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灵小不懂why

一直以来，中日两个一衣带水的国家有着深厚且悠长的历史渊源。无论汉唐，亦或是宋明之际。中华文明，一直都是日本所钦慕、膜拜的对象。然而，自近代以来，随着资本主义文明的崛起，这两个国度均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巨变，封建文明的没落使得这两个国度处于风口浪尖之下。

在这种背景之下，日本与清国都采取了相应的变法改良运动以适应时代潮流的变迁，而正是在几乎相同的背景和相同的时间段之下，两个国家的变法运动却呈现出了截然不同的效果，即日本成功，清国失败。毫无疑问，这场变法的结果，也决定了两个国家未来国际地位的走向。那么，同样是封建主义孕育下的文明，在面临西方资本主义冲击之下所做出的改良，为何会产生相反的结果呢？

一，两种运动的力度不同：明治维新之改良无异于革命，而戊戌变法仅仅是改良

纵观世界文明的发展史，其基本路径可以总结为从奴隶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而一种新的文明推翻另一种旧的文明，其主要方式往往得经历一个长期的暴力冲突过程。总而言之，旧的文明，不会主动温顺地退出历史舞台，新的文明产生往往会伴随着暴力和流血。

就日本的明治维新运动而言，其萌发于当时日本严重的民族危机和封建专制制度危机之下，日本的武士阶层打着“尊王攘夷”的口号，表达其阶层反封建和反侵略的时代要求。虽然从明治维新本身属性来看，它算不上是一场彻底的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运动，但从“倒幕运动”内战中的规模程度和激烈性来看，它丝毫不逊色于西方的资产阶级革命。通过这场规模浩大的战争，日本地主资产阶级结束了德川幕府的封建统治，并掌握了政权，这为其改革变法，发展资本主义提供了基本的前提。

反观大清之戊戌变法，虽然自鸦片战争以来，在西学东渐的大背景之下，西方先进的资本主义文明逐渐影响着这个古老的封建文明国度，但是，在拥有两千年封建思想沉淀的土地之上，新兴的资本主义文明以殖民侵略的方式对这个国度的改造可以说是微乎其微。

戊戌变法之火点燃于甲午中日战争之后，这场运动是由一位渴望夺权的傀儡皇帝和一群期盼改良封建统治阶层的知识分子所引领的。前者，希望通过以这次变法为契机，恢复属于自身无上的皇权，而后者虽有提到发展资本主义，但其本身还存在着分歧：即是否保皇。

除了变法的目的没有达成共识之外，这场运动的领导者们在变法的方式选择上也注定了其失败的结局。比如，康有为和梁启超等人所发起的“公车上书”，其形式上无异于古代官僚士大夫的上书言事，即通过上书的方式劝谏统治者实施改革，改革的主动权也因此掌握在了清廷那群顽固的统治者身上。

再者，这场运动虽然也有着理论纲领，即通过兴办实业，开设议会等方式实现富国强兵。然而这行动上，

戊戌变法的领导人们只是停留在出版报刊杂物、组织学会、开设学堂等宣传的层面，远远没有上升到类似于明治维新那般强调推翻封建统治的暴力手段的高度。（当然，不可否认的是，维新派人士的这些舆论宣传为后来辛亥革命的成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最后，从两场变法运动的参与规模来看，我们也可以理解，戊戌变法的力度为何会远远弱于明治维新。比如，明治维新中，日本的农民在倒幕运动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这些农民不仅直接参加倒幕军之中，他们还会在地方发动起义以响应倒幕运动。正是在这些地方百姓的支持之下，日本的倒幕军才能够击败数倍于自己的幕府军。

而与日本这种全民参与的盛况相比，清朝的戊戌变法却显得孤掌难鸣，就当时环境之下，维新派人士很难与工农阶层相结合，他们所依靠的仅仅是傀儡皇帝一道道的政令下发，而这些政令在掌握大清实际统治权的顽固派眼皮底下是根本无法实施的。其最终的结局，我们也看到了：变法夭折，维新派人士被捕杀，光绪帝遭幽禁。

二，两场运动所面临的外部环境存在着很大差异

明治维新和戊戌变法均发生在19世纪中后期（前者于1868年，后者于1898年）两者之间相隔虽仅仅30年，但这30年就当时国际环境来看，却是风云突变的30年。

从日本方面来看，明治维新运动开展时，西方列强正处于自由资本主义的阶段，他们此时正忙着处理内部事务，无暇东顾日本。

比如此时的美国刚刚才结束南北内战，整个国民经济有待复苏；世界头号资本主义强国：英国则面临着国内声势浩大的工人运动和爱尔兰民族解放运动，大英政府的重点放在了政治改革方面；而德意志则在开展王朝战争实现国家统一。

