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慧保天下保險大會，一些關鍵詞被頻頻提起：分化、突圍、定位、抉擇、重構等等，氣勢宏大，但也透露出某種焦慮。
焦慮可能來自“現實與可能”、“當下與未來”之間的不確定性，如何降低這些不確定性？最好的方式就是不要忘記為什麼出發——既然選擇遠方，何懼風雨兼程。
富德生命人壽董事長方力受邀出席“2020年慧保天下保險大會”並發表了題為《既然選擇遠方，何懼風雨兼程——轉型發展在路上》的演講。
在演講中，她旗幟鮮明地拷問保險業初心，並回溯了保險業過去40年知之艱難、行之坎坷的跌宕歷程，以及從初心蕩漾到知行合一的迴歸過程，同時以富德生命人壽作為鮮活案例，詳述了一家險企從偏離到迴歸的思考與實踐。
方力從業23年，一半時間謀監管，一半時間謀經營，豐富的從業經歷，使其在觀察行業和監管的時候又多了一層換位思考以及設身處地。
她指出，壽險業40年發展有其歷史必然性，不管個人、企業還是整個行業的發展之路都不可能一帆風順，因此也不宜妄自菲薄，但保險行業如今正處於從高速度發展向高質量發展轉換的關鍵時點，風雲變幻，保險業也唯有直面挑戰，躬身入局。
這既體現出保險行業在新時代國計民生中發揮更大作用的擔當，同時也體現出方力作為職業經理人引領曾經的問題公司探索符合自身發展路徑的擔當。
下文根據方力在“2020年慧保天下保險大會”上的演講實錄整理（大標題以及內文小標題為編者所加）
富德生命人壽董事長 方力
行業知行合一的歷程回溯：知之艱難，行之坎坷
十九大以來，中國共產黨一直在進行“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的主題教育活動，我想所有的保險人也有必要進行這個教育，拷問保險業的初心是什麼，使命是什麼。走得再遠，也不能忘記出發時的目標，不能忘記要去的方向。
保險起源於歐洲，如今已有數百年曆史。
第一張比薩保單簽訂於1384年，承保海難海盜的損失補償責任；
第一家火災保險公司1667年在倫敦成立，1666年發生的著名倫敦大火導致20萬人無家可歸，倖存者希望有一個制度能夠補償因火災帶來的經濟損失；
第一家壽險公司公平保險社於1762年在倫敦成立，使用了費率精算技術，可以更公平地為保險公司承擔的賠償責任定價，具備了現代保險的要素。
回顧歷史可以看出，現代保險業的誕生，無論人身險還是財產保險，都是基於對風險的分擔和轉嫁，保險的核心功能就是損失補償，保險業的初心就是為企業和個人提供保險保障。
中國保險業直到改革開放後才真正發展，這四十年間認識並保持初心的過程可謂兜兜轉轉，九曲十八彎；迴歸保險初心的過程，不可謂不曲折艱辛：
前20年，行業基本處於“無方向引導、無風險意識”的探路期。
行業初心本淳樸，1980年保險復業後，最早只有中國人保一家，主打的是簡易人身險和意外險，都是堂堂正正的風險保障型產品。1994年至1997年，高通貨膨脹這個外因和個人營銷隊伍快速發展這個內因的疊加，使得長期壽險迅猛發展；1996年央行連續8次降息，一年期利率從10.98%降至1.98%，不僅產生了鉅額利差損，何去何從的選擇，直接關乎到行業的生死存亡。
於是承載著理財功能的分紅、投連和萬能險應運而生。隨著1999年分紅投連萬能險的引入，壽險業經歷了波瀾壯闊的十年，十年間行業
初心已然盪漾，保險資產規模在2004年破萬億大關後僅用四年時間攀升到4萬億，市場主體從12家增加到56家。2009年，保監會首次發文呼籲發揮行業的保障功能。國壽上市、國十條出臺，銀保超個險等一系列事件促進了理論界的研究和探討。後20年，經過對保險功能的反思和審視，經過理論和時間的反覆探索，行業才逐步迴歸初心，達成迴歸保障的行業共識。
2009年原保監會發布了旨在呼籲行業發揮保障功能、加快結構調整的指導意見。自2014年起，監管部門就開始規範高現價產品，至2016年後更密集出臺制度“補短板”，並展開了“保險業姓保，保監會姓監”的大討論。在這20年，行業內部對於保險投資功能還是保障功能一直爭論不休，各家公司的經營理念也不一樣。
2018年以來，行業頂層設計進入新時代、新方位，就行業發展邏輯而言，整體處於急遽變革、深度分化期，轉型是大勢所趨，是順勢而為，“大爭之世”，深刻認識轉型的必要性，堅持高質量發展的初心。
一是監管導向催生轉型。2018年銀保監會合並，強化“穿透式監管”，近年來監管政策密集出臺，監管的廣度和深度大幅提高，處罰的力度進一步加大。同時，監管也在引導行業關注發展模式等深層次問題。
