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现在热播剧《锦衣之下》，男主陆绎任职“锦衣卫经历”，他出场所有人都给他面子，不敢违逆。但是陆绎能“作威作福”的原因不是他的“经历”一职，而是他父亲和锦衣卫的身份，他父亲任职锦衣卫指挥使，是明朝谍报、警察系统的最高指挥，可谓权势极大，虽然不如首辅严嵩，但对付一般官员足够了。陆绎任职锦衣卫经历，根据《大明会典》经历不独为锦衣卫所有，各大府衙皆有经历一职，而锦衣卫、南京锦衣卫的经历仅为从七品。明朝上自中央部门下至地方督抚府衙大多有经历司，主要任务是文书的接受转发，但同时兼备其他。总之经历是个事务庞杂的浊官，不为士人所喜。就让我们一起揭开明代“经历”的神秘面纱。
锦衣卫
一、 从中央到地方：经历司的分布状况
明代经历司广泛设立于大府衙，只因大府衙汇总各地事务，工作繁忙。所以按明制，设置经历司的府衙有：宗人府，因明朝分封，皇亲众多、皇族庄园资产众多，所以专管皇亲的宗人府事务繁杂需要经历司；通政使司，负责掌管内外奏疏，下情上传；督察院，监管负责检查百官、讽谏皇帝；五军都督府，掌管天下军事调度。龚延明《中国历代职官别名大辞典》中对中央官衙的经历有总结：
掌管本衙门案牍，管辖吏胥，协助正官处理事务的低级官员或吏之总名 。
如果说中央的经历是因为事务繁杂所以必须有秘书帮助，但到了地方上经历司的地位就大大提升，显然超出了经历在制度上赋予他们的权限。
地方上，承宣布政使司（通称“省”）的经历为“幕僚之长”“欲使百万之民安于下”；都指挥使司的经历“乃其幕僚，所以治文书而赞助行事者也”；提刑按察使司的经历则接管文书、承上启下“幕官首任其责也，而经历又总任其咎者也”。地方卫所中卫一级别亦有经历，只因“指挥使至佥事皆起身军功，于凡政务设施，总其纲视其成，而一理之于幕”。换句话说就是，军事部门主要人员都是打仗的粗人出身，不懂军政，所以委托给文书官经历来处置日常事务。
明中都凤阳
需要指明不仅仅是省一级的三使司和卫（包括京城的卫、地方的卫）设置了经历，地方事务繁多都转运盐使司、中都留守、兴都留守、南京朝廷（南京为留都，北京的一套机构南京都有复制，如南京六部、南京锦衣卫、南京通政使司、南京禁军）、土司中的宣慰使司、宣抚司亦设置经历。地方上低于省一级的府，有设置经历，但不稳定，如汀州府曾有巡捕经历一人，官正八品，孝宗时期废除；而大府、重要的府则常设经历，如顺天、应天、河间等府知府之下皆有经历。但县级设置经历尚未见于史料。
二、附属于任职府衙的官制系统
经历司，制度上规定掌管文书收藏、文移来往，其品阶不会太高。经历司长官称经历掌司事、用印（皆简称为“经历”），高者仅为从五品，低者才正八品；经历司次官称知事、都事佐理经历，高者不过从七品，低者正九品。因其所任职府衙不同所以地位不同。
首先，宗人府，宗人府长官正一品，虽然不涉及具体政治，但作为处理皇族事务的专属机构，整天和权贵亲族打交道，也可谓位高权重，在《明史·职官志》中将宗人府长官其列为百官之首，因此宗人府的经历司长官官职从五品，为各个府衙的经历官中的最高官职。
其次，南京作为留都，“各衙门印有行在字者悉送印绶监，令预遣人取南京衙门皆加南京二字，别铸印遣人赍给”。将南京朝廷和北京作为区别，但是南京朝廷完全复制北京，所以南北两京的经历司官阶相同。
明代南直隶
