忘忧清乐阁主

这一问题的关键之处在于，周武王病重之时，是要指定继承人还是辅政者。

《史记·周本纪》的说法，是周武王死后周成王继位，但周公恐怕天下人背叛，便自行摄政当国。然而，在《逸周书·度邑》篇中，周武王是明确指定周公旦作自己的继承人！

两本史书的说法哪一种更加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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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初上溯至商朝，父死子继与兄终弟及都是正常的传位模式。应该采取哪种模式，应该是统治者自觉哪种方式更有利于统治。因而，《史记》所记与《逸周书》所记都有可能：在当时政治环境下，周武王无论选择哪种传位模式都符合当时人们的普遍认知。

可作为政治家，周武王在考虑下一代接班人之时，不光是自身喜好，更应该考虑哪种模式会对周人的统治更加有利。

周武王末年之时，《史记》用了一句极为简略的话来说明天下大势：“武王病，天下未集。”可当时天下局势之严重，远远不是这一句话所能概括。

周人在第一次东征之前，曾经有过一次孟津会盟，当时号称有八百诸侯不期而至。可在周武王正式决定伐纣之时，却仅仅率领了八个盟友就前往伐商了。为什么周人不多带些盟友来壮大自身实力？为什么周人宁愿冒着巨大风险，带着不到五万人的军队，就去讨伐号称有七十万大军的“天邑商”？

恐怕其中最大的原因就在于，周人深知孟津盟会时的八百诸侯，在“倒纣”这一点上与周人是有相同目标；但在“倒纣”后，谁来取纣而代之却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商纣王倒台后，谁来做新的“带头大哥”？第一次东征时期的八个盟友与周人达成了一致，但其余的多数诸侯国会不会认同周人当他们的“带头大哥”？这一点，周人却不敢确定。

正是因为担心孟津盟会上的八百诸侯不能与周人时刻保持同心，所以在第一次东征之时，周人才带上了八位确定的盟友，而不是八百诸侯。

此外，众多的商人在反抗商纣王时期选择与周人合作，但商人大多却是“反纣而不反商”。在周人第一次东征前，商王国的太师与少师曾经当着微子的面发誓：“殷商或许有灾祸，我们都要承受这场灾难；殷商或许会灭亡，我绝不会做敌人奴仆！”（《尚书·商书·微子》）可在牧野之战前，太师与少师是携带着礼器逃亡到了周国！以此而言，商王国很多人选择与周人合作讨伐商纣王，只不过是他们想换一位“带头大哥”，而并非改朝换代。

总而言之，周武王去世之际，天下局势极为复杂：商王国外部，众多诸侯国并不因此而承认周人为新的“带头大哥”；商王国内部，很多人仍然怀念商人君临天下的旧日子，不愿周人来统治他们。如此情况下，到底是让年幼而不知世事的周成王当政，还是找一位成熟而有才的弟弟来领导周人“继续革命”？

因此，周武王临终前最为关心的大事，不是选择辅政人，而是继承人。作为继承人，无论姜太公能力再怎么强，但他始终都是外姓人，不可能得到大多数周人的认可。

然而，即便是采取了“兄终弟及”的传位模式，周公旦在周武王的众多弟弟中，仅仅排在第四；在周公旦之上，他还有一位同母哥哥管叔鲜。为什么周武王要选择周公旦而不是管叔鲜作为继承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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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周文王时期，周公旦就已在政坛暂露头角，史称他“多才多艺，能使鬼神”；周武王继位后，周公旦更是他的得力助手。从《逸周书》各篇来看，周武王每每遇到难题，都是找周公旦商议；甚至在周武王心理防线快到崩溃时，也是找周公旦来进行排解。管叔鲜虽然是老三，但与周武王的感情却不如周公旦。

其次，周公旦本人的政治才能更为突出，也是他最终能被周武王看中，成为继承人的关键因素。

在周人第一次东征胜利之后，周武王曾经与身边大臣商议，该如何处理商遗族。他首先找来姜太公，问他：“该如何处理商国的士人？”

姜太公答道：“我听说喜欢的人，就要爱屋及乌；憎恨人，就要夺走他的仆从家吏。将我们的敌人斩杀殆尽、免留后患，如何？”

周武王听了，不置可否，又问召公奭（sì），召公答道：“有罪者杀之，无罪者活之。”

