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案例最大的价值，恰在于生动解析了中国古代王朝权力运行的一个重要规律——拥有“绝对权力”的皇帝为什么需要“权术”？
在绝大多数人的意识里，皇帝可以为所欲为、生杀予夺，但另一方面又默认皇帝需要“手腕”，这种纠结，在曾经流行的历史正剧和历史传奇剧里几乎是贯穿的主题，比如《雍正王朝》、《铁齿铜牙纪晓岚》、《大明1566》等等，“皇帝的不得已”引得诸多并没有高贵血统的观者为之叹息。
但是，为什么？很多人的历史观并不能给出解释，所以才会滑向“东林误国”、“文官挟持皇帝”、“儒家害我中华”之类的奇谈怪论。
这些所谓的“解释”的基点，其实都是“群体人格化”，比如“东林党”、“文官集团”、“儒家”，在整个讨论逻辑中都是比拟平移一个面目可憎的抽象的“人”，而非一群拥有独立意志和利益考虑的“人”，与他们对垒的，也往往是“脱离了低级趣味”的抽象的“皇帝”角色，而非某个具体的“皇帝”。
这种经验主义的视角，当然无助于认识现实世界，在真实的历史位面上，皇帝的“绝对权力”只是一个“意识形态”上的概念，现实的皇权大小，
完全取决于皇帝能够调动的资源的大小，而这一点，则取决于“下”，而不取决于“上”。在宏观的“君吏联盟”之下，如何将皇帝的个人意志在“吏治国家”的管理系统中贯彻下去，自古以来都是一个大命题，因为“吏治国家”的存在并不基于某个皇帝的好恶，而是基于一系列的行政规程和惯例，在汉代就是律、令、律说、故事，在唐代就是律、令、格、式，在宋代就是律、令、式、条格等等。
换句话说，外儒内法的“法”并不是“法家”的那些抽象的“整人术”，而是具象的“行政法”，再向前推进一步，就是“潜规则”的惯例，这些东西是帝国存在的根基，而不是某个明君圣主的大手一挥，哪怕这只大手能够到每个官吏的脑子里搅和一番，解决的也只是“听谁的”的问题，而不是“怎么干”的问题。
所以，历代皇权的扩张，无不以在“吏治国家”中寻找和提拔“自己人”为前提，这个行为，本质上就是对上述“根基”的分化和破坏，越是“雄才大略”之主，要恣意行事，就对“根基”的破坏性越大，如果这些“大举措”又伴随着“大功业”，往往就是王朝国势的转折点。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反经验”的结果，并不取决于皇帝的初衷是否善意，或是功业是否利国利民，而要看为此付出的“成本”，尤其是被淹没的“制度成本”到底会达到多大的规模。
如果这个“成本规模”超出了“吏治国家”的负荷能力，“大功业”就伴随着“大崩溃”，比如二世而亡的秦朝和隋朝。
如果这个“成本规模”只是短暂“透支”了“吏治国家”的负荷能力，通过“吏治国家”加大对民间的搜刮，可以修复和弥补组织的损伤，比如汉武帝之后的西汉，比如明成祖之后的明朝，乃至于靖康之耻后的南宋等等。
问题是，上述两种情况的前提都是帝国必须处于一个“正常状态”，也就是没有真正有威胁的外在压力的情况下，如果之前整个帝国需要以一种“强运转”的状态来对抗系统之外的压力，比如“外患”、“民变”或是“藩镇”之类的需要“效率”对付的问题，整个组织的负荷能力会大幅度衰减，因为自“吏治国家”形成之始，其“镇压型国家”属性下的“治民”指向就是绝对的，也就是说大部分资源和成本都花费在了对内镇压上，短暂的“资源挪用”和“加重搜刮”尚可支撑，一旦长期化、制度化，要么是社会经济先崩溃，要么就是政府财政先瓦解。
当情况恶化至此，由搜刮民间维持的分利组织——“君吏联盟”就会迅速崩解，进入一个新的重组循环，当新的暴力集团占据优势之后，围绕其首脑的“君吏联盟”再次重构，这也是所谓的“治乱循环”的根由所在。
那么，有无可能避免以上种种问题的发生呢？
理论上只有内外两个可能性：
在内，则为皇权扩张的自我约束；
在外，则为“君吏联盟”在民间获取资源的能力与社会经济的发展形成“同比增长”的良性循环。
问题是，皇权扩张的绝对性与“意识形态逻辑”和“权力代际交替”息息相关，在古代中国几乎无解。
而上述财政与经济的良性循环，则自始至终没有形成，两者之间是典型的非此即彼关系，获取税收能力的技术限制，使得要么是“强政府”逐步干预摧毁商品经济，要么是“弱政府”无力伴随商品经济发展增加收入。（这两个无解的问题，我们后文详细展开）
综上所述，在2000年的王朝历史中，左右治乱循环的根本原因是整个国家组织心态的痼疾，甚至可以说是“绝症”，在现代化来临之前，完全无从治愈。
而皇帝需要“权术”的问题，在这个大背景下，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把戏”，换句话说，“好皇帝”、“坏皇帝”的“权术高低”只作用于他个人的欲望，调皮点说，就是皇权扩张一时爽，一直扩张一直爽，一直到崩塌，那他错了没有？
可能一点错都没有。
你以为重要的，一点都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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