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作为初盛唐江南文化的重要部分，以虞世南、贺知章为代表的江南文人随着政治格局、时代风气和地域文化传统等诸因素变化而促成其文化精神的因革，从武德、贞观时期江南文人的文儒素质而发展到高宗、武后时期第二代江南文人的功名欲和道德化，最后演变成初盛唐之际江南名士精神的回归。这一补充、修正和深化的流变过程，正体现了江南地域文化和初盛唐时代文化的互动和融汇。
从学者陈寅恪开始，我们往往把可能影响初盛唐政治与文学的地域文化划分为关陇文化、山东文化和江南文化。尽管这种划分由于主观性而可能会将文化事实简单化，但是它们之间的钩联确实是我们去理解南北朝以来政治嬗变和文化升降的关键。但是，任何地域文化并非一直处于定型状态。
基于不同社会政治、历史沿革和时代精神等诸因素的功能选择和意义附加，地域文化总会经历一个补充、修正、深化的流变过程。江南地域历经先秦的培育、汉魏的建设，最终在东晋南北朝时期达到其文化巅峰，其进入到初盛唐时期，契合此时复杂政治局势和多元时代精神，也必然发生一定程度的迁移，从而进一步丰富江南地域文化的内涵。本文立足于江南文化的阶段变迁，拟从初盛唐江南文人的文化精神出发，来观察江南文化的内在脉络。
一、文学与儒学: 武德、贞观时期江南朝士文人的文儒精神
李渊建国之初，四境未靖，其对以军功为文化核心的关陇人物多有倚重，亦无暇于政治道德和文学辞章。随着国事渐宁，国家政策发生迁移。武德五年三月，高祖下《令京官五品以上及诸州总管刺史各举一人诏》云: "苟有才艺，所贵适时"。从 "适时"一词可以看出，武德人才需求是随着政治环境而变迁的，武德初年以军功为标准的人才观念逐渐偏移，李渊逐渐开始关注道德治理和文事润饰，如武德五年十二月，李渊下诏修魏周隋梁齐陈史。
武德五年令狐德棻与陈叔达等受诏撰《艺文类聚》，至武德七年欧阳询奉敕撰成《艺文类聚》，欧阳询《艺文类聚序》云: "皇帝……偃武修文，兴开庠序，欲使家富隋珠，人怀荆玉"。这种变化非常重要的表现就是江南文人开始活跃于武德政坛。如武德四年李世民开文学馆以招纳学士十八人，其中来自江南的文人就有七人。
《艺文类聚》
在武德五年主持前代史修撰人员中，可考者十七人，其中江南文人九人。可见，尽管江南文人活跃于武德政坛，文学修撰成为江南文人在武德年间立足的重要渠道。这种形势在贞观年间愈加明显。《唐会要》卷五十七"翰林院"载:"贞观中，秘书监虞世南等十八人，或秦府故僚，或当时才彦，皆以弘文馆学士会于禁中"。
《唐会要》
而这十八学士加上直学士中，来自江南者十一人。在作为记载贞观宫廷文人唱和的《翰林学士集》中，共著录十七人唱和诗作，其中来自江南地区的就有九人 。另外，江南文人也是贞观朝廷文化活动的主要参与者。贞观三年唐太宗诏于战所立寺， "命虞世南、李百药、褚亮、颜师古、岑文本、许敬宗、朱子奢等为之碑铭，以纪功业" 。其中六人为江南文人。贞观十五年高士廉上《文思博要》，参与者中，有岑文本、朱子奢、许敬宗、褚遂良、姚思廉等江南文人。从此可见唐初江南朝士文人的文学之才是其参与政治的重要素质。
唐朝江南文人
唐初江南朝士文人的重要素质还表现在其浓厚的儒学修养上，唐初江南朝士文人的儒学修养首先表现在其儒学修养的家族化和师承化。唐初江南朝士文人多来自江南士族，其儒学修养或源自家族传承，或来自江南文人的师学传承。如袁朗，其家族 "世为冠族"，岑文本论其家族"足称忠烈……清贞雅操"。如虞世南，《旧唐书·虞世南传》:"( 世南) 少与兄世基受学于吴郡顾野王" 。
顾野王以儒术知名，作为亲炙其中的虞世南，其儒学精神当受顾野王影响。其次，唐初江南朝士文人的儒学修养表现在敦厚谨重的儒家性情。如萧瑀，李渊《授裴寂萧瑀左右仆射诏》称萧瑀"志怀忠確，业履冲素，……献纳惟先，周慎有闻"。唐太宗亦言其"不可以厚利诱之，不可以刑戮惧之，真社稷臣也"，萧瑀"守道耿介"的忠谅之心正可见其儒学品格。又岑文本，"
太宗每言其'弘厚忠谨，吾亲之信之'" 。