周武王仍然不吭声，最后问周公旦。周公旦答道：“让每个商人都居住在自己家中，有田地耕种。不改变他们旧有的一切，亲近那些对周人仁义之人。底层百姓即便有罪，都归罪于纣王。”周公旦的方案，在当时复杂的政治环境下，无疑是最佳的处置方案：对于商人中上层，只要他们能顺从于周人，就不改变他们旧有的一切，保持他们旧日的生活状态；商人中的底层，即便是他们曾经参与反周，但罪过都归于纣王，不再追究他们的责任。在商人政治势力仍然远远强于周人的前提下，周公旦的“全面统战”之法，无疑是最为可行、也是最为全面的方法。

周武王听了周公旦的方法后，也不由得感叹道：“有这样广大懂得气度，就可以平定天下了！”（《说苑·贵德》）

正因为周公旦本人与周武王关系密切，而且周公旦本人的政治才能出众，让周武王最终定下了周公旦作为继承人。

但这种“任人唯贤”选择继承人方式，并没有得到周人的广泛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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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但远在东土的“三监”不能理解，连身处镐京的召公也颇为生疑：“（周公）当国践祚，召公疑之”。这说明，让周公旦做继承人虽然是正确的抉择，但未必能得到周人的普遍认可。这导致周公旦在发起第二次东征的过程中，困难重重，遭遇到了周人内部的重重阻碍。经历了这一切后，周公旦后来制礼作乐，才明确以宗法制作为周人继承制度。为表明以身作则的态度，周公旦在执政七年后才还政成王；在后人看来，这七年就成了周公旦的“摄政”了。

因此，周武王不是不要姜太公辅政，而是周武王临终前考量的并非辅政之人，而是当政之人。这样的前提下，姜太公才能再高，都不可能成为周武王的继承人。

欲云谈史论今

首先，姜子牙辅助周武王伐纣成功后，周武王分封诸侯，姜子牙的封地是齐国，周公的封地是鲁国。

周武王灭商朝建立周朝时，姜子牙的年龄已经很大，周武王认为他年老，不想让她过于操劳，所以就让姜子牙去封地安享晚年。

其次，姜子牙很用用兵，当时姜子牙的封地齐国，齐国位置很重要，当时那里还有商朝的属国，让姜子牙镇守那里，可以安定周朝的东方。

最后，周公旦是周武王的弟弟，他在周武王伐纣的过程中，也是立下很大功劳，他和姜子牙一个太公、一个周公，都是周武王最得力的助手。

周公旦不仅能力强，而且他是周武王的弟弟，在年龄上也要比姜子牙小，同时周武王在灭商数年后就离开了人世，而当时周公旦不仅是他的弟弟，而且一直在周朝都城辅助周武王。

所以，周武王驾崩后，主要是周公辅政。

而姜子牙被称为太公，在周武王执政时，又称他为“师尚父”，可见当时姜子牙的地位之尊贵。同时文王所命太公为太师，是西周王朝三公中最高之官，有参政主军的权利。

姜子牙虽然不是周武王去世后主要的辅政大臣，但姜子牙封齐建国后，多数时间是在周都做太师辅佐周成王和周康王，同时他的儿子齐丁公也没有在齐国而是留在周都统领王宫内军队。

周成王时期发生管叔、蔡叔、霍叔的三监之乱，这时的姜子牙辅助周公旦，有时坐镇周都、运筹帷幄，有时带兵征讨，姜子牙又为周朝立下大功。

后来周成王去世，周成王又把太子托孤于姜子牙父子，姜子牙之后和大臣们一起尊太子姬钊继位，是为周康王。在周康王六年时，姜子牙在周都去世，他的儿子齐丁公继续辅助周康王。

其实周成王是姜子牙的外孙，而周康王就是姜子牙的重外孙，所以姜子牙和周武王、周成王、周康王不仅有君臣关系，而且还是有亲戚关系的。

中孚鉴

姜子牙，小说《封神演义》里的大咖！满天神佛都是他封的。但是，真实历史却完全不是一回事。姜子牙，姜姓吕氏，名望（一说名尚），号飞熊。古人男子称氏女子称姓，因此姜子牙的名字实际上应该叫吕望或者吕尚，而不是姜望或者姜尚，至于姜子牙这个名字出于何处，本人没有查到相关史料，不好随便乱说。太公这个称号倒的确是吕望的，但是并不是“姜太公”而且“太公望”，吕望被周文王拜为太师之后，被尊称为“太公望”。但是，无论如何也没有姜子牙、姜尚、姜太公这样的说法。