也就是说，此时的日本所面临的国际环境是十分轻松的，他们进行改革运动所面临的外部压力也随之减轻。即日本的资产阶级维新派不用担心西方列强干涉所带来的阻碍，可以集中力量以对付他们当时的唯一障碍：幕府，这无疑是明治维新能够取得成功的一大重要前提。

而反观彼岸的大清，他们所开展的维新变法运动却面临着严峻的外部压力：

至19世纪末期，此时的西方列强们对内在政治改革和稳定内部局势方面已经取得了明显效果，对外资本主义扩张已经到了顶峰阶段，他们基本将世界瓜分完毕，由资本主义强国阶段步入了帝国主义阶段，所以此时的大清成为了他们争夺财富的唯一来源，他们急需掀起一场瓜分中国的狂潮。

也就是说，戊戌变法的领导者们希望通过改革使中国步入强国行列，而这无疑与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既定目标产生了冲突，所以这些帝国的领导者们无论如何都不会坐视自身利益受侵犯的事情发生。

正如这场运动的亲历者梁启超在变法失败流亡日本时所言：“贵邦三十年前，外患未亟，其大忧仅在内患，故专恃国内之力，而既可以抵定。敝邦今日如一羊处于群虎之间，情形之险，百倍贵国。”戊戌变法在本身严峻的内部压力之下，又要顾及外部势力带来的阻扰，显而易见，这对于没有实权的皇帝和那群维新人士来讲，改革的成功之路也就显得遥遥无期。

三，经济基础的差异性决定了两国的思想观念，同时也决定两场运动有着截然相反的结果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到：“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即社会的变革与社会的经济基础有着密切相关的联系。

纵观近代中日两国，其经济形态虽然都是由落后的自然经济占据着主导地位，且自然经济也有着逐步瓦解的趋势，但是就这种趋势的进程来看，中国显然是要慢于日本，而这也决定着两国在对待变法运动上的思想观念差异。

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前，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基本由城市延伸到农村再遍布全国，当时的日本仅手工工厂就高达400余家，这一批人渴望通过变法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营造出一个良好的环境。就如《共产党宣言中》所提到：“人们的观念和概念是随着人们生活条件、社会关系和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

随着日本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许多富有学识的武士走上了资本主义革命道路，同时，这场运动也逐渐得到了商业资产阶级的支持和农民的参与。在此情形之下，“倒幕”成为大势，变法取得成功也是意料之中。

相比之下的中国，当时在资本主义经济方面虽然也颇有成就，但是其发展状况却呈现出了规模小且不平衡的劣势。

比如在1895至1900年之间，当时民办厂矿仅有68家，农产品的商业化也仅局限于东南沿海等被西方资本主义殖民化的地区。再者，除了资本主义经济先天不足之外，其后天发展也受到了官方的打压，当时的清廷统治者们仍然秉持着“农本商末”的落后思想观念，对于民间商品经济和工商业的发展进行了大规模的限制，这无疑使得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举步维艰。

维新派人士虽然意识到了这点，同时也进行了相应的宣传鼓舞工作，但这些似乎仅限于上层知识分子，这些思想宣传没有且很难吸收占全国百分之八十的农民阶层，即维新思想没有得到广大社会阶层的认同。这也决定了此场运动的性质仅仅只是一场士大夫阶层为主的爱国救亡运动。在没有得到广大群众的支持之下是不可能取得成功。

结语:

中日两国在相似时代遭遇巨变，且都采取了相应的应对措施。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和中国戊戌变法的失败绝非偶然，而是由其内部和外部的历史条件以及多种复杂因素所致。

旧时楼台月

当时中日两国国情有很多的不同，我们对比可以得出各有根据、合乎逻辑的原因，但归根结底我认为还是毛泽东主席说的话“枪杆子里出政权”、“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动嘴皮是干不成事的。

先看日本明治维新，虽然名为“维新”好像是改革，但其实质却与“革命”无异

维新派通过多年在幕府势力薄弱的西南诸藩暗中生更发芽，积蓄实力，招揽、培养维新志士，以此为基础建立起强大的维新军队，通过4年的倒幕战争才用鲜血最终建立起明治政府夺取了日本最高统治权。

日本的维新能够成功也是是建立在拥有当时日本国内最强大且忠于新政府的军队基础之上，依靠强大的军力使所有反对者在维新政策颁布之时只能仰起鼻息、噤若寒蝉。胆敢反抗者即刻强力镇压，因此明治维新也获得了“铁血改革”之名。

反观戊戌变法维新派只管办报制造舆论，聚众上书，然后将维新的全部希望寄托于一个并无实权的封建皇帝身上，以皇帝之名，以忠君大义来希望封建势力中实权派也是既得利益者，能够起来自掘坟墓，（这里说的是袁世凯之流）岂不可笑

当变法遇到保守势力反扑的时候，维新派所有的计谋都无济于事。毕竟在绝对的实力面前，所有的谋略都不堪一击。

所以说中国的戊戌变法就如同无根之木一样，当遇到强风之时必然一吹就倒。无关其他。

历史小知

自古以来，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不管是亚洲还是欧洲，只要是改革或者是变法，它们的推动者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因为这样的行为触动的是统治阶级的根本制度以及既得利益者的核心利益，