顾野王
最后，廉直耿介的政治姿态也是唐初江南朝士文人的儒学修养之一。如虞世南"志性抗烈，每论及古先帝王为政得失，必存规讽，多所补益"。又姚思廉，唐太宗论其"不惧兵刃，以明大节"，其临危殉义的"
节义之风"正可见其儒家精神在政治参与上的显现。通观唐初江南朝士文人，其儒学修养和两汉以来北方儒学有一定区别，这就是其儒学修养多与文学素质相融合，形成一种文辞秀逸和儒学博通相合的文儒精神。
虞世南
如朱子奢，"少从乡人顾彪习《春秋左氏传》，后博观子史，善属文 "。许叔牙"少精于《毛诗》、《礼记》，尤善讽咏" ，又萧德言"博涉经史，尤精《春秋左氏传》，好属文"，这是儒学之士具有文学之士的身份。而以文学著称的唐初文人中又往往有经学的学习经历和知识储备。岑文本"博考经史，多所贯综，美谈论，善属文" ，如果"善属文"可见其文学才能的话，那么"博考经史，多所贯综"则见其儒学功底。
《旧唐书·虞世南传》: "( 世南) 少与兄世基受学于吴郡顾野王，……善属文，常祖述徐陵，陵亦言世南得己之意" 。可见虞世南儒承顾野王而文祖徐陵，亦是儒学与文学的融合。很明显，唐初江南朝士文人文儒一体的群体精神与晋宋以来江南文人纵逸萧朗的精神状态有很大差异。
《旧唐书》
这种差异的产生，除了这些江南文人的家族文化和师学因素外，儒学再兴和山东文人崛起是促使唐初江南朝士文人文儒精神呈现的重要推动力。唐初社会，随着国家最终确立，以王道管理天下成为大势所趋，儒家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影响也随之深广。早在武德二年，李渊即下《旌表孝友诏》和《令国子学立周公孔子庙诏》以兴化崇儒，唯此时唐代尚处在初建状态，国家重心在武力平定。
故此时儒学倡导仅处于国家政策引导层面，未真正影响到具体国家管理。爰及武德五年后，儒学才真正被纳入人才选拔和国家吏治领域，如武德七年二月，李渊下《令诸州举送明经诏》云: "方今函夏既清，干戈渐戢，搢绅之业，此则可兴" 。我们从中可以看出唐初儒学从武德二年至七年的发展状态，亦可知武德中后期才出现儒学的逐渐兴盛。
李渊
唐初江南朝士文人身处儒学再兴的文化氛围中，自然会强化其儒学素养。同时，随着国家政策的调整，到贞观年间，国家领导层面发生重大变迁。关陇人物逐渐退出政治管理的核心位置，取而代之的是山东文人集团。
儒家代表人物：孔子
山东文人受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多强调个体道德的自足性，而隋末唐初的山东文人往往与河汾大儒王通有密切关系，如山东文人的代表温彦博、魏征、房玄龄、王珪等与王通或师或友，也因此受其"
推帝皇之道，杂王霸之略"的精神影响，这种影响也就赋予初唐山东文化呈现出一种道德自律和功业自许的双重特征。这种道德规范下的政治文化观念无疑成为唐初江南朝士文人生存的异己力量，也逐渐迫使其必须改变传统的江南文人洒脱自由的诗性姿态，转而俯下身体，接受山东文化所提倡的道德化政治姿态和儒学性政治素质。因此可以说，尽管江南文化确实在某些层面影响着唐初文学的走向，但是此时的江南文化更多是一种变异的，或者说融合了山东文化色彩的。从此角度而言，唐初江南朝士文人的文儒精神也和山东文化的主导地位有重要关系。
二、破坏与沿袭: 高宗、武后时期江南文人功名欲和道德化
和武德、贞观时期的江南文人相比，高宗、武后时期的江南文人多生在唐初，他们未经历前辈所历经的国家动乱和朝代更替，他们面临的唐朝是一个正从动荡走向繁盛的时代，是一个"佳气郁葱葱"而 "花舞大唐春"的社会，这就导致他们面对国家具有欣欣向荣的情绪和生龙活虎的气质。
江南
因此，相对于第一代江南文人而言，此时的江南文人对于功名有着更加积极进取的态度。但是由于出身不同，面对功名的行为也就显出不一样的特征。从文人家世来看，武德、贞观时期江南文人多出于陈隋官宦家族，世为冠族。而至高宗、武后时期的江南文人，其出身就显得有些复杂。
古代文人