吕望的确是周文王、周武王时期重要的大臣之一，也是周文王、周武王的首席“智囊”。周武王灭商，吕望功不可没，这也是周武王后来尊称其为“师尚父”的原因之一。但是，吕望仅仅是文臣而已，而且他是周初少有的、不是带着资产加盟的股东之一。周初所封的诸侯基本上都是周王室姬姓子弟和一些投靠周文王、周武王的商封诸侯。但吕望不是，他是夏商时期的没落贵族之后，到商末时已经沦为了白丁，甚至还不如后来的刘备！他之所以能够被封为诸侯，完全是因为“功劳”。而这也注定了吕望不可能成为周公旦那样的人物！

众所周知，无论是商周，还是后来的封建王朝，血缘始终是维系王朝的重要纽带，外姓权臣一直都是统治者最为忌惮的。同姓权臣虽然也会遭到忌惮，但是终究不会威胁到王朝本身，其只对君主个人的地位产生威胁。而周初分封的诸侯绝大多数都是姬姓子弟，吕望不是姬姓，这就注定了他会受到姬姓子弟的忌惮和防范。周武王可以用他、重用他，甚至尊称他为“师尚父”，但是绝对不可能把年幼的儿子周成王交到吕望手里！周公旦就算是取周成王代之，周天子依然是姬姓！但是，吕望一旦生出野心，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商初的名臣伊尹便是最深刻的教训，伊尹是商汤手下的异姓重臣，商汤灭夏，伊尹功不可没。但是，后来将商王太甲流放的恰恰就是这位伊尹！权臣流亡商王，无论是出于忠心还是野心，都不是王朝之福！这或许就是周武王最终选择了周公旦而不是吕望的原因所在！

从吕望的封地也能看得出，周王室的姬姓子弟们对这位“大功臣”并不十分放心。吕望被封在了齐地，而齐地并不是故商的腹地，而是原来东夷部落的地盘。换句话说，周天子给吕望的是一块靠海的“蛮荒之地”！即便如此，周王室还是不放心，看看齐国周围，燕国、晋国、鲁国，都是姬姓封国。说白了，吕望的封地不仅是“蛮荒之地”，而且还处于周王室姬姓子弟的环绕、监视之中，这和周初的所谓“三监”几乎如出一辙。不仅如此，吕望被封为齐侯之后，并没有能够像其他诸侯一样之国，而是由儿子接管了齐国，吕望本人被留在了镐京，名义上是重用，可实际上与“监视”无异。吕望之上有了周公旦，其作用已经不大了，从后来的史料记录来看，吕望也的确没有太多发挥空间。因此，将吕望留在镐京，最大的作用就是“监视”！当然，顺带着也可以让他发挥发挥参谋的作用。

说到这里想必大家都明白为什么最终辅政的是周公旦而不是吕望了吧？说白了，周文王、周武王重用吕望不假，但是对他却并不完全信任。他们真正信任的还是自家的姬姓子弟，又怎么可能让吕望成为第二个伊尹呢？虽然伊尹离现在的我们已经非常遥远，但相对于周文王、周武王无非明清与现代的距离，在历史长河中，这点距离可以忽略不计，周文王、周武王对伊尹之事不可能不知道，他们又怎么可能让吕望成为第二个伊尹？

农民工老杨歪说历史

周代重血亲，这是周族人的传统。先周的时候太王古公亶父三个儿子，长子太伯、次子仲雍，为了让父亲传位给三子季历和季历的儿子姬昌而主动出走。建立西周的武王也得到了自己兄弟周公、召公的大力扶持。武王率周人杀入殷商都城朝歌，向天下宣布殷纣罪状时就是周公把大钺、召公把小钺夹辅武王。

西周建立后以分封制巩固自己的统治。分封制既以册命、礼仪把国名、疆域、臣属、庶民、军队等封给一个诸侯，这个诸侯就对周王有朝贡以及随同征战等义务。周的分封制受封者有：前代圣王之后，助周伐纣的功臣，早先归服的诸侯，还有姬姓血亲。受封最多的就是姬姓的血亲。荀子说是：立国七十一，姬姓独居五十三人。其实应该是不只。