第三，任职不同级别官衙，其设置的经历司官阶自然不同。中央经历司高于地方这是必然。如南北两京五军都督府的经历司长官皆从五品；而地方承宣布政使司的经历司长官仅从六品；土司中的宣抚使，其经历司长官不过从八品。
三、职责：从掌管文书到兼及其他
关于经历的职责，军事和行政部门之间出现了脱节。
军事是一国根基，所以朱元璋对军队格外重视。明初推行卫所军制，军户世代当兵，且七耕三守、或八耕二守，朱元璋自诩军队百万不费百姓一粒米。但是如此庞大的军队，管理起来必然费劲，军队日常后勤补给、军队屯田的收成分配处置，这些庞大的工作都不是带兵打仗的粗人大将军能干的，所以明朝军队卫一级朱元璋规定设置经历一人、知事一人，经历永乐，至宣德时成为定制，卫的经历职责为主管军饷、钱粮、将吏待遇、军户后勤和军户编制管理。
而政治一侧的经历则与军事的卫经历职责不大相同，事杂权大，且中央地方经历又成区别。
经历第一任务是掌管文书往来。这是经历的本职，文武中外皆同。古代通讯不发达，一般来说明代一项政务的完成要经过：决策制定、决策行移、决策执行、决策核查四项。决策制定由决策机构制定，向别的执行机构转交的过程就是行移。行移包括上对下、平级移动、下对上三种，上对下又分：照会、札付、下帖、故牒；平级移动分：平咨、平关、平牒；下对上则分咨呈、呈状、申状、牒呈、牒上。在古代那个等级森严、礼法慎重的时代，不同性质的行文有不同格式，切不可用错，否则就是僭越或失礼，轻则罚俸被罚，重则丢官夺爵、甚至被杀。
严世藩
《大明会典》记载：
各王府长史，凡有行移，具牒宗人府经历司，案呈本府，事毕，抄案回牒长史司。
可见主管王府日常事务的长史都是将向宗人府的经历司递交文书，这就是下对上的行文。“督察院故牒各道提刑按察司经历司，其磨勘司事务，察院书吏赴司抄案呈院施”，督察院下发给各省按察司的牒文也是发送给按察司的经历，这是中央对地方、上对下的行文。“五军都督府，凡有行移，令经历司具牒宗人府经历司，案呈本府，事毕，抄案回报五军都督府经历司。”这是平级间的行文。由此可见决策行移就归经历司管，不论上对下、下对上、平级移动，其终点和起点都是经历司。所以经历司有了承上启下、下情上达、互通消息的作用。
第二，地方上经历司因事务不如中央经历司多，所以地方经历司有空闲参与地方治理。其职责就是“查举府中一应轻重政务，禀堂施行”。具体施政上，可谓参与决策，影响地方。如顺天府在正统十四年遇旱灾，顺天府经历施茂就主张运通州军粮五百车，以一石一两或更低的价格卖给百姓，同时他还上奏户部请求在补贴一万石粮食，仍按市价卖给百姓，朝廷同意其建议。经历还有促进地方生产的作用，南雄府经历范澄在任期间就兴修水利、治理水患、劝民开垦，使得南雄百姓安居乐业、丰衣足食。
锦衣卫经历
第三，掌握司法。宣德时期御史林英说，现在的制度是用各地方卫设置的镇抚来管理刑狱，但这些镇抚大多粗通文墨，对法律条文解读更是不精，对犯人只会屈打成招，而案情进展记录、司法程序的量刑全委托给识字的军卒，以至于监狱怨气冲天、无辜者受连累，针对刑狱这种专业性极强的行业，应“宜择人用之”，宣宗同意其意见。继而以威海卫为开端，地方卫一级别加大了经历司对司法的干预权“有经历司方印一颗，经历一员，管军民词讼，办案以诰、律为量刑依据”。建昌府经历陈震，史书赞为"廉而有为，审决狱囚，灼有明见"。
第四，监管教育等杂务。贵州思南府经历李骥，在任期间发展教育“遣送官学读书乡试，其相离地远者有司计议或二卫三卫设学一所”。赣州府经历徐恩被委派监修城隍庙。这些都是经历管地方杂物的例子。