试想一下有哪个统治者会允许别人来抢夺自己的胜利果实？纵观中外历史，关于改革失败的例子比比皆是，但也有成功的，比如日本的明治维新。日本这个国家就是在明治维新之后国力迅速增长，逐渐成为亚洲地区的强国，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称霸东亚以及整个亚洲。

中国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也不乏有改革者、维新者、变法者，但大多数都以失败而告终。当然，我们不能把失败的原因简单的归咎于推动者，

因为每个国家的国家体制和具体国情是不一样的，不能一概而论。那么同样是改革，为什么日本的明治维新会成功，而中国的戊戌变法会失败呢？笔者认为有以下两方面的原因。

一、封建统治基层的态度至关重要

当欧洲爆发工业革命，很多国家已经进入工业化时代并开始大规模向外扩张的时候，亚洲大部分国家还处在落后的封建王朝阶段，思想保守、闭关锁国导致从上到下的腐朽思想主导着人们。尤其是中国清王朝的统治者还自我陶醉在天朝上国、万邦来朝的美好幻境之中。殊不知外面的世界已经今非昔比！

当八国联军凭借着坚船利炮打进了中国并所欲为的时候，清朝统治者才如梦初醒，慌乱之下没有任何办法。不得已依靠改革派、维新派甚至变法派。但说实话无论是哪一派从清王朝统治者的内心深处来说，他们都是极其不情愿的，要说改革可以改，维新也可以，师夷长技以制夷这也没有问题，但这只是表面机械的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没有从根本上对国家制度体系形成改变，只要不改变国家根本制度体系，靠单纯的学习先进技术是无法实现国家的强盛的。

这一点我们从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和北洋水师的全军覆灭可以得出结论！

所以，戊戌变法仅仅是在光绪皇帝的支持和授意下发动的，而清王朝真正的掌权者慈禧打心眼里是不同意的，因为这些变法措施已经有一些条款触动到了清王朝统治的根本制度和底线，是慈禧太后无法接受的。所以，轰轰烈烈的戊戌变法其实最后是被慈禧太后消灭的，戊戌六君子最后被菜市口问斩时，用的都是钝刀，可见慈禧对他们的痛恨程度有多么的强烈！

而日本的明治维新就不一样了，日本这个国家最高的统治者是天皇，天皇就，就是一切权力的最高拥有者，天皇的命令是不可以违抗的，明治维新正是得到了天皇的许可才开始实施的，而且态度非常坚决，为了维新天皇节衣缩食，甚至连自己的老师都杀掉了，有最高统治者的支持和推动，维新活动不成功也难。

二、国民意识的重要性

一个国家要改革要变法，除了改革者的推动、统治者的支持还需要国民的理解和协助，这些条件缺一不可，举一个例子：在戊戌变法时期，有一位广东籍的商人通过在外打拼积累了一些财富，回国后在自己的家乡开办了一个工厂，并招聘了一批女工，但是却引来了种种非议，有人说他有伤风化，还有同行恶意中伤陷害他。当地的官府还时不时的来敲诈勒索，慢慢的他不堪重负只能关门大吉继续远走他乡。由此可见当时变法所面临的环境是有多么的差。

我是文史墨客，不当之处，请多指教，期待与您的交流！

文史墨客

一个国家崛起，从上到下都是人才英才。明治一个本来打酱油的小伙子，一场倒幕运动登上了权力巅峰，没有太后垂帘，连议会也听他的。为了发展海军，发行五千万公债，镇远当初的造价不过一百五十万，五千万可以发展出什么样的舰队。天皇和皇后一起减衣缩食，许多少女去卖淫把赚的皮肉钱购买公债为荣。手下有伊藤博文，海军有伊东祐亨，东乡平八郎，陆军有儿玉缘太郎，山县有朋，乃木希典，无一不是当时俊杰。

一个国家没落，从上到下都是庸才蠢才。光绪的皇位就是捡来的，上有太后下有皇室成员，干什么都有几十双眼睛盯着。五千万清庭也有，不过去盖了颐和园。手下有翁同龢，康有为，一个是老邁昏庸，一个是江湖骗子，所有大臣都是利字当头，自己先拿够了才考虑国家。满清末年清庭无论文臣武将竟举不出一个像样的人物。

