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明史》中有這樣一句話，“

中外乂安，海內殷阜”，描述的正是明朝中後期“萬曆中興”那15年的繁盛景象，而造就這“萬曆中興”盛景的明神宗“朱翊鈞”，時年卻年僅25歲。換句話來說，10歲登基的明神宗，剛一上任就立馬開始了大刀闊斧的改革，然後才得以造就“萬曆中興”之盛景，但很明顯，一個10歲的孩子顯然是做不到這種程度的，唯一的可能，就是他身邊的輔政大臣“張居正”在幫他。

誠然，10歲登基的明神宗“朱翊鈞”，縱然他再厲害，再聰明，也不可能以十歲的年紀就知曉治國之道的，畢竟年紀屬實還是太小了，能不能明辨是非都還是一說，再加上明朝時期那落後的教育制度，儼然是不可能將年僅10歲的明神宗打造成一個“驚世之才”的。

否則也就不會出現“明神宗怠政三十年”的典故了，就像近代著名歷史學家“孟森”曾說過的一句話，明神宗晚期“怠於臨朝,勇於斂財,不郊不廟不朝者三十年,與外廷隔絕”，赫然就是一副終日只會宅在深宮大院無所事事，且只顧自己開心的“宅男”模樣！——《明清史講義》

筆者相信可能還有人會認為，難道就不能是明朝的歷代帝王已經給“明神宗”鋪好路了嗎？畢竟明朝再怎麼著也是一個推行“君主專制”、奉行“高度中央集權體系”的封建政權，故而，也就意味著明朝大多數政治事務的最終決策權，終歸都還是把握在明朝統治者手上的。

然而，即便是明神宗之前的歷代明朝皇帝已經給他鋪好了路，已經逐步完善了明朝“皇權”的統治體系，初步實現了高度中央集權的進程，讓明神宗完全有可能實現大門不出、二門不邁的處理政事。

諸如明朝的“內閣”制度，由內閣大臣提交上來的一系列重要政治事務，幾乎都已經將解決辦法清清楚楚的寫在了“票擬”之上，明神宗只需要“批朱”、然後再蓋個章就完事了，甚至有些不重要的事務就全權交給“司禮監”去處理，皇帝根本看都不用看一下的。

但這樣無疑也就意味著官僚集團的意志已經凌駕於皇權之上，只要大臣能想方設法的讓皇帝同意“票擬”上的提議就可以，然後具體的執行工作就可以聽憑官員的意志了。畢竟誰讓明神宗作為當朝的統治者，卻不理朝政，基本就不怎麼關心民生大事呢！

況且，明朝中後期的官場腐敗，明神宗怠政那30年更是明朝史上有名的政治混亂時期，諸如公元1586年，明神宗執政時期的“國本之爭”，也就是明神宗選擇立“朱常洵”還是“朱常洛”為皇太子一事。

按常理來講，這“立儲”之事本來應該是一件極為簡單的事情，按照封建時期一貫奉行的“長子繼承製”流程走一趟就完了，可是問題也正是出在了這裡。

嫡長子“朱常洛”乃是明神宗和慈聖太后宮中的一個宮女，也就是後來的“萬曆皇后”所生，但萬曆皇后卻一直都不受寵，所以明神宗其實也並不怎麼喜歡這個嫡長子，而是想要立由明神宗的寵妃“鄭皇貴妃”所生的幼子“朱常洵”為太子，故而就一直以“元子嬰弱，稍俟二三年舉行”的理由拖延，試圖一拖了之。——《明史紀事本末·卷六十七·爭國本》

如此一來，大臣又不願意了，因為大臣以及慈聖太后都想立長子朱常洛為太子，一來二去，就這麼爭了15年，結果最終還是以大臣勝利而告終，“立皇長子常洛為皇太子，封諸子常洵福王”，也正是在這次事件的打擊下，讓明神宗深感身為天子，卻被大臣所制，自此與大臣鬧掰，更為怠政。——《明史·本紀第二十一·神宗二》

南京各道御史後來也曾因此上諫，“臺省空虛，諸務廢墮，上深居二十餘年，未嘗一接見大臣，天下將有陸沈之憂”，然而並沒有起到什麼作用，明神宗依舊怠政不見。——《明史·本紀第二十一·神宗二》

• 同時，這次事件一方面說明了明神宗執政時期的朝政混亂，“皇權意志”已經基本受制於“官僚意志”。
• 另一方面也間接的證明了明神宗執政初期的“萬曆中興”，確實並非出自明神宗一個人之手，也並非是歷代明朝皇帝的積累所致，而是有著輔政大臣“張居正”這樣一個神助攻才得以實現的。

那麼問題來了，張居正又是如何幫助年僅10歲，且又是初登大寶的明神宗實現“萬曆中興”的呢？今天筆者就從張居正再萬曆年間的一系列作為為主線，再從“政治、軍事、經濟”等多方面入手，來跟大家聊聊張居正是如何幫助明神宗實現“萬曆中興”的。

