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十四史裡，“前四史”的評價最高。這四本書分別是司馬遷父子的《史記》、班固父子的《漢書》、范曄的《後漢書》和
陳壽的《三國志》。《後漢書》與《三國志》論時代則後漢在前，論作史時間則陳壽早於范曄一百多年。陳壽原先是蜀國人，他的老師就是投降派人物譙周，所以蜀亡後陳壽也變節到晉朝做官。他編寫《三國志》，以曾經的敵國曹魏為正統，黜蜀吳為偏霸，並且發明了“迴護法”，在史書中專門為尊者避諱。我們只要對比《後漢書》，就可以看出《三國志》裡迴護的地方了。
《三國志》中的迴護法
范曄是南朝人，比陳壽晚了一百多年，他寫《後漢書》的時候，距離漢末已遠，不存在利益相關，因此能夠秉筆直書。而陳壽的《三國志》寫於西晉統一後不久，許多三國人物尚在人間，就連篡魏的皇帝司馬炎仍在執政，所以修史的時候無法做到完全的客觀公正。而且陳壽是晉朝的官員，得對晉朝的相關人物進行曲筆迴護，造成《三國志》部分內容過於簡略以及失實的毛病。
《三國志》的《魏書》記載說漢獻帝委任曹操為翼州牧，《後漢書》則直接說曹操自領翼州牧，凡曹操為丞相、稱魏王、加九錫都寫作“自為”、“自進”，以此來說明曹操把持朝政的現實。至於曹丕篡漢，《三國志》說是獻帝見眾望所歸、人心繫魏，才召集群公卿士，獻出玉璽，主動禪位；《後漢書》則直言“魏王丕稱天子，奉帝為山陽公”，說明禪位並非獻帝自願。
寫到魏末時，陳壽又仿效曹魏篡漢的筆法，描繪曹魏如何主動進司馬懿為丞相，加司馬師太師，尊司馬昭魏王等等，寫得不厭其煩。《魏書》裡，蜀吳二國君主的亡故皆不記載，並且直呼其君名為“備”與“權”；《蜀書》與《吳書》中，凡涉及曹魏君主的，都尊為“曹公”、“魏文帝”、“魏明帝”等等。
不過《蜀書》中稱劉備和劉禪為“先主”及“後主”，不呼其名；《吳書》則直稱“策”、“權”、“亮”等。陳壽雖然不敢用“昭烈帝”來稱呼劉備，但也不願意直呼其名，因為陳壽曾是蜀臣，這也是他的一點小心思了。
《三國志》為司馬氏諱惡
“為尊者諱”是孔子修《春秋》的一個方法，他認為國君遭受欺辱，臣子修史就應當曲筆掩護，就像父親被人欺負了，兒子不能直筆記載下來，而是要在文字上作些掩飾。所以明明是晉候召周王來河陽，《春秋》卻曲筆說周王自己狩獵於河陽，這是美化周王被諸侯命令的屈辱，也是“為尊者諱”的本意。但是孔子的避諱法也是有原則的，對於殺父弒君等罪大惡極的事，《春秋》都是直接發露的。而陳壽的迴護法卻完全扭曲了“為尊者諱”的原則，不僅諱言國君的恥辱，而且還積極為國君隱惡。
司馬師廢曹芳，本是大臣專權所為，卻被陳壽改完了面目。《魏略》明白的記載說司馬師派郭芝入宮廢立，當時太后正與魏帝曹芳下起，郭芝便說：“大將軍欲廢陛下。”太后不高興，說：“我欲見大將軍。”郭芝便恐嚇道：“大將軍何見耶？”太后無奈，只得交出玉璽。而《三國志》卻寫成太后如何下令，如何批評曹芳無道不孝，如何說明他罪有應得。明明是司馬師脅迫太后廢立曹芳，陳壽卻寫成曹芳惡貫滿盈，太后才下令廢掉他，實在是顛倒黑白，全為司馬氏隱惡。
關於司馬昭弒君的記載，更是《三國志》的一大汙點。《漢晉春秋》、《魏氏春秋》及《世語》諸書都記載說魏帝曹髦見威權日去，心有不甘，想要向司馬昭討權，才發甲於凌雲臺，驅車是討伐司馬氏。司馬昭急令賈充出來阻攔，當時丞相府的士兵都不敢妄動，害怕對皇帝用武。賈充便對成濟等說：
“公畜養汝等，正為今日。”
於是，成濟令命上前殺害了曹髦。後來為了風控，司馬昭處死了成濟，但誰都知道成濟只是一個替罪羊而已。《三國志》關於這段事卻絕口不提，只說“五月己丑，高貴鄉公卒，年二十。”後面便抄錄一份皇太后的令，歷數曹髦的罪惡，說他“情性暴戾，日月滋甚”，非但不聽管教，居然還想鴆毒太后；又抄錄大臣們的奏疏，說“高貴鄉公悖逆不道，自陷大禍”。把惡名全部都推到了曹髦身上，將其搞黑、搞臭。接著又抄錄司馬昭的奏疏，稱魏帝起兵衝向相府時，司馬昭曾下令不準傷害皇帝，結果成濟不聽命令，誤傷了曹髦，現在“臣即敕侍御史收濟家屬，付廷尉，結正其罪。”讓人讀起來，彷彿司馬昭非但沒有授意弒君，而且還為曹髦了報仇，反而有討賊之功。至於成濟如何抗拒捉捕，如何跑到房頂去怒罵司馬昭，《三國志》一字不錄。
司馬昭是司馬炎的父親，《三國志》寫在司馬炎當政的年代，自然不能秉筆直書，但陳壽的迴護法無形中達到了為司馬氏隱惡的效果。假使沒有其他史料傳世，歷史的真相就這麼被正史給歪曲了，可謂是全書的一大汙點。
陳壽
《三國志》也為曹魏隱惡
按理來說，陳壽出仕於晉朝，迫於官方壓力，為晉室隱惡也算情有可原。但是《三國志》在當年並不是官方正史，而是私家著述。直到陳壽死後，官方才下詔讓洛陽令到其家中取書。因此，陳壽寫《三國志》的時候沒有受到官方的直接壓力，他的迴護法更多還是基於內心中的自我審查。他害怕得罪朝廷，所以為晉室隱惡，但是這種自我審查也有過度的傾向——那就是繼續為隔代的曹魏隱惡。
《後漢書》寫漢朝大臣反抗曹操，都是用“欲誅”的字眼，說明曹操是漢賊。《三國志》則指責耿紀、韋晃等人討伐曹操的做法是謀反。董承奉漢獻帝之命密謀誅曹，結果被曹操殺害，《三國志》用了“伏誅”的字眼。《後漢書》記載華歆從密室中將伏後揪出來殺害，而《三國志》的《華歆傳》卻無一字涉及之此事。《武帝紀》則說：
“十一月，漢皇后伏氏坐昔與父故屯騎校尉完書，雲帝以董承被誅怨恨公，辭甚醜惡，發聞，後廢黜死，兄弟皆伏法。”
“伏法”是依法被處以死刑，可是按《三國志》的說法，伏後不過是給父親寫書說皇帝恨曹操而已，這究竟凡了漢法裡的什麼罪，丞相居然能夠判皇后死刑。
或許在陳壽看來，曹氏欺凌漢室與司馬氏欺凌曹室的歷史太像了，要想美化後者，就得先美化前者。而且如果秉筆直書的話，難免會受到經常官方的聯想，以為自己有什麼影射的嫌疑。所以乾脆全部進行隱惡罷。
《三國志》告訴我們，歷史是勝利者寫的——或者，至少是在勝利者的壓力下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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