周公是周武王同父同母的同胞兄弟，从一开始就帮助武王伐纣。武王其实在建立西周第二年就因病去世。这其间周公也曾为武王祝祷，这时候周公应该是武王身边最重要人，兼有至亲和重臣两重身份，只有这样的人才是武王最放心的托孤之臣。事实证明武王没有看错人。

武王死时继位的成王姬诵只有十二岁，周公践祚摄政，一共摄政七年。也就是说，周公是登上王位理政的。这时爆发武庚叛乱、三监之乱、东夷叛乱，都被周公一一平灭。三监还是周公的亲弟弟，也是武王的亲弟弟、成王的亲叔叔。管叔、蔡叔和霍叔也都是和武王、周公一母所出。周公杀管叔、放蔡叔、废霍叔，看得出来对于维护西周的统治非常有尺度。这样的事只能是周公这样身份的人去做，如果是姜太公这样的异姓，难免会引起更多的猜疑和不安定，这一点应该是武王早先想到的。

周公治礼作乐以治天下，把西周的统治纳入到“礼”的轨道上来，让周的统治比起之前的夏、商有了秩序感和法理。同时周公在平叛之后忠实执行武王遗愿营建成周。可以说周公虽不是西周一代国君，但在武王之后、成王之前、西周初年这个非常重要的时间点对于周的延续和统治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

沅汰

周朝开国的那段历史，由于被儒家（包括史学家司马迁）过度美化，其实有一些东西是被掩藏起来了的。包括周武王让周公辅政，而不是姜子牙辅政，其中就有非常多值得玩味的东西。

（周武王）

有人说，没安排姜子牙辅政的原因，是因为姜子牙太老。但事实是，那时候姜子牙还十分健康，而且史书记载他活到了139岁。虽然这个年龄可能不太靠谱，就像史书上记载彭祖活到800岁不靠谱一样，但至少，他活到了周成王都去世了，而周成王的儿子周康王都继位六年了才去世。由此可见，他确实比较长寿，也不老。

有人说，没安排姜子牙辅政，是因为姜子牙在他的封国里。确实，周武王获得天下以后，便开始对姬姓宗亲及功臣进行封国，并且对所有获封的诸侯说，让他们去把国家安定好后，就赶回来汇报。姜子牙去了齐国，只用了五个月就把国家安定好，然后赶回镐京汇报。在所有诸侯中，他是回来汇报得最早的一个。此后，他就一直留在京城镐京，基本上没回齐国去过。而周武王是在镐京登基三年后去世的。也就是说，他去世前，姜太公正在镐京。然而，他为什么却不让能力卓著的姜子牙辅政呢？

这不能不让人猜疑，周武王是否对他的岳父姜子牙有些不信任。

不够信任的疑点，除了上面说的没让姜子牙辅政外，还有一些原因。

（治理齐国）

比如，姜子牙的封国，在最边远的地区。齐国在春秋时期，经过管仲的经济改革以后，成为了一个富国。但是，在西周初年，那里绝对是一个贫瘠边远的地方。而且因为靠近莱国及东夷。莱国是商纣王的属国。东夷曾经被商纣王猛打，西周初年的时候，还和商纣王的儿子联合叛乱。可以说，姜子牙的封国是一个十分危险的地方。作为兴周灭商的第一功臣，为什么却获得了这么一块封地呢？

再比如，周武王在封国的时候，为了防止诸侯们造反，都要让诸侯的儿子们留在镐京。这种做法，从某种意义上，相当于留下人质。（这种留人质的制度，直到战国后期都还很盛行。）不过，其它诸侯留在镐京的，都不是嫡长子，只有姜子牙留在镐京的是嫡长子姜伋。要知道，嫡长子对于信奉周礼的周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姜子牙的嫡长子留在镐京，是姜子牙主动安排的？还是周武王要求的，现在已经搞不清楚了。不过，这事可以分析。若是周武王要求的，显然代表着非常提防姜子牙。若是姜子牙主动要求的，也说明姜子牙明白他所处的环境，才会这么做。

(姜子牙）

又比如，姜子牙到封国去，只用了五个月就把国家搞好，迅速回京。而周公的儿子在鲁国，干了三年，才回来汇报。姜子牙那么快回来，是他向周武王表明他能力很强呢？还是他担心周武王会猜疑他呢？这事也很值得玩味。他表明了他能力很强，周武王却不用他，这事就更值得玩味了。