其实清庭是有机会的，1874年桦山资记连军舰都没有，租了商船带领一千六百人就敢入侵台湾，屠杀了牡丹社原住民，当时满清好歹有海军有马尾造船厂，分分钟不一定灭了日本桦山那几个人一定回不去。李鸿章信奉衅不我开，放过了还丢了琉球。1882年清庭有镇远定远，都是七千多吨，日本只有四千吨的松岛，朝鲜内乱同时出兵，李鸿章还是衅不我开，放过了，承认了日本对朝鲜和中国一样的地位。1889年长崎事件，全国一致主张对日用兵，清庭又增加了宁远平远四艘四千吨战舰，李鸿章又是衅不我开，如果李鸿章点头从此没有联合舰队。三次机会被放过，1895年朝鲜又内乱，中日又同时出兵，这次日本已经准备好了，衅由他开，北洋水师被全歼，从此在我们头上拉了五十年屎，这一切拜李鸿章所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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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部分答主的答案 很多人都忽视了日本明治维新成功是建立在长萨土肥四藩变法经验前提 中国戊戌变法是建立在否定地方变法洋务运动前提

一个简单事实是：日本明治维新的主要推动着来自德川幕府末期改革成功的长州、萨摩、土佐、肥前四藩的人；而中国戊戌变法的推动着却不是有着地方改革经验的洋务运动派，而是毫无政务经验的康有为等书生派。

对比日本明治维新三杰和中国戊戌变法康梁等人

日本维新三杰：

1、大久保利通，萨摩藩下级武士家庭出身，1846年从萨摩藩的书役助开始，到掌握萨摩藩实权；

2、西乡隆盛，同样是萨摩藩武士出身，是大久保利通从小的好友，二人都因为不同原因不能习武而习文，1844年担任萨摩藩的书役助；

3、木户孝允，长州藩武士出身，担任练兵馆塾头（教练），后掌控长州藩。

维新三杰共同的基本的就是：武士家庭出身，从小职位做起，最终控制藩国。

中国戊戌变法康梁等人，和日本维新三杰相比，缺乏的就是处理实务的执政经验。从无处理实务的书生，突然成为了规划天下的大师，更多的是纸上谈兵。

由齐彬于1852年建立的集成馆工业区，位于现鹿儿岛市矶地区。旁边为外国工程师建立的异人馆（摄于1872年）

被人忽视的日本长州、萨摩、土佐、肥前四藩地方改革经验

长州藩:

1、1854年、木允孝户以江川龙英随从身份上船参观来访的美国海军培里的舰队，开始了木户孝允打造长州西方式军队的想法，只是提出的出国留学法案因为德川幕府不准出国而被否决；

2、1862年，木允孝户等开始掌握长州藩，以松阴的航海雄略论为基础制订开国攘夷政策；

3、1863年5月8日，木允孝户主政的长州藩开始秘密派遣留学生到英国留学，即著名的长州五杰（（井上馨（闻多）、伊藤博文（俊辅）、山尾庸三、井上胜、远藤谨助）。

长州藩在木户孝云的西式练兵理念，成为了明治维新中西式军队，也是日本明治维新实行征兵制的力量，长州藩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掌握着日本陆军。长州藩奇兵队是明治维新时的著名部队。

萨摩藩

1、和长州藩是有木户孝允等开明派推动不同，萨摩藩藩主岛津齐彬是推动藩国改革的助力人：

因为大清鸦片战争失败的震动，岛津齐彬在即位之初就开始了他的藩国改革：

在鹿儿岛建设以造船、冶炼、纺织、军工、玻璃制造为中心的西方工厂群建设；

庇护从美国归国而被幕府捉拿的中滨万次郎教授藩士造船法，在1854年建造成功日本第一艘西式帆船升平丸；

成立以西方思想、技术、文化为主的兰学开成所；

提拔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等人才；

1857年9月17日，用西方进口的银版摄影法照相机拍摄了自己的第一张个人照片。

2、岛津齐彬在1858年急病死后，萨摩藩落入岛津久光、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等大臣手中，继续进行改革。

1857年9月17日岛津齐彬所拍摄的个人照

土佐藩

土佐藩和萨摩藩一样，都是藩主推动进行藩国改革。15代藩主山内丰信（即山内容堂）任用吉田东洋进行强势的藩政改革，如西洋军备、强化海防、财政改革、改革身份制度、济农仓等。

在吉田东洋被刺杀后，重掌藩主之位的山内容堂重用吉田东亚门下的后藤象二郎（藩士）、干退助（之后改名为板垣退助）（藩士）、岩崎弥太郎（浪人、三菱财阀创办人）等人继续改革。

肥前藩，因为靠近荷兰商馆，因此在幕府末期积极发展西洋工业：

1849年，日本第一所制铁工场落成；

1855年，长崎海军传习所建成。

长州五杰

综述

日本幕府后期的长州、萨摩、土佐、肥前四藩进行富有成效的地方改革，其实和1861年开始的本质是地方改革洋务运动基本一致，都是为了富国强兵：

长州藩木允孝户等确立的尊国攘夷，和洋务派的师夷长技以制夷，本质是一样的。

不同的是：日本四藩改革是在中央幕府不同意下自行进行的改革，洋务运动是得到咸丰帝、两宫太后、同治帝、光绪帝同意进行的改革。

1895年的甲午战争战败并不可怕，如果由有地方改革经验的洋务派进入中央（军机处）进行制度性改革，大清不至于出现戊戌变法这种弄得鸡飞狗跳、没有规划、急功近利的所谓改革。