一、政治

咱們就先從封建時期統治體系的核心“政治”開始入手，畢竟如果真的是張居正一手促成了“萬曆中興”的話，那麼在張居正的手上，屬實是應該有著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權力才對。

然而事實上，張居正也真的就實現了“一人之下，萬人之上”這一點，自隆慶六年，也就是公元1572年，重病彌留之際的明穆宗“朱載垕”就下令“召大學士高拱、張居正、高儀受顧命”，讓他們輔佐年齡尚幼的明神宗執政。——《明史·本紀第十九·穆宗》

可是等到了同年六月，明神宗剛一登基，顧命大臣高拱就“意疏下即擬旨逐保”，結果沒成想，“而保匿其疏，亟與居正定謀，遂逐拱去。”大太監馮保反而聯合張居正一起推翻了高拱的顧命大臣身份，免了高拱的職；緊接著沒過幾天，“丁丑，高儀卒”，另外一個顧命大臣“高儀”也身亡道消。《明史·列傳卷一百九十三》

也就是說，從明神宗剛剛登基那一刻開始，張居正就已然成了正兒八經的“明朝政權的實際控制者”，甚至說白了比“一人之下，萬人之上”還要略高一層，畢竟顧命大臣就他一個，而明神宗又僅僅只有10歲，所以一切的軍政大事基本都由首輔張居正處理。

所以，張居正既然已經手握大權，那接下來第一件要乾的大事，當然便是整頓吏治了，而後，於公元1573年十一月，頒佈推行了一套“考成法”，“

命諸司立程限文簿，以防稽緩”，即讓諸司把要辦的事都定一個具體的時間期限，然後登記在三個小本本上，一本給六部、一本給六科，然後還有一本給內閣。——《明史·本紀第二十一·神宗一》

另外每個月還要六部和都察院挨個檢查完成情況，沒有及時完成的也必須老老實實的向上級彙報，否則就得挨罰，藉以達到一種提高官員效率，減輕原本官員投機取巧或者是坐其位不謀其政的不良風氣。

如此一來，首先明神宗執政初期的明朝官員辦事效率就有了顯著的提升，而且，由於登記的時候是已經精確到個人的，所以在賞罰以及責任承擔方面也更為精準，同樣精確到了個人，明確了官員責任，在其位就要謀其政，一時間，萬曆朝堂之上的官員風氣也是有了顯著的提升。

二、軍事

既然原本朝堂之上的政治混亂局勢已經有了初步的緩解，接下來吏治的整頓基本也就只是時間問題了而已，接下來張居正也就可以抽出空來將下一步改革的重心放在明朝的軍事體系上面，藉以實現他“富國強兵”的目的，重現明朝往日的輝煌。

所以，對於張居正而言，既然已然不怕朝廷其他政黨的阻撓，那這軍事改革的重中之重，就是要精心挑選駐邊將領，畢竟對此時的明朝而言，東南沿海一帶肆虐的“倭寇”以及北部邊境“蒙古鐵騎”的侵襲，反而才是明朝最迫切需要解決的一個問題。

故而，首先在倭寇氾濫的“薊門”一帶，張居正繼續派駐抗倭名將“戚繼光”鎮守薊門培訓士兵，自此，在戚繼光的訓練之下，“天雨，軍士跬步不移，邊將大駭。自是薊兵以精整稱”，而後更是帶領著戚家軍一路英勇奮戰，保得東起山海關、西至居庸關長城一帶沿線十餘年安寧。——《明史·志第六十七·兵三》

明代詩人陳第更是專門為戚繼光做了一首詩，“

誰把旌麾移嶺表，黃童白叟哭天邊”，說的就是萬曆十一年，戚繼光遷鎮廣東時，薊門百姓對他的依依不捨之情。——《奉送戚都護歸田四首》

另外，在抵抗蒙古鐵騎方面，張居正亦是重用“李成梁”，任其為“遼東總兵”，負責鎮守遼東，此後李成梁也果然是不負張居正所望，先後數次擊退蒙古鐵騎的侵襲，更是於萬曆三年冬，也就是公元1575年，抵禦“

暖兔、拱兔、堵剌兒等二萬餘騎”襲掠，“敵大潰，棄輜重走。追至河溝，乘勝渡河，擊斬以千計”，立下了赫赫戰功。——《明史·列傳第一百二十六》

之後直到公元1580年，為了表彰李成梁守得東北邊境的安寧，萬曆皇帝還曾專門下令，派人在今遼寧省錦州北鎮市一帶為李成梁建造“石坊”以示褒獎。

除此以外，張居正更是力排眾議，在北部的宣府、大同防線，西至延綏、寧夏一帶重用“王崇古”，而後，在王崇古的引導下，蒙古俺答所部“遂遣使與崇德俱來，又為辛愛求官，並請互市。”——《明史·列傳第一百一十》