后世对于周朝初年的分封制，多有赞美。尤其是儒家，更把当时的政治制度和礼仪制度当成是最高典范。但是，也不能不说，正是因为周初实行的这种制度，造成了后世春秋战国这样的乱世。

个人感觉周武王当时有可能也预想到的分封制的不妥之处，也存着朱元璋一样想法，让自己的朱姓王朝万年永固，只是没有朱元璋的杀伐果断，只是把把姜子牙打发到最贫瘠的东方，让他接触不了王权吧！这也是周武王不安排姜子牙辅佐周成王，而安排周公旦的原因（后世我们经常提到的周公解梦就是这位哦！也是鼎鼎大名，周公旦）以上内容希望可以帮您解惑！

热爱古文化的小青年

这个问题，有点通俗或者业余。

周天子与诸侯和关系，也不想后世想象的疏远，并且西周后期也是君君臣臣，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的关系！

现在讨论这个问题。

首先，在朝在野都是重要的。

小邦之君君临天下，它的内忧外患同时重要，枢臣与疆臣也不可能重其一轻其二！局面的维持需要共同努力。

姜太公作为功勋受封于齐，又是重要的军事首领之一，维护地方更加重要要。并且与周公旦携手平定“三监之乱”，这也肯定了其在西周集团中不可撼动的作用。

其次，“辅佐”用的太机械化。人首先是重要的，然后才被认为是重要的！国家行政中也一样，以前，看电视说：疆臣坐镇地方遥控中央视为大逆不道。但是用“辅政”来区别天地同样不正确！

作为异姓功勋能被封为“公”，相对周室其他功勋卓著根深蒂固的宗亲来说，这既是信任又是忠诚的表现！

一方面，齐国位置很重要，一身不能二职；另一方面，周室的家事。

其三，周室的卿室也有很多国公担任。例如，虢国公、郑庄公、卫侯等等，周武王留有幼子，在有人才、有机会辅佐幼主的情况下，不用最合适的人用什么？

这说明姜太公军事政治才能是有的，但也不能让其他实力派满意，毕竟，但是天下，最有实力的是姓“姬”的。

最后，说明一下，后世以证明：周公是成功的，但不代表姜太公也能这么做，也能成功！

不以姜太公为辅政，不说明姜太公不如周公在朝政中重要！

周公是姬发的亲弟弟，有能力，忠心辅佐王权，而这这天下最有实力的姓姬、又面临反叛，周室必须团结，姜太公能为得力干将，不能统帅大局做了姓姬家！

无名氏龘

殷商末年，商纣王暴虐残忍、杀害忠良、祸害百姓，引起天怒人怨。西陲小国周国，经历几代人用心经营，文王勤政爱才、善施仁德，为其子武王伐纣灭商奠定了基础。

大约公元前1050年文王崩逝，姬发继位，号为武王，沿用“受命”年号。武王继位后，继承父志，重用贤良，其心胸广阔、眼光长远，周国日益强盛。

约公元前1046年，武王联合庸、蜀、羌、髳卢、彭、濮等部族进攻商纣，讨伐暴君纣王统治下的商朝，此战称为牧野之战。殷商大败，纣王自焚于鹿台，殷商灭亡。周王朝建立，定都镐京（今陕西西安西南）。

灭商后的第三年，周武王由于积劳成疾、溘然长逝。临终时武王遗命，让其四弟周公旦即周公，辅佐他的儿子姬诵，史称“周公辅成王”。周公辅佐成王是一段历史佳话，后来汉武帝托孤时，就曾拿出此事表达自己的意图。“周公辅成王”已成为辅助幼主的象征。

姜子牙作为周文王的得力军师，在“牧野之战”作为武王的总指挥，为其出谋划策，助力武王伐纣，其才能智谋并不在周公旦之下，为何周武王临终却让周公辅助幼主？一直令人疑惑，人们饭后茶余也总会聊起。

姜太公偏任人唯贤，周公倾向血缘至亲

根据《淮南子》记载，姜太公问周公旦：“准备如何治理鲁国？”周公旦：“尊敬尊长，亲近亲人。” 姜太公：“那鲁国以后要衰弱了”。周公旦问：“你又如何治理齐国？”姜太公：“保举有贤之人，奖赏有功之人。”周公旦：“那齐国以后肯定会有君王被篡杀。”从这两人的对话可以看出，他们治国方式是不同的。

