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溫柔敦厚”的理論內涵
“溫柔敦厚”中國古代儒家的一個傳統詩教，它最早見於《禮記.經解》:“溫柔敦厚，詩教也。……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也。”這也是漢代儒家對孔子文藝思想的一種概括。唐代孔穎達《禮記正義》對此解釋說:“詩孔子依違諷諫，不指切事情，故云溫柔敦厚是詩教也。”這是就詩歌諷諫的特點來說的，體現了對作者寫作態度的要求。同時，《禮記正義》又說:“此一經以《詩》化民，雖用敦厚，能以義節之。欲使民雖敦厚不至於愚，則是在上深達於《詩》之義理，能以《詩》教民也。”這是就詩歌的社會作用來說的，既需要運用溫柔敦厚的原則，同時也必須以禮義進行規範。
因此，儒家提出"溫柔敦厚"為詩教，在政治上是作為一個道德倫理規範，要求詩歌遵從這一規範以施行教化，使人人親仁禮教，維護國家統治。在文學層面上，是提出了一個影響深遠的文學創作論，即含蓄委婉意切深厚原則，與今天的“尖酸刻薄”、“辛辣諷刺”相對。
二、“溫柔敦厚”理論在我國古代文學創作與評價中的影響
(一）積極影響
溫柔敦厚在潛移默化中影響了諸多詩人的創作觀念。
例：杜甫的《新婚別》中就極大的體現了溫柔敦厚之風。詩一開篇就以自然之物作比，把女子附於丈夫作菟絲附蓬麻，於蕭瑟之境中顯現蕭瑟之情，繼而又借這蕭瑟的環境渲染“嫁女與征夫，不如棄路旁”，“妾身未分明，何以拜姑嫜。”字裡行間散發出別樣的自怨自艾，把寡婦的怨念的碎叨淋漓盡致的表達出來，使讀者心生悲憐之情。可是，杜甫轉筆道：“誓欲隨君去，形勢反蒼黃”，這一下又展現了梁祝之同生共死、化蝶永伴之情。接下來寡婦又勉勵道：“勿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點點滴滴無不從丈夫角度出發，即使犧牲自己，也一定要成全丈夫精忠報國的信念。可愛情終歸是人之私情，所以詩人又寫道:“仰視百鳥飛，大小必雙翔。”最後一切融於自然，天人合一。感慨完寡婦的哀怨，我們更多想到的卻是戰爭之不快。這一本來激烈的矛盾經過如此表達意蘊婉轉了很多。
與此類似的還有《詩經·邶風·擊鼓》其中一句“生死契闊，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攜老。”我們通常認為其寫的是愛情，殊不知這首詩表達的同是對戰爭的厭惡。同樣，縱觀全詩隻字未提激烈之詞，只書寫對佳人的思念，對家鄉之牽掛，但讀者也能在思念的美中感到戰爭的可惡。總之，一切不美一切惡我們都是從遠處觀看，並蒙上了一層薄薄的紗幕。
以上兩例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溫柔敦厚”的文學審美觀念，在藝術表現上要蘊藉含蓄，內容上要深鬱厚篤，既不叫囂乖張，又不淺顯直露，凸顯了一種中庸溫和之美，長期以來這種審美利於培養溫文爾雅的謙和君子，這無疑是具有積極意義的。
(二）消極影響
就個人而言，筆者比較推崇“溫柔敦厚”的文學創作觀和這種評價標準，但不能否認，溫柔敦厚的詩教有著一定的消極影響。
詩教的宗旨在於教人，使人在“溫柔敦厚”的大前提下對國家的利弊得失表達意見竭盡愚忠。詩教要求詩歌塑造的是“怨而不怒”、溫柔和順的藝術形象，從而以詩教民，以詩化民，並以詩人的休養為添加劑，形成詩人溫順的性格，進一步影響到全社會，使封建統治者更好的維護統治。作為詩歌的倫理原則，“溫柔敦厚”詩教的用意，是十分明顯的。
這也是“溫柔敦厚”在漢代產生，並長期成為封建文藝的創作綱領的原因，這是封建專制政治的必然產物。兩漢時期，君權與神權合一，士人喪失了獨立的人格，不得不依附於封建君主。鄭玄說:“及其制禮，尊君卑臣，君道剛嚴，臣道柔順。於是箴諫者稀，惰志不通，故作詩者以譎其美而譏其惡。”因此，漢儒在美與刺、譎諫與譏惡之間，只張揚前者而不標舉後者。可以說，這種詩學觀要求詩人必須將自己的情感約束在專制主所能承受的心理範圍之內，不能超越封建倫理綱常，不能揚才露己，也不能責備君主。所以，從兩漢開始，“溫柔敦厚”不僅成為詩歌創作的法則，而且也成為封建專制制度對士人性情、人格的規範。
從詩歌創作來看，它束縛著詩人的思想，使詩歌不能充分揭露和批判封建的黑暗統治，不能充分發揚民主思想。從詩歌理論來看，作為一種規範，它也嚴重地束縛著許多文論家。不要說一些正統封建衛道者，運用這個規範極力否定一些具有民主性的進步詩歌，就是一些進步的理論家，如王夫之等人也因為這個詩教，他的詩歌批評中出現了不少否定進步詩歌的錯誤評判，如按照溫柔敦厚的原則否定李白和白居易的詩歌就是突出的例證。
因此，“溫柔敦厚”在一定程度上會壓制士人的個性思想，一味強調中庸溫和之道的話就會缺乏批判性和揭露性，長久下去也不利於我國文學的發展。
(三）辯證看待“溫柔敦厚”之說
溫柔敦厚作為儒家的傳統詩教，在長期的中國封建社會中確實是不可否認的產生了很大的影響。而且在文學領域比如古代一些著名文論家如劉勰就十分注意從藝術方面發展“溫柔敦厚”的有益因素，他提出“詩主言志，詁訓同書，風裁興，藻辭譎喻，溫柔在誦，故最附深衷矣”，強調的是“溫柔敦厚”詩教在藝術表現上的特點，主張詩歌要含蓄，這可以說明"溫柔敦厚"的詩教在促進藝術表現方法的發展上也的確產生了比較大的推動作用。
但我們需要全面且辯證的看待這一理論。一方面，在封建社會統治階級內部，運用這一詩教來調整本階級社會成員之間的關係，是合理的；另一方面，由於它規定怨刺必須“溫柔敦厚”，強調“止乎禮義”和“主文而譎諫”，只允許“怨而不怒”地委婉勸說，不允許尖銳地揭露批判，因而又常常起著消極的作用。
三、總結
綜上所述，“溫柔敦厚”的文學觀確實在我國古代文學理論和古代文學傳統中由來已久，它提倡謙和有禮、美刺委婉的觀念有利於構建大和諧社會，但是，它隱含的中庸溫和、規避直面社會與人性中的罪惡問題這種文學觀念也比較嚴重影響到了我國文學創作方向和創作深度問題。至於怎樣努力嘗試在文學創作中增強批判性並且更加深刻的直面與挖掘人性中的善良與罪惡問題，這值得我們以後逐漸進行一步步地研究和探討。
本篇文章是在很淺的層面上先對“溫柔敦厚”這一古代文論中的文學觀念進行了認識分析，由於查閱文獻量不夠充足，因此在分析時顯然不夠透徹、系統、全面、深刻、發散。筆者在寫作過程中也深刻認識到了自身不足，謹記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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