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泰始四年九月（268），镇守淮南多年的骠骑将军石苞因被淮北监军王琛举报有通吴谋反之嫌，遭到了晋武帝司马炎的猜疑，随后司马炎遣大军压境欲讨伐石苞，面对即将形成的第四次淮南之乱时，石苞选择放下兵权独自前往都城洛阳亲自向司马炎请罪，由于石苞的“认罪”态度良好，在仅被罢免官职后便再无其他惩罚，谋反之事也算到此结束。
石苞谋反的整件事情看似简单，但从监军王琛的举报开始，再到司马炎的种种表现来看，明显有着众多不合理之处，那么石苞谋反事件的背后真相到底是什么，这里值得我们探究。
荒唐的“谋反”
石苞是渤海南皮县人，出身贫下，在司马师担任曹魏禁军中护军时，曾招举石苞为中护军司马，自此石苞才开始真正的踏入官途。
石苞
甘露二年（公元257年）淮南诸葛诞叛乱，司马昭命石苞前往平叛，在平叛过程中石苞统领的青洲军大破东吴增援诸葛诞的朱异援军，淮南平定后石苞被升任为镇东将军、假节、封东光侯，后进位征东大将军、骠骑将军，此时的石苞可以说已经走上了人生巅峰。
在平定了诸葛诞发动的第三次淮南叛乱之后，石苞就一直负责镇守淮南，直到泰始四年（268）已整整十年，经过这十年间的休养生息，淮南地区的农粮和兵马都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加上石苞专制淮南又手握重兵，此时的他隐约已有成为一方诸侯之势。
所谓树大招风，坐镇淮南十年之久的石苞已然成了参天大树，嫉妒、非议、造谣这些情况不出意外的被人用在了石苞身上，并最终传到了司马炎的耳朵了，这个人淮北监军王琛。
从王琛的举报到司马炎的发兵，石苞从被怀疑的对象到被“确定”为谋反份子，这中间关于石苞的数条“罪证”到底有多少可信度呢？根据《晋书·石苞传》中的记载，我们来看看石苞谋反一事到底是铁证如山还是无中生有。
石苞
童谣与预言
淮北监军王琛轻苞素微，又闻童谣“宫中大马几做驴，大石压之不得舒”因是密谋苞与吴人交通。先时望气者云“东南有大兵起”。及琛表至，武帝甚疑之。
诚如诸君所见，王琛举报石苞这种诸侯级别的人物竟仅凭一首“大石压马”的童谣，奇葩程度令人咋舌，这又是石又是马的很让人怀疑这是不是王琛自己造的童谣…但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司马炎竟然还真就怀疑了，而且是甚疑，虽然前面还有个望气者卜挂一说，但其不靠谱程度和童谣不相上下。
通吴之说
会荆州刺史胡烈表吴人欲大出为寇，苞亦闻吴师将入，乃筑垒遏水以自固。帝闻之，谓羊祜曰“吴人每来，常东西相应，无缘偏尔，岂石苞果有不顺乎”祜深明之，而帝犹疑焉。
吴国刚传出会有军事动作的消息，石苞亦做出相应的防守措施，面对此正常之举司马炎却怀疑石苞和吴国有暗地勾结唱双簧之嫌。
关于石苞通吴之事除《晋书》外在《三国志·丁奉传》中也有记载。
奉与晋大将石苞书，构而间之，苞以徵还。
陈寿在这里将丁奉与石苞之间的通信描述成了丁奉对石苞使用的离间计，其实这是不合理的，石苞镇守淮南也同时处于抗吴前线，双方高层互通书信实属常规操作，司马炎的心腹羊祜守荆州时还不是照样与陆抗聊的火热，所以不要说丁奉，即使石苞与当时的吴主孙皓有书信往来都属正常。
《晋书·羊祜传》祜与陆抗相对，使命交通，抗称祜之德量…
石苞
可疑的石乔
会苞子乔为尚书郎，上召之，经日不至。帝谓为必叛，欲讨苞而隐其事。
司马炎召石苞之子石乔进宫，结果石乔不知怎的几日不去，司马炎自此确信石苞要造反。
这里司马炎的逻辑更加不合理，试想儿子还在对方手中老子会轻易造反？即便石苞儿子多有一个两个留在了淮南，那么面对老爹在外造反的石乔会怎么选择？两条路，一是出洛阳赴淮南，投靠亲爹的怀抱，二是主动向司马炎示忠，或者撇清关系，这才是正常人的做法，绝对不会是选择闭门几日不出。
况且石苞没真的造反，司马炎当时也还没点破，石乔也不至于几日闭门不出，纵观整个事件的前后，最有可能的是司马炎为了使石苞罪名成立而牵强附会的结果。