姜子牙治国理念必然会导致，随着时间推移君王病逝，这个天下会变成别人的天下，后来“田氏篡齐”就是很好的证明。周公的治国方式，哪怕国家衰弱，但政权最后还是在自己亲人手里。周公的治国理念深得周武王之心，与其基本一致，毕竟周武王还是希望把政权牢牢控制在自家人手里的。姜太公和周公都是武王最为得力的助手，而周公是武王的同胞弟弟，这一点与姜太公不同，因此，无论军国大事，还是其他的疑难小事，武王总是与周公商讨。

功高盖主，忌惮姜太公权势

周武王还有一个重要的考虑：姜太公在父亲在位时就统领兵权担任军师，深得人心，势力也逐渐强大，万一将来他拥兵自立，对周朝来说算是一个威胁。姜太公是西周建立的功臣，于国家于父王和自己都有功，所以将姜太公分封至靠近海边的齐国之地，也能让他颐养天年。

西周宗法治国、等级划分明确

西周建国以宗法制度为国家核心制度，同宗亲兄弟辅政符合宗法制度要求，“用人以亲”也是政策之一。亲亲尊尊是西周的组织纲领，远亲、外戚、异姓、功臣都排在至亲后边。姜太公是军师也是周成王外公，属于功臣也属于外戚。在宗法制度中排后，他不可能由外戚越过亲叔叔上位辅政，这与宗法制度不合。同时姜子牙属于外姓人，尽管是伐纣之战中的大功臣，但的确是外姓人。总不能把权力交给一个不姓姬的外人吧？姜太公也就被排除到了最高权力以外的位置。

周公自身有德有才有威望

周文王姬昌还在世时，周公非常孝顺，忠厚仁爱，胜过其他兄弟。姬发即位，姬旦也经常佐助辅弼，处理很多政务，奠定了周朝基业。在当时周公不仅是政治家、军事家，而且还是个多才多艺的诗人、学者。

相传他制礼作乐，制定和完善宗法制、分封制等各种制度，使西周奴隶制获得进一步的巩固。“制礼作乐”制定和推行了一套维护君臣宗法和上下等级的典章制度，确立的嫡长子继承制，即以血缘为纽带，规定周天子的王位由长子继承。把其他庶子分封为诸侯卿大夫，他们与天子的关系是地方与中央、小宗与大宗的关系，加强中央政权的统治，这就是礼乐制度，影响了后世几千年。

汉初大思想家贾谊评价周公曰：“文王有大德而功未就，武王有大功而治未成，周公集大德大功大治于一身。孔子之前，黄帝之后，于中国有大关系者，周公一人而已。”

“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已成佳话，后世亲人之间的权力争夺，完全与“周公辅成王”相悖。汉代海昏侯、唐朝玄武门之变、宋代斧声烛影、明朝朱棣夺权等，虽是“用人以亲”，但却多了为争权夺位，亲人之间相残的权谋、血腥和杀戮。

奕天读历史

姜子牙一直在镐京辅佐啊，

当时实际上是姜子牙、周公旦、召公奭三人辅政，大致排名是周公旦、召公奭、姜子牙，

成王时，自陕地（今河南陕县）以西，由姬奭（太保，三公之一）主管；自陕地以东，由周公旦（摄政）主管。

而姜子牙当时是太师，也是三公之一，没有就藩，和他的大儿子齐丁公在镐京辅政。

南朝居士

周武王，西周王朝的开国君主，在位19年。被尊崇为古代明君。

武王伐纣，周公辅政是中国历史上被千古传诵的美谈。

灭商三年后，周武王积劳成疾，溘然长逝，遗命弟弟周公旦辅佐儿子诵，史称周公辅成王。

周武王为什么选择周公，而不是姜太公辅佐成王？

作为明君，如何选择辅政大臣也一定会深谋远虑，有着政治家的战略眼光。

从最高统治者的角度来讲，应该会考虑以下几个因素。

一、可靠与制衡

历代帝王选择辅佐幼帝的大臣首先考虑的是其忠诚度，可靠性。选择自家兄弟自然要比外人更为可靠，即便做最坏的打算，就算周公有不臣之心，取代成王，江山也还在自家人手里。

周武王非常了解弟弟周公旦，深知他不是贪恋权位之人，众所周知，周公旦一生只对风水和相术痴迷，但是姜子牙却不同，七十岁高龄仍然想着建功立业，权力之心比较重，两者相比较的话，周公还是最适合的人选。