一部分江南文人沿袭了唐初文儒的家世背景，如姚璹为姚思廉孙，许儒为许叔牙子，袁谊为袁朗孙和虞世南外孙，孔祯为孔绍安子，刘祎之为刘子翼子等。这些世家子弟，传承其渊深儒业和文雅艺术，在行为上崇尚名节风教，在性情上往往显得雍和从容，故他们延续了唐初江南文人的文儒身份。
新唐书
因此面对功名，他们尚且能保持敦厚谨重的精神，如"王绍宗，扬州江都人也，梁左民尚书铨曾孙也，……绍宗性淡雅，以儒素见称，当时朝廷之士，咸敬慕之" 。又如萧至忠，《旧唐书》本传: "秘书少监徳言曾孙也，少仕为畿尉，以清谨称"。而《新唐书》本传亦言其: "有风望，容止闲敏，见推为名臣"。
此时江南文人中还有一部分出身寒门，如骆宾王、董思恭、桓彦范等。他们在面对功业之路时，往往会展现出慷慨竞求的行为。骆宾王家族虽簪缨不绝，然至唐渐近没落。其在政治上外无强援，内乏知己，故"落魄无行，好与博徒游"。因此外示人以浮躁浅露之性情，然这种表面性情却隐藏了其对于功名非常渴望的进取姿态和焦虑心理。
骆宾王
骆宾王在"莫言贫贱无人重，莫言富贵应须种"(《艳情代郭氏答卢照邻》) 的豪情壮志中隐藏了一个寒士对传统门第与富贵观念的挑战以及强烈的功名欲望和事功精神。这样的心态在武德、贞观时期的江南文人身上是看不到的，而在同时代的江南文人身上同样很难看到。又如桓彦范，《太平广记》卷三七二引《广异记》云: "扶阳王桓彦范少放荡，有大节，不饰细行。常与诸客游侠，饮于荒泽中。"
很明显，骆宾王和桓彦范的的人生姿态应该说是对唐初江南朝士文人文化精神的一种反叛，但从时代而言，这种反叛也蕴藏了一个独特时期寒门文人的群体特征，并暗示着未来江南文人的精神走向。
桓彦范
随着高宗、武后时期江南文人的功名欲望增强，此时的江南文人的政治地位有所提高，并且出现了刘祎之、姚璹、萧至忠和桓彦范这样位极人臣的江南文人。但是这些政治地位高的文人多以悲剧方式结束人生。推究其中，江南文人政治命运与其参政姿态有密切关系。此时的江南文人传承了唐初江南朝士文人廉直耿介的政治品格，亦呈现出道德刚正的政治风貌。
武后
孔祯，孔绍安之子，"高宗时为苏州长史。曹王明为刺史，不循法度，祯每进谏。明曰:
'寡人天子之弟，岂失于为王哉。'祯曰: '恩宠不可恃，大王不奉行国命，恐今之荣位，非大王所保，独不见淮南之事乎?'明不悦"。又如欧阳通，其为欧阳询之子，"为相月余，会凤阁舍人张嘉福等请立武承嗣为皇太子，通与岑长倩固执以为不可，遂忤诸武意，为酷吏所陷，被诛" 。
刘祎之性情多刚直，"( 武则天) 临朝后祎之尝窃谓凤阁舍人贾大隐曰: '太后既能废昏立明，何用临朝称制? 不如返政，以安天下之心。'大隐密奏其言。则天不悦，谓左右曰: '祎之我所引用，乃有背我之心，岂复顾我恩也。'垂拱三年，或诬告祎之受归州都督孙万荣金，兼与许敬宗妾有私，则天特令肃州刺史王本立推鞫其事。本立宣敕示祎之，祎之曰: "不经凤阁鸾台，何名为敕?"则天大怒，以为拒捍制使，乃赐死于家，时年五十七" 。
（刘祎之墓志铭）
刘祎之之死正显现出武则天政治管理与江南文人政治品质之间的冲突。《资治通鉴》称武则天"虽滥以禄位收天下人心，然不称职责，寻亦黜之，或加刑诛，挟刑赏之柄以驾御天下，政由己出，明察善断，故当时英贤亦竞为之用" 。武则天在逐渐建立自己的势力集团时，一方面其要打击李氏政治集团，另一方面也需要排斥和贞观、甚至高宗政治有非常密切关系的政治势力。
因此，武则天需要重新选择文人来辅佐其政治管理，那些没有复杂政治背景的文人就必然成为其人才选拔的对象。这些文人也因没有复杂政治背景，其政治命运多控制在武则天一人之手，文人的依附性会被强化，而独立性也会随着政治名利追求而逐渐丧失。也就是说，对于武则天而言，其所需要是能完全依附而听从其政治者，而不是去左右其政治者，正因为如此，面对刘祎之的意见，武则天才有 "祎之我所引用，乃有背我之心，岂复顾我恩也"之言。
萧至忠
当然，面对武氏朝政道德尺度的丧失，江南文人在功名欲驱使下亦有人格沉沦的现象。如萧至忠尽管治政有能事，且为人简俭自高，然其先后依附武三思、安乐公主和太平公主，最后"九世卿族，一举而灭之，可哀也已"。