司马炎过激举动
童谣与卜卦司马炎信了，与吴书信往来他怀疑了，石乔几日不见他便已确定石苞要造反了。
就这样，作为开国元勋官至骠骑将军和大司马的石苞，最后被这些虚无缥缈看起来可笑之极的谣言与怀疑打败了。
司马炎
在确定石苞要“谋反”之后，司马炎派义阳王司马望率大军前往征讨，为防止意外又派琅琊王司马伷在下邳和寿春待命，大军随即前往淮南征讨石苞，理由是石苞不能料敌于先机，筑建保垒截断水流更是劳民伤财…
司马炎在这里很好的诠释了什么叫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在眼看着就要激起第四次淮南之乱时，石苞选择放下一切兵权，并只身请罪。
《晋书·石苞传》：苞用掾孙铄计，放兵步出，住都亭待罪。帝闻之，意解。
“贵圈”与“有司”
石苞事件的起因是“淮北监军王琛轻苞素微”，王琛看不起石苞出身轻微，于是心生嫉妒才干出了这么一档子事。
这里以我们现代人的眼光看来就比较难以理解，因位高权重而嫉妒眼红这是人之常情，但因为他人出身低下便恶语造谣这点就比较奇怪了，石苞出身虽然低下但经过自己多年的努力最终出人头地，这不应该是很励志的故事吗？为何出身低下也成了罪过，以至于让一个淮北的监军敢以幼稚可笑的低劣手段去造谣一个淮南假节的骠骑将军？
魏晋清谈之风
魏晋时期高层仕族崇尚口吐玄言无为雅量的君子风度，这其中以夏侯玄为首的高层形成了一个高风亮节谈吐清玄的名仕圈，我们可以将其称之为“贵圈”。
贵圈人士最喜欢七八好友聚在一起，张口吐天地之玄机，闭嘴思宇宙之奥秘，经常是一天下来除了酒没少喝，一件正事没干一句有用的话也没说，在这种风气影响范围扩大到了民间之后，渐渐的形成了后世所谓的魏晋风骨。
成为贵圈人士都有一些必要的条件要求，或有一定的政治地位，或出身名门望族，最重要的一点是要有学问，以能出口成章口吐莲花是为最好，而当时贵圈的代表人物夏侯玄就完美的兼顾了这三点要求。
夏侯玄
贵圈的形成是晋初特有的政治现象，这其中的成员既有曹魏时期名门之后也有司马集团的年轻后生，他们官僚主义盛行，党同伐异排斥异己，这也是石苞事件真正的导火索。
石苞由于出身贫下，虽说不至于目不识丁但也是学问有限，不能清谈玄言，加上自身年龄的差距自然难以融入贵圈。如此石苞作为贵圈最大的异己肯定会被排斥，邓艾之死就是最好的前车之鉴。
邓艾之死虽是以谋反之名，实则是以监军卫瓘为代表的贵圈人士一次排斥异己的行为导致，邓艾虽然军事能力突出，但出身低下文化层次不高，更要命的是他还有口吃，所以名义上是死于谋反，实际上是死于不受主流政治圈的待见，以至于当时所有人都知道他冤枉的情况下，基本没人为他说话。
邓艾
石苞可以看做“低配版邓艾”，他和邓艾一样的出身低下，文化水平不高，军事能力突出，有过重大的军功，（邓艾平蜀、石苞平淮南）一样不被被贵圈待见，同样都被监军坑了一把，最后连罪名都是一样的谋反。
但石苞是幸运的，因为有邓艾作为前车之鉴，以至于面对司马炎的大军压境，手握重兵的他最终没让事情演变成第四次淮南之乱。
在面对石苞自解兵权赴都请罪的情况下，司马炎内心对石苞产生了愧疚，社会风气他是了解的，石苞无辜他也是知道的，如今面对落魄的老将军，司马炎本想给石苞封个司徒闲职，好让其安享晚年，不想这个时候“有司”跳出来不干了。
有司奏“苞前有折挠，不堪其任。以公还第，已为弘厚，不宜擢用”
这里的“有司”说白了就是以贵圈人士为主导的政府机构，在邓艾事件中我们也能寻见它们的身影，这也侧面的反应了晋初的“贵圈”风气对整个晋朝的政治机构的影响力。
所以石苞谋反事件的起因表面是因王琛而起，实际上是晋初贵族士人集团的一次排除异己的政治制裁。
司马炎的推波助澜
在面对王琛低劣的造谣手段和一系列捕风捉影牵强附会的鸡毛蒜皮之后，司马炎选择秘密地派遣大军讨伐，回顾整个事件我们可以发现石苞谋反一事的起因极其荒唐随意，结果司马炎的举动又是相当的过激，这就形成了两个鲜明极端。
司马炎
起因的背后我们已经做过分析，那么司马炎的过激举动又是为何呢？