康梁等才改革3个月，就想着刺杀慈禧——试问慈禧死后，大清还能出于稳定的格局下吗？没有稳定的局面，还能进行改革吗？

1895年若是由李鸿章、张之洞、沈葆桢、刘坤一等人担任军机处大臣并主持进行类似戊戌变法的改革，成功的机率会比康梁进行戊戌变法高多少呢？大家思考一下！

甲午战败本应是洋务运动转为制度改革的转折点，却因戊戌变法成为了否定点。这是一个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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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哨声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两个变法的共同点，日本的明治维新源于当年比较知名的黑船事件，让当时的日本意识到了自己和世界的脱轨以及西洋科技的先进，从那之后日本全国便开始停止闭关锁国，开始改变国家制度，引进工业化迅速崛起。

而中国的戊戌变法则是源于甲午海战失败，清朝政府迫于无奈和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割土求和之后。当时清朝上下怎么也不敢相信自己竟然会败给曾经一直臣服于自己的日本国。所以当时清朝统治者和各级官僚痛定思痛，决定效仿日本进行变法图强。

而两国变法的结果之所以不一样，因为两个变法之间还是存在着本质上的不同。

第一，改革时的国情不同。

日本当时属于幕府时代，通俗的来讲有点像三国时期的曹操统治天下。幕府虽然说只是天皇手下的一个大将，但是手里却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利，而天皇却是一个傀儡。

当时日本属于军阀混战，乱自割据的时代。日本国虽小，但是在小小日本却有将近300个藩王国。通俗的来讲，统治者没有至高无上的权利，不可以约束整个国家的活动。

▲ 日本幕府时代

与之相对比的清朝，虽然说当时国家沦为了半殖民半封建主义社会，但是清朝的统治还相对稳固，清朝也有一套比较完整的统治体系。老百姓虽然有反抗之举，但是都被清朝军队给镇压了，因此中国属于一个比较相对统一的状况。

也就是说，当时中国清朝真正的统治者，对于国家整体的活动有着较高的约束力。当时如果彻底的变法，肯定会触动统治者的利益，所以戊戌变法是在统治者的允许范围内才进行的。

这也说明了，戊戌变法，其更大的目的，还是为了维护清朝统治者的封建殖民统治，在改革广度以及深度上，肯定有众多制约，不能触及根本。

其二，统治者的态度有所不同。

日本在幕府时代虽说有天皇，但是实际上天皇就是像汉献帝一样的傀儡皇帝，根本没有任何的实权。

当时由于日本极度分裂，所以并没有一个实际的统治体系，导致日本的各阶级不容易被封闭思想，而更容易比清朝各阶级接触一些先进的思想，从而可以更全面的西欧各国的先进技术，随之明白日本和其他国家的差距。

人们的思想得到启蒙变革之后，便发动了推倒幕府的运动，并且让没有实权的天皇建立了一套中央集权体制。如此的一个变法，让已经没权的天皇重新拥有权利，那么天皇对于这个变法自然支持。

与之相对比的清朝则是有所不同，清朝有一个比较完整的封建统治体系，如果要真是变革的话，会触动很多人的利益。虽然当时统治集团里面有人愿意变法图强，但是不代表大家都愿意放弃自己的利益，君主立宪等制度更是难以被守旧派接受。

若是一个国家的统治集团很难统一起来支持变法的话，那么自然也就少了一定的号召力。就算想要变法，也要在这些统治者的权利指导之下进行变法。而且在变法过程中会让一些人的利益互相矛盾，你争我斗之间就会消耗很多力量，从而难以维持变法。

▲ 晚清八旗子弟

当然最重要的就是戊戌变法的内容有点太过于空洞，很多举措很难落实到实际，就算统治者愿意真正落实，到民间的时候也可能会遭到百姓传统思想的排斥。比如当初的变法里有一条就是要将西藏新疆等地卖给英国和俄罗斯，从而换取金钱支持国家运营。而这样的一个提案，也自然遭到了诸多统治派的反对。