償二代二期工程的推進加快了轉型的進度。最新測試結果顯示，償二代二期實施之後，行業平均償付能力充足率可能會有一定下降，但有價值的保障型業務還能繼續貢獻資本。
二是會計準則的改變倒逼轉型。國際會計準則IFRS17的實施將是一個大變革，至少帶來兩方面的重大影響。一方面，保費收入的確認口徑將出現重大調整，投資部分不能再確認為收入。新準則的實施將是潮水退去的時候，誰在真正做保險，將會一目瞭然。
另一方面，業務價值的評判更加清晰、透明。業務價值通過當年度利潤直接顯性化：有價值的保障性業務能立即體現出利潤，而低價值甚至負價值的業務直接體現為當年虧損。會計準則的這一變革將進一步推動行業迴歸本源，把保障性業務放在突出位置上，強調業務的價值屬性。
三是轉型發展已成為行業主旋律。經過多年的持續高速增長，保險行業在取得舉世矚目成績的同時也積累了很多深層次問題和矛盾，代理人密度接近成熟市場水平，人海模式的發展接近尾聲。
從市場主體來看，各家公司都在尋求轉型，從過往對規模的追求轉變為對價值穩定增長的追求。
一方面，老牌大型公司憑藉較為深厚的隊伍基礎，同時緊跟新形勢的變化，整合資源，以走科技賦能路線為主進行戰略擴張，進一步擴大競爭優勢。
另一方面，外資公司異軍突起，發展後勁十足。隨著保險業的進一步對外開放，其他外資保險主體也將會在中國市場投入更多的經濟、人力、智力和技術資源，發展潛力不容小覷。
富德生命的探索：在磨礪中得到成長
知之已不易，行之更艱難。認知的反覆，使得行業在摸著石頭過河的前行道路上不可避免地經歷坎坷。我在富德生命人壽已經十年頭，下面講講富德生命的故事。在轉型發展的大環境中，富德生命作為中小內資公司，也得正面回答這道必答題。
和大部分中小公司一樣，富德生命也經歷了很多的迷茫、探索。富德生命的發展歷程，業內人也都知道。2015年市場排名一度上升到第三，那個時期，不少小公司還南下來取經。隨著2016年全行業約束萬能險、高現金價值及中短存續期業務，2017年公司進入特殊時期，資本補充受限，總保費規模從接近1800億急墜到1154億，降幅超過42.5%，流動性壓力陡然上升。
從更深層次的發展戰略、經營策略來看，也正由於對初心認識的淺薄，使我們經受了陣痛。
比如在渠道定位上，個險雖然被定為 “立司之本”，但很長一段時間內實際倚重銀保渠道。
比如在財務資源上，大包乾制雖然調動了分支機構積極性，但出現了短期和中長期資源配置比例不適當、機構間發展不平衡問題。
比如在負債成本管控上，原來投資環境好，覺得成本管控不重要，認為只要投資收益高一點就能覆蓋。
再比如償付能力，由於業務擴張消耗大量資本，完全依賴股東增資，償付能力一度持續承壓。
過去走的主要道路，通過銀保渠道迅速做大規模，並通過高風險、高收益項目的投資覆蓋高成本，這種模式到了經濟去槓桿、金融業防風險、保險行業迴歸本源的今天，已經走不通了。由於在產品設計、渠道建設、品牌影響力、人才技術等方面缺乏明顯優勢，受到134號文帶來的衝擊較老牌大型公司更大，這些都倒逼公司切換經營重心，調整經營策略，尋求轉型之路。
不管個人、企業還是整個行業的發展之路都不可能一帆風順。既然選擇了遠方，就必須扛過風風雨雨。保險業本質上是經營風險的行業，發展關鍵是基於風險的資產負債匹配管理。
近幾年來，在銀保監會的指導下，富德生命人壽一方面守住了風險底線，現金流和償付能力都滿足要求，另一方面在價值型業務發展上，也進行了探索突圍。可以說，已經度過了最艱難的一段時光，也逐步摸索出一條適合自身的轉型發展路徑。
2019年以來，我們持續加強營銷管理、加大營銷投入，和專業的培訓機構合作，在分支機構中開展專業化經營試點，初步扭轉了過去的人海戰術和業務增長靠當年新增人力的被動局面。銀保業務也逐步從躉交轉向價值期繳，成效明顯，但每一步都很艱辛。
在負債端，我們著力向長期價值業務轉型、控制費用優化投產比、“量出為入”確保流動性。銀保方面減少700多億躉交併全面停止規模類期交業務，大力發展價值期交業務；個險則努力從“增員驅動”向“專業能力驅動”轉變，去年通過試點，在人力下降近40%的情況下保持了個險保費平臺的基本穩定。
在資產端，在新增投資受限的條件下，通過盤活存量資產、優化資產結構提升收益，為化解流動性風險、保障償付能力提供保障。公司自推進轉型以來，保持了流動性穩定，在沒有增資發債的情況下償付能力站穩120%，並從2016年的大幅虧損到近3年持續盈利。