我们从历代幼主的辅政大臣都可以看到，辅政大臣里一定会有自家宗族有着血缘关系的近亲。并且辅佐幼帝，不仅要管国事，也还要处理家事，周公显然是更好的人选。

制衡考量

姜太公虽然为周朝立下汗马功劳，又是周武王的岳父，周成王的外公，但终究是外姓人员，从武王的分封就能看出这种端倪，姜太公功劳最大，却被封在偏远的齐地，齐地周围经常发生暴乱，商纣王的儿子还起兵反叛过，把自己的弟弟周公旦却分封在鲁地，这是一个美丽富饶的地方，比齐国之地好的多，这里就可以看出周武王开始在防范姜子牙了，这样就不会把国家大权交给姜子牙来掌管。

之所以选择周公而没有选择姜太公，周武王自然有他的想法，姜太公早年统领兵权，因此深得人心，势力也逐渐强大，周武王颇为忌惮姜太公的权势，担心他会拥兵自立，姜太公与他的关系，又不能除掉他，于是把姜太公封在偏远的齐地，让他远离政治中心。

二、才能威望。

周公，姜尚，都和周武王并肩作战，周武王非常清楚两人的特长，选择自己弟弟，可以说是任人唯贤，人尽其用。

具体说说他们的特点。

姜尚

周、姜二公都是文武全才，但是姜太公的的特点更多的是在军事上，姜子牙一直以来是周文王和周武王的军师，擅长具体的军事谋略，战役指挥。从我们现代的军事理论上来讲的话，既是帅才，也是将才。姜子牙被历代皇帝和典籍尊为兵家鼻祖、武圣，他所编著的军事著作《六韬》为后世的中国著名的军事家孙武、鬼谷子、诸葛亮所学习和借鉴。

国家治理上，姜太公在其封地上也把齐国治理的井井有条，但是这种治理只是地区性的治理。在全局及整个周国宏观治理上，则需要更强的思想，理论，及一套完善的治理体系。

周公

武王姬发和周公姬旦是周文王十来个嫡出儿子中最聪明能干，德才兼备的两个儿子。在周文王时代作为他的左膀右臂辅佐他治理封地，并发展壮大，最终到可以与殷商一绝雌雄。在一起长大的兄弟，自然是非常了解自己弟弟的人品和才华。

来看看周公政绩

在周王朝立足未稳的情况下，在他的带领下，周朝二次克殷，统一东方，建立以成周为中心的军事政治中心，在周公的辅佐下，周王朝从开始建国的立足未稳，危机四伏。到周公还政时，江山稳固，从上到下井井有条。

他被尊为儒学奠基人，为周王朝800年的基业，以及为后世长达几千年的封建制度奠定了基础。是杰出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教育家，被尊为“元圣”和儒学先驱。

所以周公在治理国家方面的能力以及威望要高于姜太公。可见选择以周公辅佐成王是一个成功的选择，体现了周武王的政治远见和战略眼光。

三现实考虑 ——年龄

有人说没安排姜子牙辅政的原因是因为姜子牙太老了，但是事实上那时候姜子牙还非常健康，而且他活到了周成王都去世了。

这种观点是马后炮，谁能预测姜子牙的年龄？

当时的生活环境人平均寿命三十多些，姜子牙高寿属于极小概率事情，周武王决绝对不会拿姜子牙的长寿来赌江山的稳固。

周文王请姜子牙出山的时候，他已经72岁了，在古代那个时候已经是非常高寿的老人了，然后又辅佐文王和武王两代君主，年龄至少也有八十有余了，这样的老人随时都有可能西去，如果辅政的话，万一不测，周成王还小，又得动摇国本，这样就得不偿失了，况且周武王一生尊敬姜子牙，尊姜子牙为相父，周武王也希望姜子牙能够安享晚年，以报辅政之恩。