因此笔者认为正是因为以上几点原因，所以日本明治维新成功了，而中国的戊戌变法失败了。

海佑讲史

为什么日本的明治维新成功了，中国的戊戌变法失败了？

原因很简单，日本的明治维新是一种从下而上的体制重组，而中国的戊戌变法是一场上层部分势力搞的体制改良。

以日本倒幕的第一大主力萨摩藩为例。

鸦片战争爆发前的70年，1770年，萨摩藩藩主岛津重豪开始准备藩校建设计划。1771年，重豪批准于藩城鹿儿岛二之丸外征地3400坪。用作藩校建设。同年开工兴建宣成殿（孔庙）。随后兴建讲堂，学舍，文库等设施。其建筑式样和设施完全仿照幕府的汤岛圣堂和昌平坂学问所。1773年，藩校初步完工，定名为造士馆。初代教头是岛津重豪在江户时结识的。名学者荻生徂莱门下高徒山本正谊。同年岛津重豪下令为造士馆加征地4139坪，用以盖综合性演武场。但是岛津重豪仍不满足。1773年，重豪下令设立医学馆（又名医学院）以研究中医学，同时还在藩内的开设了“吉野药园”作为医学馆的附属。还仿照江户的医学馆制订了《学规八略》这种教育规范。医学馆设立是萨摩藩医学教育之始。医学馆招生不问身份。即便是町人也可以入馆学习。首次在萨摩藩打破了封建的身份门第限制。但是岛津重豪仍然感到萨摩藩的教育有所不足，于是在1779年设立明时馆（后改名为天文馆），附属于造士馆下。明时馆是萨摩藩藩属的天文台和历法研究机构，后来成为萨摩藩的兰学（西方科学在日本当时称之为荷兰学，简称兰学）研究机构。明时馆自成立后专注于历法方面的事物，后来还编撰出来一部《萨摩历》出来。因为受到西方的影响，重豪在佐多村又开设了“佐多药园”为藩属的植物园。尝试培育热带作物，成功的将龙眼介绍进了日本。这一系列的教育设施的设立创设了中世到近代萨摩藩的教育体系。

造士馆自成立起就注重文武兼修，并配有相关的演武馆。后来还引入兰学，这使得萨摩藩士的整体素质有了质的提升。明治维新时期所有的萨摩出身的维新志士。乃至日后大正时期的萨摩藩出身者，早年基本全部都在造士馆学习过。造士馆的高材生包括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东乡平八郎，伊地知正治，松方正义，川村纯义，大山严等等。这个名单足以说明造士馆在日本历史上的意义和地位。造士馆在明治维新后成为鹿儿岛造士馆高等中学，后改为日本第七造士馆高等中学。后来又衍生出日后的鹿儿岛大学。同时，造士馆藩校亦为改革准备了人员基础。

而在鸦片战争时期的1842年，萨摩藩任命藩士成田正右卫门（高岛秋帆的学生）为藩的枪炮术指导。标志着萨摩藩正式接纳了西洋式枪炮术。1846年萨摩藩模仿佐贺藩成立了“洋式方”和“铸制方”，开始制造青铜火炮，整饬海防事宜。同时成立制药馆为枪炮提供必要的化学药品，将以前的对外部门异国方改为军务局。命令对外国兵制进行研究。

到了1847年，萨摩藩建设了炮术馆，负责教授藩士西式枪炮术。萨摩藩的改革动作很快，到了次年萨摩藩进行的军事演习中进行了总数达千人的洋枪队进行的射击演习。同时还进行了约52人的西式马枪队演习，还进行了火炮的试射。到了1849年萨摩藩的军事改革取得很大成绩。首先铸制方成功制造出来合用的枪身和炮身。标志了萨摩藩的武器制造技术的进步。同时萨摩藩又进行了演习，这一回出动了2400人，基本全部持有当时比较先进的前装戈贝尔步枪。还有大炮6门。

而1840年的中英鸦片战争，清朝战败的消息传入日本后大大震动了一大批日本人。萨摩藩藩主岛津齐彬可以说是这些人中受震动最深的一个。偌大的清朝居然不堪西方一击，这事实让齐彬极受震撼。特别是在1842年齐彬从荷兰商人手中购入一本《中国鸦片战争始末见闻录》（清国阿片戦争始末に関する聞書）后，阅毕此书的齐彬认识到了西方的强大。从而产生了危机意识。齐彬认识到，西方叩开中国大门后，下一个目标必是日本。而作为日本最西的藩国，萨摩藩也必然会成为日本最先受冲击的藩国。这个想法让齐彬产生了开国的想法。因为不管萨摩藩多么强大，比起中国来仍然只是沧海一粟。如想抵抗西方的侵略，就必须团结日本全国之力，方有可能能和西方相对抗。为了团结日本对抗西方，一方面必须打破旧有的幕藩体制。使得各藩国不再因祖上出身如何而分三六九等。不再因为亲疏的身份而对国政的话语权不同。而是都有权参赞国政。一方面应该打开国门，吸收西方的先进技术为自己所用。这样日本才有能力对抗西方列强。于是齐彬在江户时，就跟他的许多好朋友（如阿部正弘）鼓吹“富国强兵、殖产兴业”了。还给幕府递交过建白书，提出幕政改革要实现“第一政通人和，第二强化军备”（ 第一に人の和、第二に軍事の強化）而且私下还拟定了新的萨摩藩藩政改革的计划。准备在萨摩藩实行西式改革。现实的情况也验证了齐彬的想法之正确。

