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之志”是一个颇具经典意义的学术思想史命题。按照通说，司马迁的志向，可不是成为今人习以为常的历史学家，而是要成为像孔子那样的思想家。因此，司马迁写《史记》其实有一个预期，那就是像孔子修订《春秋》一样，写成一部具有思想指导意义的“经”书，而不仅仅是一部“史”书。从后来的情势、格局来看，司马迁的预期显然是落空了。孔子的《春秋》，在今文经学的视野中，几乎可以说是古典中国的宪法，甚至是居于宪法之上的高级法；但是，司马迁的著作却被后世定名为《史记》，尽管被列为二十五史之首，毕竟只是一部“史”书。
从时间维度上看，在黑格尔与施米特之间，还有两个更加重要的德国思想家，那就是影响更大的马克思与恩格斯。1848年，30岁的马克思与28岁的恩格斯共同完成了《共产党宣言》。在这篇深刻影响世界的文献中，马克思与恩格斯也没有忘记建构世界史。就在这篇文献的第一节，他们以开宗明义的方式写道：“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里所说的“一切社会的历史”，就是世界史。正是这样的世界史，为19世纪、20世纪的无产阶级革命提供了思想依据。
从古典中国的孔子与司马迁，从近现代德国的黑格尔与施米特，特别是通过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方式，我们可以发现一个规律：思想家离不开世界史，思想家对世界史总是有一种强烈的依赖。原因何在？世界史的魅力在哪里？对此，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论”提供了简洁而精准的答案。章学诚的著名论断可以解释为：经的内容其实都是史。《圣经》是神圣的经，但是，翻开“摩西五经”一看，其实都是犹太民族的早期史。由马克思开其端绪、由恩格斯最后完成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在外在形态上是史，但是，列宁在1919年的《论国家》一文中，却说它是“现代社会主义的基本著作之一”，显然，列宁是把这部研究人类起源的“史”定位为现代社会主义的“经”。思想家为什么喜欢建构世界史？我的回答只有四个字：经由史出。（via 社会科学报 点击“了解更多” 获取全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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