司马炎的过激反应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此时的石苞早已不受司马炎的待见，或者说石苞早已经被剔出司马炎的政治班底。
那么石苞为何会失宠，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石苞失宠应该是从司马昭晚年就已经开始，究其原因我们要从石苞的出身开始说起。
如开篇所讲，石苞最早是跟着司马师混的，做司马师的小弟是比较幸运的，司马师和一般的大哥不同，他知人善用独具慧眼，而且还不拘小节，司马懿曾经因为石苞有点好色的毛病表示不太看好石苞劝司马师放弃，但司马师最终还是重用了他，对于司马师的提携与重用石苞是打心里敬重司马师的。
司马师
然而司马师这个人什么都好，就是命太短，司马懿老骥伏枥了这么多年，结果权利刚交接还没几年司马师就忙着去追随他父亲去了，于是石苞又成了司马昭的“马仔”。
司马昭最初对待石苞也是相当重用的，从后来的平定淮南就可以看出，而转折点就在于司马昭执政的后期，这其中就要牵扯一个比较关键的人物——司马攸。
众所周知司马师是没有儿子的，由于兄弟俩的感情好，司马昭把自己的儿子也就是司马攸过继给了司马师。司马师过世时因为司马攸年幼无法接任，司马昭当时作为最合适的人选石苞对此并无任何异议，司马昭掌权对于石苞来说其实没什么不同，毕竟还有司马攸在，这表示代表司马师的一支仍旧会有掌权的一天，何况司马昭依然重用自己。
但这种情况到了司马昭晚年就发生了变化，人都是自私的司马昭也不能例外，咸熙元年（264）司马昭立司马炎为世子，司马昭最终选择了司马炎作为自己权利的接班人，而不是哥哥的儿子司马攸。
对于司马昭立炎为世子这一举动根据史料记载，当时朝中多数高层是表示支持的，但唯独没有记载石苞的表态，以石苞的当时地位影响力，史书对此无载只能说明有一种可能——石苞对司马昭立炎为世子这件事情上此选择了沉默。
司马昭
石苞不是傻子，反对的声音石苞自然不会发出，但以其对于司马师的忠尊程度来说表示支持也是不可能的，所以在立世子这件事情上选择沉默是他个人能做的最好的选择。
不过对于司马昭来说，选择沉默就代表了不支持，不支持也就等同于反对，很有可能自此开始司马昭已经对石苞产生了隔阂。
毕竟自知年月无多的他要在最后的执政岁月为自己的儿子铺平道路，所以司马昭必定会疏远石苞使其远离司马氏集团核心。
淮南这个地方不像关中地区，关中由于司马懿的影响力历来和平，但淮南地区司马家在此经营甚少，以至于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叛乱，晚年的司马昭虽有心疏远石苞，但鉴于石苞对于淮南地区的重要性，司马昭只是对其进行了政治上的疏远，并无实权干涉，这一情况一直持续到司马炎继位。
石苞在立世子这件事情上没支持司马炎，自然不会受到司马昭待见，这点石苞是心知肚明的，司马昭多年老领导疏远也就疏远了，但接下来即将改朝换代的新皇帝上位之后会对自己如何，石苞对此表示心里没底，新官上任还有三把火，因为自己当初的态度，这新皇帝上任第一把火会不会先烧自己呢？
想到此处石苞觉得自己要做点什么改变一下新领导对自己的成见。
司马昭
于是在司马昭去世时，关于采用何种葬礼制度的问题上，在贾充、荀勖等人都犹豫不决的时候，石苞态度鲜明且强硬的表示要以帝王之礼对司马昭下葬，如此的鲜明的立场摆明了是要向司马炎示好，一来表示自己对司马昭的尊重，二来表达自己支持司马炎称帝的立场。
等到了司马炎代魏称帝之后，并没有如石苞心中担心的那样对其有所动作，反而是大肆的加封，石苞更是以功勋元老之臣位列“八公”之一，但这不是说司马炎对石苞有多少好感，只不过是新朝初建新帝登基的常规操作而已。
司马炎虽然作为一个崭新王朝的开创者，但他的情况比较特殊，和其它朝代的开国太祖相比，他没有展现出什么雄才大略气吞山河，事实上也根本不需要，他的开国皇帝之名毫不夸张的说完全就是白捡的。前有司马懿栽树，中有司马师浇水施肥，后有司马昭修剪打理，最后等到开花结果的时候司马昭楞是没熬到那一步，摘果实的那个人反而是什么都没做的司马炎，在司马炎上位时候一切都已水到渠成，开创王朝坐拥天下可谓不费吹灰之力。