1854年7月，萨摩藩初步完成了西式高炉并进行了第一次试操作，第一次操作进行了三昼夜，投入了志布志，颖娃地区的铁矿砂和吉田地区（今宫崎县）的矿石。结果是生产了3600斤（约合2160千克）的锻铁。这是日本第一次进行高炉溶矿操作。

1865年4月17日早晨，萨摩藩留学生团19人（15名留学生，4名带队）改名换姓，在萨摩藩羽岛浦换乘英国船澳大利亚号（オースタライエン号）前往香港，开始了日本第一代留学生的留学生活。

这些日后的维新志士们打破了落后的藩国观念，而进步到“同为日本人”的近代民族国家观念。并将这个观念带入了日本。这对于以后的明治维新和新日本建设有着非常积极和正面的作用。

对比这些，

当时的中国呢？

知识分子，那些士大夫们都在“之乎者也”，玩什么八股文和诗词歌赋，西方的先进工业和科学被视作“奇技淫巧”。

统治阶层，满清贵族在满足于如何继续当上等人，靠铁杆庄稼，当他们的八旗子弟。

至于近代民族国家概念？

你这是保中国不保大清！对于满清贵族来说，量中华之物力，讨好洋大人，就可以继续当寄生虫！

干嘛变法？

是不是傻？

开了民智，让老百姓有了民族意识，难道让满清贵族们回到关外继续当野人吗？

简单一句话，满清王朝作为一个奴隶主建立的征服者政权，根本没有近代化的基础。

冷兵器研究所

世人都喜欢拿明治维新和戊戌变法类比，其实二者完全没有可比性。

第一、在明治维新之前，日本已经经过了长达一百余年的西方文化传播和教育，全国各地到处都有学习“兰学”（荷兰之学，因为荷兰是唯一和日本友好往来的西方国家）的知识分子，大名（诸侯）中也充斥着“兰癖”，而且在德川幕府和大量大名的带领下开始了部分近代化改革。当大清还在和太平天国打生打死的时候，日本已经建立了若干西式学校、近代化工厂，组建了西式军队，造出了西式轮船了。明治维新只不过是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政治、经济制度上的深化改革而已。

兰学的长期传播在日本形成了改革的社会基础，培养了主持和从事改革的一大批知识分子，而这些大清都没有

日本在明治维新前就已经取得了超过中国洋务运动的改革成就，幕府军队的西化程度就已经远远超过30年后的北洋淮军

而戊戌变法是在甲午战争失败的推动下，知识分子阶层一次爆发性的激进行为，官府也好，民间也好，反对变法的都大有人在。了解西方文化知识的人也非常少，接受过西方教育的不过是少数军队和工厂中的一些军官和职员，而他们偏偏完全没有参与到戊戌变法中。

第二、明治政府是在推翻幕府基础上建立的一个全新的政府，原有机构全部推倒，按照西方国家体制重建。各级官员都是精通“兰学”的知识分子，相当一部分还出国留学过，他们对西方的了解，是真的了解，所以他们的改革措施，也是有针对性的。同时，这些官员都有在幕府或大名中多年的任职经历，管理经验丰富。

主持明治维新的大久保利通之前是萨摩藩的重臣，曾经到欧美各国巡访

大久保利通的继任者伊藤博文，少年学习兰学，青年留学英国，在长州藩任职

而戊戌变法完全不同，作为决策者的光绪帝本身既不了解西方（不久之前，他还是一个崇尚儒学的排外主义者），又行事鲁莽急躁，完全不具备一个优秀领导的必需素质。作为策划者的康有为，并没有学习过西方文化知识，对西方也是一知半解，倒是一个热衷于“屠龙术”，期盼借变法名义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文人。作为执行者的谭嗣同等人，也不懂西方文化知识，而且之前全部是白身，没有任何管理经验。

戊戌变法的策划者康有为并不是精通西学的新式知识分子，恰恰相反，他最擅长的是经学，理想是当儒学新圣人，对西学的了解非常肤浅

治大国如烹小鲜，涉及到废旧立新的大事，肯定要循序渐进。光绪帝和维新派却急于求成，巴不得一下子就改天换地，面目一新，根本不顾改革会损害多少人的既得利益，又该怎么应对。甚至对支持变法的官僚也不团结，康有为就把原本对其表现出善意的李鸿章、张之洞怼了个遍。

光绪帝生性急于求成，急躁易怒，而且对西学也没有什么了解，他和康有为的合作，很快产生了自毁型的化学反应，本来支持变法的人大都反对维新了

在仅仅103天的变法期间，光绪帝下达了一大批诏书，其中兴办工商、裁冗官、废科举、裁绿营、倡新学、建新军的内容看似美好，但无钱、无人，大多数无法实行，少数能实行的无法马上让人得到实惠，伤及利益的人却遍布朝野。而面对群情汹汹，维新派的打算居然是企图搞兵变。