周公旦不仅能力强，而且他是周武王的弟弟，在年龄上很有优势。

后来事实证明，周武王的选择是相当正确的，选择周公和召公来辅佐幼子，后来周公也在周成王二十岁的时候，把朝政大权还给周成王，也算是完成了哥哥临终前的嘱托。

历史逸事

让我们暂时忘记《封神演义》，看一看周武王、周朝政权当时面临的严峻形势，我们就能得到这个问题的答案了。

周武王面临复杂的治国形势

周武王灭商后，面临的局势非常严峻。

首先，就是如何治理商朝留下的广大地区。

由于商朝统治范围大，统治时间长，他的残余力量还十分强大。

商朝的贵族生活是十分奔放的，其奔放程度，比之后来的罗马都不遑多让，从《尚书》、《诗经》的篇章中，我们能发现，商朝的贵族有浓烈的奢靡酒风。

商朝的经济形态也是多样化的，畜牧、农耕、商旅，各种经济都十分发达。

对于周朝来说，长期单一的农耕生产方式，相对严格的贵族生活方式，都与商地格格不入。

因此，对于商朝的遗留贵族来说，他们当初或许不满纣王的统治而支持讨伐纣王，但他们却很可能很难接受周人带来的生活方式。

同时，如东夷等地，当时许多部族都接受了商朝的统治，显然，这些原本就是“夷狄”的部族，可不会随着商朝的灭亡而效忠周朝。甚至，在三监之叛时，这些部族都响应了原商朝势力的号召，参与了叛乱。

因此，周武王在灭商后，常常夜不能寐，忧虑不已。常找商贵族请教存亡之道。

周武王过早去世，形势更加危急

屋漏偏逢连夜雨，就在各种问题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时，周武王去世。年幼的周成王即位。

在严格的嫡长子继承制确认前，各朝代没有明确的继承制度，有父死子继的，也有兄长弟及的。周武王本人，当时就是越过他哥哥伯邑考成为接班人的。

因此，当时周武王过快去世，当时具备继承资格的人很多，周公本人，以及当时在商地监视的蔡叔、管叔等人，都理论上具备继承可能。

因此，周武王去世时，“天下未集，群公惧”。这样的局面，决定了必须由重臣来摄政，辅佐年幼的成王面对挑战。

为什么不是吕尚

对于吕尚，很多朋友可能都以为他是类似于诸葛亮一样，什么都一把抓的人物。实际上，这是一种误解。

在周武王时期的决策集团中，吕尚以周武王老师的名义执掌军事；周公处置日常政务；召公、毕公作为周武王左右顾问，协助决断。

因此，此时不选定吕尚，而选择周公辅政的原因就很直观了：

1、专业分工上，此时已经结束灭商大业，进入以政治治理为主的时代，自然以原本负责处置政务的周公担任摄政。至于军事家吕尚，去到齐地就封，在需要战争时，还可以配合周公，对假想敌商族残余形成夹击之势。

2、身份上，吕尚是当时决策中枢中唯一的外来人才。即使武王愿意以吕尚为摄政，也难以有效压制周族出身的功臣、实力派。

后来，管叔等就借口不满周公摄政而发动叛变；假想，如果当时是吕尚摄政，那么，这个局面就很可能变成大批周族功勋反对外来吕尚的叛乱，那叛乱规模可能会比历史上真实发生的规模要大许多。

布局收到的效果，影响了中国数千年

以周公辅政，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当三监诸侯结合商朝残余势力叛乱后，周公迅速发布了讨伐的命令。

平叛的具体过程如今已经难以完全复原了。

但是，大致方略是：周公自己率领王师主力自西向东；吕尚率领齐军从东往南打；伯禽率领鲁军从北向东南进军。彻底击败了叛军，同时，消灭了五十多个东夷诸侯。

这次战争，是对牧野之战的补充，是真正彻底击败了商朝强大的残余势力。

在此次战争结束后，周王朝才有了底气推行一系列，对中国后来历史产生深远影响的制度。

通过更为系统严格的诸侯分封制，建立了从上到下、彻底系统的分封制，使得华夏的凝聚力得到了真正的增强。

周公创立的严格礼治，虽然持续的时间不长，但是，《周礼》却长期影响了中国人的行为规范。

而周公完善的宗法制，则在很长时间内，使得稳定、有序的宗族力量，成为足以配合政府进行有效统治的基础力量。也使得今后中国的政治权力传承有了基本的规范，这对后来维护中国的长期稳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周武王选择周公辅政，绝非无奈之举，这个举措，实现了周武王想要，却没来得及实现的政治理想，对周朝政权，甚至整个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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