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
宋代被譽為“士大夫的黃金時代”，此言不虛，在宋代“重文輕武”的“祖宗之法”下，讀書人備受推崇。在北宋，更是有“皇帝與士大夫共治天下”一說。
然而，到了北宋末年，隨著第一個權相蔡京的出現，“皇帝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制度”慢慢瓦解。高宗時期，宰相秦檜專權，政治制度被嚴重破壞。縱觀南宋一朝，權相輩出，而孝宗朝卻是唯一沒有權相的時代，這都要歸功於孝宗本人及其宰相對於法制建設的維護。
孝宗本人以身作則，認為“如朝廷與人官爵，盡歸至公，人誰敢怨；若徇私輕與，得者固喜，而怨者必至。惟至公可以無怨，當謹守此法。”宰相如淳熙年趙雄，當時孝宗想要擢升太上皇后侄女夫，而趙雄不允，以“在法，雖戚里文臣，未經銓試，武臣未經呈試，並不許陳乞添差”予以反駁，孝宗也幡然醒悟。孝宗還與梁克家共勉，“朕與卿益當交修庶政，以答天意。”君臣之間，互相監督，孝宗朝法制由此得以維護。
而在確立法制上，孝宗又顯得極其謹慎，認為“改法不當，終有窒礙，不如加詳審於初，則免改更於後也，謂僥倖之門由上自啟”，而孝宗朝宰相也都贊成與支持。總而言之，孝宗朝君臣之間“謹法令，無創例以害法”，成了南宋唯一的清流。
在這種情況下，孝宗朝的朋黨之爭幾乎微乎其微，而且根本不會有權相的出現，這在歷朝歷代都是罕見的，然而事實真是如此嗎？
孝宗朝“朋黨之爭”
首先，孝宗對朋黨的態度是堅決的——反對。他也曾有言：“朝廷所用，正論其人如何，不可有黨，如唐牛、李之黨”，又有“如東漢杜喬之徒，激成黨錮之風，殆皆由此，可不痛為之戒”為勸言。再加之，孝宗極力推崇公正無私之賢臣，表彰嘉獎那些不包庇同鄉、清廉的官員。如此一來，百官也能遵從法度，結黨營私的事少有。
不過，這也只是少有，不是說完全沒有跡象。若是要刨根問底的話，孝宗一朝的朋黨之爭仍存在，尤以孝宗初期以及末期為盛。究其原因來看，前者為主戰與主守（也有主和）的矛盾，後者為道學與反道學之爭。
- 主戰與主守、主和的矛盾
這篇文章裡，筆者其實已經提到了這三派之間的矛盾。
起初，張浚作為主戰派領袖與主守派領袖史浩，就是否北伐起了爭執。雙方各執己見，爭論不休。史浩甚至苦口婆心地去勸張浚改變主意，奈何孝宗一心北伐再加上群眾的呼聲，北伐還是進行了。
而隨著戰事失利，孝宗認識到北伐的“錯誤性”後，又啟用主和派湯思退為相（張浚同）。而此時，南宋國內一片“和”聲，主和派與主守派紛紛聯合起來攻擊主戰派。雖然此時孝宗因金人無禮要求再次開戰，還是改變不了宋金和局的結果。
在這裡需要指出，宋金和局絕不僅僅因為朝內主和主守派聯合起來打敗主戰派促成的。但是，南宋朝內的矛盾尤其是宰相之間的矛盾卻奠定了之後政局的基調，有主戰的呼聲必有主守的反駁。慢慢地，主戰的聲音弱了下來，很多人逐漸轉變成了主守派。久而久之，主守派的勢力越來越強大，雖然遇到了強大的虞允文與之對抗，奈何虞允文“身先死”。縱使之後再有如趙雄等人掀起風波，主守派還是無所畏懼，因為此時他們的集團已經“堅不可摧”。
不過，話又說回來，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孝宗末期，朝中上下基本上都是主守派，卻並非鐵板一塊。主守派是相對於軍事外交而言的，當孝宗把國內的發展重點由軍事轉向內政後，也就無所謂主守主戰一說。新老交替，矛盾也跟著換。
- 理學派與反理學派
理學在南宋一朝發展尤甚，而在孝宗一朝更是它壯大的時期。然而，孝宗卻對理學不抱有任何支持態度，以“士大夫好高論而不務實”、“士大夫微有西晉風”加以批評。理學雖然蓬勃發展，卻在朝堂之上勢力不大。奇怪的是，士大夫“偏愛”之，很多宰相也支持。