维新派的做法，一是直接威胁到广大官员和数十万绿营的饭碗，二是断了众多读书人的前途，三是损害了政治手腕娴熟、长期执政很有威信的慈禧太后的利益，四是不团结本来支持维新而又有权力的文武大员。安得不败？

海军史研究会员

身在闹市，心向青山

工业文明是在农业文明的基础之上产生的，但完成这一突破的却是在亚欧大陆的西北一隅——孤悬海外的英国，时间是公元18世纪中后期。

工业文明一诞生，便迅速冲击了全球的农耕世界。

但并非所有的国家都能一下子明白蒸汽机——工业时代的到来，包括与英国一样的欧洲列强们。

英国工业文明对亚洲的冲击并不算晚，当时的亚洲自西向东主要由土耳其（奥斯曼帝国）、伊朗（萨非波斯）、印度（莫卧儿帝国）、中国（清朝）、日本等组成。

与欧洲列强不同，亚洲的诸帝国皆是历史悠久的政权，面对欧洲列强的强势崛起，伊斯兰世界三大帝国——奥斯曼、波斯、莫卧儿帝国面对工业化冲击的反应，其实是与清朝无异，清朝的失败并非个案，与清朝时的中国被称为“东亚病夫”相比，奥斯曼土耳其被称为“西亚病夫”，而波斯和印度则直接变成了殖民地。

清政府时期中国的反应和由此导致的华夏文明的苦难我们都很清楚——从太平天国，到洋务运动，再到百日维新；从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再到八国联军。

但洋务派重在建立新军，维新派重在建立新政，均没有触及传统的农本经济，这与奥斯曼帝国的数次是改革一样的，近代的世界各国若不能进入工业时代者，注定只能被淘汰。

3、19世纪的亚洲，唯有日本找到了改变自身历史的途径。

日本，其本身在世界史上原本是无足轻重的，但其在公元19世纪完成工业化，进入世界列强行列，改变了这一切。

最初对待欧洲列强的入侵，日本和中国的反应并无二致，中国闭关锁国，日本也闭关锁国，但英国在鸦片战争红击败中国，极大的震撼了日本。

公元1853年，美国军舰闯入日本，之后日本先后与美国、英国、法国、荷兰、俄国纷纷签订了一系列通商条约，其性质与中国在鸦片战争后签订的条约也没有什么不同——开立港口、列强拥有治外法权等等。

当时的日本，与中国一样，也都是农本社会，转折点在明治维新。

明治维新的开始时间是公元1868年，而我国的洋务运动开始于公元1861年，比日本还早了七年。

与洋务运动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只想建立新军不同，明治维新的改革更为全面。

政治上使日本建立了君主立宪制，军事上学习欧美技术，文化上大力发展西化教育，但最主要的是改变了经济体制：

• 废除各藩领地所有制，领主从此无权向农民征收年贡。
  

• 承认土地私有，废除了士、民、工、商的的身份制度
  

• 农民有利用土地选种作物的自由，同时可以自由迁徙，也有弃农选择其他职业的自由
  

• 改革土地税，税率一律为地价的3%，以货币缴纳。
  

以上这些改革，在清朝末年和民国时期的中国是不可想象的。

通过明治维新，土地和劳动力的使用从传统的体制下解放出来，农民迁徙和择业自由适应了新兴工业的需求，而以货币缴税，使自然经济迅速破坏。

也就是说，通过改革，日本传统的农本经济从根本上改变了，而农本经济的改变完成了工业化时代所需的条件。

从根本上说，日本实现工业化的过程其实与德国、俄国是一个路数。

因此，不是中国的改革失败了，而是整个亚洲只有日本成功了。

中国是农业文明的典范，在人类诞生的各个文明之中，只有中国是真正的大一统，只有中国能够一直在一个统一的政权下农耕，农耕时代对世界贡献最大的无疑也是中国。

“天朝上国”原本是事实，并非一直是迷梦。

正因为如此，中国在西方冲击下反应迟钝，“船大难掉头”，想改变偌大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体制，实非易事！

心向青山

为什么日本的明治维新成功了，而中国的戉戌变法失败了呢？
这是因为，第一，中国朝野的保守势力的力量过于强大。以广东籍著名的商人陈启沅的遭遇为例。这个含辛茹苦在外打拼的商人，回国后在他的家乡，今天的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西樵镇，开办了继昌隆缫丝厂。这一下他简直是捅了马蜂窝，由于他的工厂雇佣了不少女工，在保守闭塞的乡间引起了非议：“有伤风化。”而那些从事手工业缫丝的人们，更是对陈启沅恨之入骨，种种流言蜚语满天飞。而贪婪的官府，也少不了对陈启沅的敞诈勒索。最后，陈启沅的继昌隆缫丝厂，终于在朝野保守势力的挤压排斥下宣告破产。陈启沅和他的继昌隆缫丝厂的遭遇，其实也就是晚清中国改革事业的遭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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