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加繆發表了一部長篇小說《鼠疫》，他在這部著作中虛構了一場鼠疫，它發生在北非的熱帶城市奧蘭。講述了當一場特殊的災難降臨時人們的生存境況。
人類遭遇過的災難有很多種，但加繆卻認為，只有鼠疫下的生活才最切合人類最真實的生活狀態。那麼，這個災難的特殊性體現在哪裡呢？
由於鼠疫的傳染性非常強，所以奧蘭城被封城（類似於今日的湖北城市）。不僅如此，城中的一切不必要的集會活動也被取消，焦慮和無望的人們被困在家中，什麼事都做不了。
加繆覺得這像極了我們的人生。
“關閉城市造成的最顯著的後果之一，是毫無思想準備的親朋好友們突然面臨的離別。鼠疫帶給同胞們的第一個感覺是流放感……當孤獨達到極限時，誰也不能指望鄰里的幫助，人人都得憂心忡忡地閉門獨處。”
在鼠疫面前，每個人不得不和親朋好友保持距離，停止交流和走動。雖然每個人心裡都充滿了焦慮和寂寞，需要有人寬慰，但是卻不能這麼做。大家必須獨自一人面對這些情緒，獨自品嚐和親人生離死別的痛苦，獨自和孤獨作戰，獨自去面對人生的無常和殘酷。社會所能提供的一切撫慰都消失不見，往日的一切保障也都形同虛設——每個人都陷入了孤獨和無助之中。
很多人都會覺得這種苦不堪言的生活是一場災難，既然是一場災難，我們就有理由憧憬終於擺脫它的那一天，並恢復“正常”的生活，大家都期待著，這種期待甚至成為了人們忍受鼠疫的精神支撐。
“鼠疫於他們不過是討厭的過客，既然來了，總有一天會離去。它們恐懼，但並不絕望。將鼠疫看成他們的生活方式本身，從而忘卻鼠疫之前他們能夠採取的生存方式，這樣的時刻尚未到來。總之，他們處於期盼中。”
可是，如果這種生活就是人生的真相呢？
在加繆看來，人生本就是無望的、孤獨的。凡是真正重大的人生課題，都是需要每個人獨自面對的，逃也逃不掉，這個時候，社會和親友是幫不上忙的。大家都在喊“理解萬歲”，可是真的有“理解”這回事嗎？就算有，理解了又能怎樣呢？需要我們獨自面對的，其他人仍然愛莫能助。
今天，鍾南山院士就疫情的發展給出了預測，他說可能會在一週或十天以後達到峰值，然後緩解，但最後又補充到“很難絕對估計”。正如魯迅說的“希望是本無所謂有，無所謂無的東西”。在《鼠疫》中，人們也是一樣，生活在若即若離的希望中，換句話說，也就是生活在若即若離的無望中。
你敢不敢過一種沒有希望的生活？你會說，人生沒有希望還活個什麼勁！可是如果這就是生活的真相呢？
加繆認為，人生就是一場無望、無靠的孤軍奮戰。沒有所謂的相濡以沫，沒有所謂的大徹大悟。
如果鼠疫是一場災難，那麼人生就是一場無休無止的鼠疫。
那麼我們應該怎樣面對這樣不堪的人生？加繆在書中樹立了這樣一個英雄，他說這才是真正的英雄主義。
“如果說這個故事必須有這麼一位楷模，筆者樹立的正是這位名不見經傳的、虛懷若谷的英雄，他沒有別的，只有一顆比較善良的心和一個看似滑稽的理想。這一點將使真理迴歸原有的位置，使二加二隻等於四，使英雄主義恢復它應有的次要地位，從不超越追求幸福的正當要求而只能在此要求之後。這一點還將使這本編年史具有自己的特色，那特色就是用恰當的感情進行敘述，這種感情既非公然的惡意，也非演戲般的令人噁心的慷慨激昂。”
這樣的英雄形象未免讓人喪氣，他們太低調、太平凡了！
但是這不就是在醫院裡堅守的醫生和護士嗎？厚重的口罩遮住了他們的面孔，甚至遮住了他們的恐慌，他們的眼神永遠那麼堅毅。他們沒有時間振臂高呼、慷慨激昂。他們只是做好自己的事，對荒誕的命運不卑不亢、忍辱負重。在認清了生活無望、無靠的真相後，依然能夠勇敢的活下去，並且幫助我們活下去。
他們並非沒有兒女情長，並非不懼死亡。只是他們知道，在這個當口，當大家都在躲避的時候，他們必須去迎戰，去面對這個最殘酷的真相。
當我們有勇氣在最難的日子裡笑出聲來，直麵人生的殘酷真相，我們就已經打贏了這場戰役。勝利的關鍵就在於在荒蕪的宇宙中憑空製造出勇氣和希望。
讓我們以加繆書中的一句話作結：
“人的內心裡，值得讚賞的東西總歸比應該唾棄的東西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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