比如說張浚父子，張浚在高宗朝就曾進言“安國（胡安國，理學家）可大用”，又與胡寅等理學家有著良好的關係。張浚之子張栻甚至成為了一代理學大師，在南宋前期還是理學的領頭羊。
朱熹可以說是理學的集大成者，然而又因門派不受孝宗待見，可這並不意味著就不被當朝宰相欣賞。比如說史浩，他與朱熹、陸九淵等人都保持著不錯的關係，曾以“請收天下人望，乃除熹秘閣修撰，主管南京鴻慶宮”。除史浩外，龔茂良、梁克家、陳俊卿、周必大，都是朱熹的好友。理學由宰相們擴展到朝廷上的威望與勢力，可想而知。
而在眾人之中，周必大無疑是佼佼者。周必大本人文學素養極高，平日裡也愛結交文人雅士，理學的蓬勃發展又讓他結識了不少理學家，他也藉此向朝廷推舉這些人，比如謝諤、趙蕃等人。無形之中，理學派人士也在朝中形成了一片勢力。
物極必反，何況理學還得不到孝宗的支持，宰相里也有反對理學的，比如王淮。王淮的宰相生涯可不短，足足有六年零九個月，為孝宗朝之最。起初，他並不對理學抱有任何態度，然而在“朱熹行部至台州，奏臺守唐仲友不法事”後，王淮成了一個反理學派。為何？王淮與唐仲友交情頗深，而朱熹彈劾唐仲友，這不等於當眾打王淮的臉嗎？從此以後，王淮開始不遺餘力地打擊理學。
與王淮持相同態度的不止一人，如鄭丙、陳賈等人。慢慢地，反對理學的人越來越多，最後甚至成為一大門派——反理學派。與之對應的肯定是理學派，不用多說，他們的領導人肯定是周必大。
不過起初，周必大隻是與理學派關係好，也沒有完全成為理學派。但是在理學派與反理學派鬥爭越來越激烈時，他要麼選擇加入理學派繼續與理學家如朱熹等人交好，要麼加入反理學派與王淮為友。還沒等周必大做出選擇，王淮等人對理學派的打擊，再加上學派落魄人士的投靠以及理學派等人的“動之以情，曉之以理”，又把周必大推向了對立面。
淳熙之末，並任兩相，引用人材，各有向背，至於今日，彼此相攻，不極不已。
沒錯，在周必大拜相，兩相併立時，理學派與反理學派的鬥爭達到了巔峰。在高宗喪事以及對金禮上，二人二派的矛盾公開化。淳熙十五年，周必大與王淮在“議山陵”事件上有了分歧。而王淮堅持不肯出護山陵又給了理學派等人機會，許及之與薛叔似甚至不顧位卑言輕，越職彈劾王淮。此事上奏後一發不可收拾，理學派等人蜂擁而上，極力陳詞王淮之過。孝宗聞後大怒，當即罷免了王淮。
雖然許、薛二人也因越職被批評，但王淮被罷確實令理學派“一躍龍門”，沒了以前那麼大的阻力。在這之後，許多理學派及其支持者被擢升，林慄彈劾朱熹甚至被逐，理學派的勢力可想而知。
不過，這也並不是結束，誰都不能一直做大。縱使反理學派暫時失勢，也並不能影響他們的瘋狂反撲。周必大既然已然成為理學的代言人，推舉之人也會更多的是理學中人，這也就給了反理學人士以口實。雖然接連的彈劾並沒有怎麼影響周必大的地位，但也催生出了另一位反理學代表人士——留正。
周必大性格比較隨和，換句話說就是個老好人，他不會怎麼攻擊別人，而留正就不一樣了。他吸引更多人加入反理學派中，並與周必大為敵。
淳熙十六年二月十八日，孝宗禪位於光宗。而作為孝宗的親信，周必大自然是被光宗盯上了。不管是出於對反理學派的支持，還是對周必大怠慢其親信耿耿於懷，光宗都不能容忍周必大的存在。
而周必大被劾去國後，史浩入朝，繼續攻擊“周黨”，旋即又因與理學派的關係大力提拔理學派。由此可見，理學派內部也出現了分化，同樣的，反理學派也有這樣的情況。
內部鬥爭與外部鬥爭並存，並呈愈演愈烈之勢，直到“慶元黨禁”。
由此可見，孝宗朝並不是一片“淨土”，“朋黨之爭”仍存在。並且，這也為南宋後期的政治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