對此，“帝悉報可”，顧名思義，張居正與明神宗均是持贊同意見，支持王崇古與蒙古“俺答所部”通好互市，促進蒙漢關係的和諧發展，間接也促進了明朝邊境貿易體系的發展。

這次贊同互市的事件，其實無形中也顯露出了張居正一反明朝最初的重農抑商基本國策，轉而開始支持商品經濟，欲促進明朝經濟水平提高的想法，間接的也就促進了明神宗執政初期經濟水平的良性提高。

故而，在張居正的大膽任命下，明神宗執政初期，明朝邊境“東起延、永，西抵嘉峪七鎮，數千裡軍民樂業，不用兵革，歲省費什七”，為明朝節省了大筆的軍費開支，繼而也就有了更多的資金去用在其它改革方向。——《明史·列傳第一百一十》

諸如張居正的經濟改革舉措，以及興修水利攻城等多個需要大筆資金的改革舉措。

三、經濟

既然朝廷的內憂外患都已經暫時解除，張居正自然也就可以再次調轉改革方向，將目光投向他已經籌劃已久的一條稅法改革上面，開始整頓明朝已經名存實亡的“兩稅法”賦稅徵收體系。

這次改革，其實也就是早在嘉靖十年，就已經由“桂萼”所提出的“一條鞭法”賦稅改革制度，即“總括一州之賦役，量地計丁，丁糧畢輸於官，一歲一役，官為僉募。力差，則計其工食之費，量為增減；銀差，則計其交納之費，加以增耗。凡額辦、派辦、京庫歲需與存留、供億諸費，以及土貢方物，悉併為一條，皆計畝徵銀，折辦於官。”——《明史·食貨志》

說白了其實也就是將原本那些雜七雜八的賦稅全部都融合到一起，簡化了原本繁瑣的繳納程序，另外又把原來納“糧”的賦稅徵收方案改成了納“銀”，免去了糧食不易保存的弊端，百姓繳納起來也要更為方便快捷。

但是呢，由於這個“一條鞭法”的改革舉措影響到了那些搜刮民脂民膏的封建官僚地主階層的利益，所以在嘉靖年間推行的效果並不算太好。

而後到了隆慶年間，固然張居正支持這次“一條鞭法”的改革，但卻由於人微言輕，面對那些根深蒂固的腐敗官僚階層，張居正還是沒有辦法去徹底推行“一條鞭法”。

但是等到了明神宗執政初期卻不一樣了，張居正手握大權，更是一切軍政事務統統代為處理，有政治權不說，還有軍權，也就有了於那些貪汙腐敗的官僚地主階級鬥爭的資本。

故而，於萬曆九年，也就是公元1581年，張居正在經過一系列試點並獲得了顯著成效後，開始正式在全國範圍內推行“一條鞭法”稅法改革，並於次年，就獲得了顯著的成效，“自正嘉虛耗之後，至萬曆十年間，最稱富庶。”——《明通鑑》

結束語

綜上所述，相信大家不難發現，正是由於張居正在明神宗執政初期對明朝政治、軍事、以及經濟等多方面的大刀闊斧的改革，才使得明神宗年僅25歲的年紀，便取得了一個“萬曆中興”的成就。

當然，也使得已經逐漸走向衰敗的明朝重新獲得了一線生機，得到了一個持續15年的“萬曆中興”盛世，政治清明，百姓安居樂業，邊境安穩平和，一派欣欣向榮的景象。

但遺憾的是，於萬曆十年，也就是公元1582年，張居正因勞累過度而患病逝世，時年五十八歲，結果也就導致本該繼續興盛下去的萬曆中興，在繼續堅持了沒幾年以後，便因為宋神宗的怠政戛然而止。

其實在筆者看來，萬曆中興的中衰，其實也屬實怪不得明神宗，不是他不想勵精圖治，這點相信大家從明神宗執政初期的表現也都能看出來，無論張居正推行什麼政策，但凡對明朝局勢有那麼一丁點作用的，明神宗無一不從，而且執政初期也並不怠政，甚至還發動了“萬曆三大徵”，先後在西北、西南邊疆，以及朝鮮等地開展了三次大規模的軍事行動不是嗎？

這也就足以證明，明神宗原本也是想著要當一個勵精圖治的好皇帝的，畢竟名垂青史這樣一個天大的好處，相信沒有人不喜歡吧？但是呢，由於歷代明朝統治者在統治體系上的不斷改革，幾乎都只注重所能獲得的，卻鮮少有人會去在意這些改革所帶來的弊端。

故而，也就導致了隨著時間的變遷，這些小小的弊端逐漸疊加到一起，積弊成疾，使得“官僚集團意志”已經達到了一種能夠影響“皇權意志”的程度，甚至是已經超越了“皇權意志”。

諸如筆者曾在前文提到過的“國本之爭”事件，如此一來，無奈之下的明神宗，除了怠政30年，又還能做得了什麼呢？

不過也很明顯，其給如今的我們所帶來的借鑑意義也是極為豐厚的。

正所謂以史為鑑，可以知興替，如今的我們所能獲得的，正是在這浩瀚的歷史長河中，抽絲剝繭，去其糟粕，借鑑其精華，然後使我們以後的社會更加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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