2020年是富德生命成立的第19個年頭，按人來論，已可算作成年。2018年我在公司內部提出“富德生命要做一家好公司”的設想，以期構建成熟的壽險企業經營價值觀，通過“結構優化、價值提升、效率提高”，擺脫粗放式發展的路徑依賴，走出一條精細化、專業化、集約化新道路，實現高質量轉型發展。做一家好公司的開放式倡議，得到了各層級員工的積極響應，他們給“好公司”賦予了很多內涵，並從多個方面進行探索。
有句詩很美，任何一朵雪花都認真飄落。富德生命是行業的一分子，是漫天雪花中的一朵，我們有責任不忘初心、也將保持戰略定力，讓這個行業更美麗更純潔。
熨平焦慮情緒的幾點心得體會
站在2020年1月3日這個歷史時點，和大家共同探討壽險業的過去與未來，正當其時，意義深遠。曾國藩有句話很精闢：天下事，在局外吶喊議論，總是無益，必須躬身入局，挺膺負責，方有成事之可冀。面對國家需要保險、社會需要保險、老百姓需要保險的大好形勢，我們更有責任成為保險業再出發的新動能。綜觀行業和富德生命的轉型發展，我有幾點體會。
一是壽險業40年發展有其歷史必然性。
壽險業所具有的功能與社會經濟發展密切相關，宏觀和微觀的經濟社會環境，對壽險業發展有著重要的影響和制約。行業用40年時間，走過了發達國家上百年甚至數百年走過的路程，由於發展的階段性和歷史侷限性，做了一些短期容易而不一定對的事。
但沒有歷史的高度看待問題，就會陷入歷史虛無主義。我認為，走過的彎路是必然的，也是成長的代價。
事實上，40年來總體上我們缺少很多東西：缺少頂層設計，缺少方向引領，缺少政策支持，缺少專業人才，缺少理性和寬容。但也正是因為這些“缺少”，才造就保險業擁有更多，那就是頑強、進取、創新和學習。
保險行業積累的財富絕不僅僅是20萬億資產和成為全球第二大市場等有形的數字，而是數字背後更為可貴的無形資產。所以我永遠不會說：如果按照復業之初的邏輯走下去，行業發展可能會比現在更好。
二是保險是偉大的行業，當前處於歷史上最好的時期。
從政策空間看，從2006年的“國十條”到2014年的“新國十條”，再到剛發佈的《中國銀保監會關於推動銀行業和保險業高質量發展的指導意見》，及即將重磅推出的《關於促進社會服務領域商業保險發展的意見》，保險業在新時代的國計民生的宏大敘事中，仍有其獨特優勢和重要作用。
從經濟結構調整和人口結構演化看，保險是結構調整的受益者，經濟升級和人口老齡化催生出對保險的巨大需求。
從新技術發展對保險業的推動看，5G、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新科技的發展為保險業服務的多樣性和便捷性提供無限可能，同時也會催生出新賽道、新模式。
從國民保險意識的提升看，隨著國民保險意識的提高，國家改革開放的深入，保險公司的營商環境也有了巨大改善。
從從業人員的素質進步看，20多年前，我從醫科大學碩士研究生畢業，是在家人和周圍眾多人的反對和質疑聲中進入壽險行業的，在幾年前甚至有人用“丐幫”來形容這個行業。現在這些現象已經得到極大改善，很多高學歷的從業人才律師、醫生等傳統精英人才加入到保險行業，直接從事保險銷售。
三是行業的健康發展需要共同守護，希望給予中小公司更多寬容和空間。
首先，監管是引導行業迴歸初心、守住初心的重要約束力量。回望過去，監管也走過了一條艱辛探索之路。比如，本世紀初，按照我國當時的會計準則，以規模保費確認保費收入，償付能力監管制度也是規模導向，不論業務結構、承保質量、風險管理水平如何，只要規模相同，資本要求就一樣。
面對穿越新週期這一課題，應做好行業發展規劃的頂層設計和制度安排，各方遵循客觀規律共同推進。
其次，轉型不能一刀切，齊步走，希望給予中小公司更多寬容和空間。當前全行業20 萬億元的資產規模比四大行中規模最小的中國銀行22.61萬億還少。
九十多家壽險公司發展很不平衡，有深耕市場30多年的頭部公司，他們起步早，交學費的時間早，因而轉型發展的基礎好，是守住行業初心扛起行業使命的中堅力量；
有的外資公司，一直堅守賣保險保障產品，堅定賣價值產品，而今守得雲開見月明，是行業初心使命的積極踐行者；
還有很大一部分中小公司，前期以中短存續期業務為主，現在發展轉型，既面臨著銷售隊伍和銷售渠道不匹配、產品不適應等問題，還需處理存量業務的現金流問題。
因此，轉型要基於現實承受力，對中小公司要給予寬容和耐心，提供更為寬鬆的輿論環境、市場環境和監管環境，幫助其穿越週期。此時此刻，我最想說的一句話：法治是最好的營商環境，理性是最好的政策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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