四、明代经历的多元出身
明代朱元璋穷苦出身深受官吏盘剥，所以对冗杂的官僚系统进行精简，但是事在人为，古代科技又不发达，人少了事就不能办，所以崛起了吏这一阶层。《明会要》所载明代想成为真正有品入流的官有三条途径“进士为一途，举、贡等为一途，吏员等为一途，所谓三途并用也”。通过科举而进士，这是做官最广泛的渠道，但是这样培养的人专业性不一定强；所谓举、贡就是汉代的察举制，指的是特招、征辟，这种人少，只因世人皆以科举为正途，以其他为邪路，所以不屑或耻于察举；通过下级办事员吏一阶层做官，亦被视为邪道，但机会较大，所以相比于正统朝以后逐渐消失的察举制，由吏入仕也很兴盛。
经历一职，如上文所说，其工作庞杂且有承上启下、下情上达的中转站作用，极易出问题，容易帮人背锅，所以经历是个十足的浊官。
洪武十七年至嘉靖三十一年，在《明代经历司探略》一文共列举了148名经历，期间以举人身份任经历者达97人，乍看之下科举出任经历的比重很大，但联系中央、地方省府皆有经历司，所以统计实际工作难以进行，这148名经历仅是文章作者找到的一小部分经历，如果将经历的范围扩大，会发现实际上科举出身的经历其实并不多。只因科举名额较少，选拔人才不多，且经历实为"浊官"，正途出身的人不喜此道，因此经历的缺口极大，又因其专业性强，所以经历一职常常供不应求。
由此出现了第二种情况，从学校选拔。其实明朝入仕还有途径，即国学直升。这是给权贵阶级开的特权，但也可以收一般人中努力学习的才子。所谓国学就是国子监，国子监出身的人可不科举直接做官，所谓"入国学者乃可得官"，同样《明代经历司探略》一文中，以徽州府经历司官衙为例，从永乐九年到弘治十一年，徽州府有经历9人、经历司次官知事8人，共17人；而9名经历中7人是国子监出身，8名知事则全是国子监监生。虽不能以偏概全，但是徽州府无疑是个代表，可见经历一职的任用多为国子监学生。国子监学生中也分三六九等，上等皇族、大官僚子弟自然不能任“浊官”，所以实际上经历还是由勤奋好学、能考入国子监的真正有才的一般人出任，这也满足了经历司技术性的要求。
锦衣卫经历
府吏出身也是经历的来源之一，因府吏以专业娴熟著称，长期负责一线政务，所以其技术性极强。加之府吏出身被人鄙视，所以一般任职外省实际负责政务的浊官，而经历恰好是个是个事务繁杂且容易帮人背锅的浊官，因此经历也多由吏出任。
除了专业任职的经历，明代官员被贬或平级移动也会任职经历，但因经历是个"浊官"所以平级移动实际是降职。
结语
综上所述，我们知道上自中央，下到两京一十三省的三使司、都转运盐使司、土司的宣慰使司等都设立了经历，经历一职事务繁杂且因其中转站的作用，经常和四面八方接触，极易犯错误，是个“浊官”，所以以科举正途出身的人不愿入职经历，而经历因其技术性则被国子监中的一般人和职业政务处理员—府吏所垄断。《锦衣之下》的男主陆绎仅以从七品小官经历一职“为非作歹”，只因其父为锦衣卫指挥使，如果单纯仅靠经历一职就吆五喝六，估计没人会买他的帐。
张廷玉：《明史》，中华书局，1974年。
申时行：《大明会典》，中华书局，1989年。
龙文彬：《明会要》，中华书局，1998年。
刘娜：《明代经历司探略》，天津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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