皇權與相權
與“朋黨之爭”相對應的是，皇權與相權之爭。孝宗朝皇權地位抖升，而相權就顯得有些“孱弱”，不過總體來看，二者還是互相制衡的。
- 皇權
針對權相秦檜的前車之鑑，孝宗對宰相既有重視的一面又有警惕的一面。
除年老抱病或任職中去世的(如陳康伯、梁克家)，孝宗罷免宰相的原因有很多，如因才能不足而被罷相的、忤逆孝宗之意被罷相的、甚至是權力威望過大被罷相的。
才能不足被罷相的如張浚，作為主戰派的領袖，主張北伐卻慘遭大敗。孝宗曾評價他“志廣才疏”，“昧於知人”。再加上群臣彈劾的助攻，張浚被罷。
擅長“紙上談兵”的蔣芾，在孝宗欲大舉北伐時，以“天時人事未至”拒絕“出戰”，“拂上意”。孝宗因此大怒，遂罷蔣芾。同樣的還有葉衡，僅僅因湯邦彥聽說其有“訕上語”，就被孝宗一貶再貶。
趙雄在孝宗朝獨相近3年，可以說勢力威望都大到了極點，由此也開始自以為是。慢慢地，趙雄竟然連孝宗的話也不放在眼裡，“執法不一”常有。所以當“有言其私里黨者”後，趙雄隨即被罷相。
從這以上幾種罷相原因，都可以看出孝宗在逐步強化皇權以及壓制相權。除此之外，孝宗還以左右宰相正規化分散相權，以及提高參政議政的地位，以此來制約相權。接著，我們也可以看到孝宗對宰相要求之高，能力不足被罷相的大有人在。而且，孝宗不光要求其有能力，品行態度也要好。
不過，孝宗對於宰相還是頗為重視與尊重的。儘管孝宗總是罷相，但他也不曾怠慢宰相。孝宗不僅尊敬宰相，還予以爵位厚祿，
國朝自建隆至紹、淳，宰臣生拜太師者五人爾，趙韓王普，文潞公彥博，蔡魯公京，秦申王檜，史會稽王浩。惟蔡、秦二人以相臣特拜，其他皆還政加恩雲。
這在歷朝歷代都是難能可貴的。
- 相權
相權之於前朝高宗時期，尤其是秦檜主政時，小了不止一個級別。孝宗朝宰相甚至還常常因被汙衊而罷相，如姚憲等人汙衊曾懷，而後懷罷相。在“根究無實”後，孝宗才“復相懷”。葉衡罷相後，宰相之職由參知政事代替近三年。宰相之位，可有可無，宰相之難，可想而知。
不過，宰相雖然看起來勢力比較弱，但仍可牽制孝宗。如宰輔利用“祖宗之法”“天下大道”來勸諫孝宗，而孝宗每聽聞“夫知道理為大，則必不以私意而失公中”云云，都或多或少會猶豫。
除此外，宰相還鼓勵臺諫及其他官員積極進言，以此規勸孝宗，而孝宗悔之、改容納之事常有。比如“會太學諸生上書，上怒，欲加罪”時，正是宰輔大臣與臺諫等官員一同上書，這才使孝宗回心轉意。
所以說，雖然相對於皇權來說，孝宗朝相權遜色不少，但在宰輔的約束下，君相之間尚能互相監督互相制約。而孝宗本人也不是個獨裁者，能聽得進諫言，對於自己的錯誤，他也曾“默然久之”，而後道“朕幾誤矣” 。
總的來看，在孝宗朝皇權得到空前維護的同時，相權雖被壓制卻也並不是毫無分量。宰相積極地規勸孝宗，敢說真話，孝宗朝政治也因此比較活躍，比較清明。
小結
孝宗一朝，終無權相，這與孝宗力推的“士大夫政治”密不可分。而皇權與相權相互牽制又保持了政治的穩定性，以往的軍閥制度被取代，這為“乾淳之治”以及南宋的繁榮奠定了基礎。
然而，又在所謂“朋黨之爭”以及“重文輕武”的氛圍下，南宋的武力軍事一直未能得到根本的改變。而孝宗又過於特殊，以至於南宋的鼎盛期雖不出於孝宗朝，但已有巨大的隱憂(權相)。也許，“士大夫政治”與權相時代就在一念之間。
參考資料:《宋孝宗傳》、《論宋代皇權》、《論宋代相權》、《宋孝宗及其時代》、《宰相群體與南宋孝宗朝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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