《人名索引》和《人名字号别称对照表》。如周作人,郑先生也称他启明师、知堂老人,查索引,知道日记七次提到他。如1938年2月12日记“得周作人先生一月二十日北平书”,次日“作书致周启明先生”,可惜内容没有载录。同年10月28日记“泽涵示以适之师寄周启明师诗及答诗”。胡适之先生诗曰:“藏晖先生昨夜作一个梦,梦见苦雨庵中吃茶的老僧。忽然放下茶盅出门去,飘萧一杖天南行。天南万里岂不大辛苦,只为智者识得重与轻。——梦醒我自披衣开窗坐,谁人知我此时一点相思情。”周的答诗有句云“只可惜我行脚不能做到”,“因为庵里住的好些老小”。郑先生并记“据闻两师均以诗代简,此外不着一字。启明师久居北平,颇不为世人所谅,故适之师自国外投诗讽其南下。启明师家累较重,师母又为日人,自有其困难,故答诗有‘希望将来见得居士的面’以自矢无他。两诗并可传”,真使人不胜唏嘘、感慨。1946年6月20日,郑先生记“上星期有人作好(北方话,成人好事之意),请保周作人,呈文分头送请签名”。“余以呈文措辞未尽善,婉辞之。周于伪职任内,对于北大、清华图书仪器,确有保全之功,余亦愿保,但其他方面不必强为之辞”。从形式(称呼)和内容都不难体会到郑先生对周作人的态度和认识。如若没有人名索引,要找到这些材料就很不容易。

又比如陆游一生作了近万首诗,设若《剑南诗稿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没有“篇名索引”,要查目录找到某首诗,就真有大海捞针之感。如要查《秋夜闻雨》一诗,首字“秋”笔划为九,九划的字很多,再从笔顺“丿(撇)起”里找,首字为“秋”的篇名也不少,再按第二个字的笔划数找,标注为“3/1395”,表明在第3册第1395页,按图索骥,就很方便。

有些就做得不好。比如《梅尧臣集编年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的“目次”就有96页,是按时代编排的,但没有篇名索引,要找到需要的某篇就很费劲了。

有些做得不太好。比如《刘克庄集笺校》(中华书局,2011)虽有《主要篇目索引》,但标明卷数和页码,如《秋思一首》索引标注为“41/2178”,但全书分十六册,这第41卷第2178页,究竟在哪一册呢?不如标注为“6/2178”,读者直接从第六册里找,就容易多了。

有些则疏忽得匪夷所思。比如《李太白全集》(中华书局,1977),原版有篇目索引,标注册数和页码,查找很方便。后来改版,虽然《出版说明》保留了“另编篇目索引附在后面”一句话,但实际上没有了,未必是漏印,因为三册析为五册,原来的册数变化了,简单照搬是不成了,得重新编。

希望我们的出版物能为读者提供更多更大的方便。

戴建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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