司马炎
然而事情都有两面性，所谓“打天下容易守天下难”，打天下方法单一目标明确，等到了守天下的时候各种矛盾应运而生，过程虽然复杂但最终的目的只有一个——帝王需要保持绝对的权利。
对于司马炎来说打天下这一过程他是直接跳过的，但在守天下的这一过程中他面对的问题就比较大了，因为司马炎的国朝是父祖辈打下的江山，等到了自己开国做皇帝时，整个国家组织完全是新君旧臣的状态，从石苞这种外姓到司马家本姓，司马炎对他们的掌控性几乎为零，不像其它朝代的开创者与群臣都有一起打天下的过程。
由于司马炎的被动“抄近路”行为导致其君臣之间缺少“粘合性”，对于异姓臣缺少信任，对于同姓臣又不能服众，自己基本处于一个被“架空”的状态，所以在新朝初建时无论对于异性的封公同姓的封王，都是出于安抚拉拢的政治措施而已。
在一切安定之后，司马炎开始发展自己的政治班底，
裴秀、荀勖、王沈和羊祜这些人正是此时成为了司马炎的心腹。荀勖出身颍川荀氏是魏晋的名门望族，家族人才辈出，荀彧、荀攸皆是出自此家族，而荀勖正是荀攸的侄子，因当年荀彧对司马懿有举荐之恩，自此司马氏与颍川荀氏在政治上开始有了紧密的联系。
裴秀出身河东裴氏也是名门世家，在司马昭立世子的问题上，裴秀曾起到了积极拥护的作用。
王沈的叔叔是司空王昶，父亲是东郡太守王机，是一个典型的曹魏高层公子哥，因出卖高贵乡公曹髦走露其刺杀司马昭的消息，从而获得司马家的青睐并得以进入司马氏的政治核心。
而羊祜更是凭借其司马师的小舅子的身份，稳稳的进入司马炎的政治班子。
羊祜
纵观司马炎的政治班底我们发现，他们或出于魏晋之际的名门大家，或在司马氏代魏的政治立场上表现了绝对的忠心，或直接因为与司马氏的姻亲关系，此外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年龄都与司马炎相仿。
相比之下当时年近七旬又出身低下的石苞完全不符合司马炎的口味，即使没有当年立世子事件，石苞被排除出司马炎的政治圈是毋庸置疑的事，加上的淮南已经平稳多年，此时和司马炎不在一个频道又没有多大作用的石苞已经处于一个可有可无的状态。
通过削弱和拉拢司马家其它支脉宗族后，在自己政治班底积极作用下，司马炎对整个国家机构基本实现了掌控，不过仍有像石苞这样手握重兵专制一方的大将。
司马炎最初并没有急于对他们产生动作，一来新朝初建对功勋老臣的夺权会落不得好名声，二来，多数旧臣年事已高，一如当时已古稀之年的石苞。所以司马炎没必要用一个坏名声换一个不久之后就可以和平得来的权利，毕竟司马炎登基时才31岁，他有的是时间。
司马炎愿意等，但这个过程他也想越快越好，接管兵权掌控淮南这事在司马炎的心中可能想了无数次，但在无任何外界条件介入的情况下这一切仅限于幻想而已。
司马炎
直到有一天淮北监军淮王琛突然跳出来对司马炎说石苞要谋反了…
结语：
石苞谋反一事史书虽然寥寥数语，背后却透露出魏晋时期的特殊政治风气以及司马炎的帝王心术。
最后再说说大家有可能会想到的一点，即王琛举报石苞谋反一事，会不会是司马炎欲解权石苞而故意指使他这么干的呢？
笔者认为这种情况应该是不存在的，首先这不符合司马炎的政治规划，在司马炎上位之初，对待重权功臣并没有采用什么强硬手段，反而是大肆加封。
一来新权初建理应善待功勋，二来因为其自身年龄尚轻而持权之臣皆已年老，完全可凭借自然法则逐渐接替他们，这点文中已经表述，这也是晋朝初期的政治圈为什么一直平静祥和没有什么特殊情况的主要原因。
王琛举报事件纯属是贵圈作妖，但这恰恰又符合司马炎政治目的，所以司马炎恰好借“谋反”之事加速了石苞权力交接的时间进程，仅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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