姚璹
又如姚璹，《
旧唐书》本传: "贬桂州都督府长史。时则天雅好符瑞，璹至岭南，访诸山川草树，其名号有'武'字者，皆以为上膺国姓，列奏其事。则天大悦，召拜天官侍郎。"《旧唐书》本传论其"已失忠贞"、"无常"，虽苛亦中。正如杨再思面对他人责其"公名高位重，何为屈折如此" 时，答曰: "世路艰难，直者受祸。苟不如此，何以全其身哉"。因此，政治文人的道德卑琐或许有其本我性情的关系，但更多的是来自外部强大力量的压迫而导致的自我修正甚至扭曲。高宗武后时期的江南文人其时而展现出来的卑微人格并非江南文人的个案现象，而是整个初唐中后期的时代群相。
三、江南文化的回归: 初盛唐之际江南文人的精神转向
初唐而至武则天时期，武后为了更好地站立她的政治脚跟，一方面在用武力来打击李氏子孙和贞观时期新兴的贵族阶层，而另一方面则通过科举等手段擢拔和起用寒士，以权利的诱惑和威严来建构自己的政治框架，这种建构往往更多的是重视文人外在之才而忽视内在之德。道德评价的缺失使我们看到这个时期的文人大多处在一种道德失衡和人格沉沦之中，文学评价也逐渐从道德主导性向形式主导性的标准转变。
（《五经正义》）
同时，随着《五经正义》的颁布，儒家教义成为科举考试的教材，从而陷入教条化和简单化的迷雾之中，也在初盛唐时期逐渐丧失了其对文人行为规范和内在心灵的根本影响，而佛道精神也愈加深入文人世界，成为文人精神重要支柱，也构成了初唐后期至盛唐时期文人精神的自由状态。
佛教
文化流变总是和政治沿革有着密切关系。如果说武德贞观时期江南文化受多方面钳制而隐没的话，那么随着武后主政，至于中宗时期，随着贺知章等江南文人的崛起，江南文化出现回归潮流，重新寻找到了晋宋时期江南文人的名士风度。
吴中四士
在中宗至开元时期，逐渐形成了以吴中四士为代表的吴越文人群体。《旧唐书·文苑传》: "先是，神龙中，( 贺) 知章与越州贺朝、万齐融，扬州张若虚、邢巨，湖州包融，俱以吴越之士，文词俊秀，名扬于上京"。
考察吴中四士的精神与行为，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初盛唐之际的文人从唐初江南文人道德化生存和功名欲追求中逐渐走出，而慢慢和传统的晋宋时期江南文人姿态向重合，同样展现出一种心灵性和自由化的名士风范。如吴中四士呈现出淡泊洒脱的精神和旷放自由的行为的双重结合。如贺知章，"知章性放旷，善谈笑，当时贤达皆倾慕之。"
贺知章
乾元元年十一月，肃宗下诏褒扬已故的贺知章云: "器识夷淡，襟怀和雅，神清志逸，学富才雄 ……常静默以养闲，因谈谐而讽谏"。从这段材料来看，所谓和雅、夷淡和静默，指向的是主体淡泊洒脱之精神境界，所谓谈谐和纵诞，指向的是主体旷放自由的行为姿态。又如包融，孟浩然《宴包二融宅》诗云: "闲居枕清洛，左右接大野。门庭无杂宾，车辙多长者。"
从诗歌所描绘的包融闲居和交往，可以看到一个平淡处世、淡泊功名的悠然气度，而在"枕清洛"和"无杂宾"中亦可见其超俗越世、孤傲自由的精神状态。如张若虚，郑处诲《明皇杂录》称其"虽有文章盛名，俱流落不偶，恃才浮诞而然也。"又如张旭，李颀《赠张旭》云: "张公性嗜酒，豁达无所营。皓首穷草隶，时称太湖精。……左手持蟹螯，右手执丹经。瞠目视霄汉，不知醉与醒。 "
张旭
在这里，张旭不事生计，亦醉亦仙，藐视功名而追求逍遥自放，这种精神正体现出一种淡泊和雅之风。从具体情况看，吴中四士名士风范表现在其诗意化的生存行为上，如纵酒，酒几乎是他们观照现实的载体。
杜甫
杜甫《饮中八仙歌》云: "知章骑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如翰墨，贺知章"常与张旭游于人间，凡人家厅馆好墙壁及屏障，忽然忘机兴发，落笔数行，如虫篆飞走，虽古之张索不如也。"这种书法精神和其饮酒是一脉相承的，吴中四士此种行为无疑和晋宋文人以此彰显自由精神和洒脱行为相同。
另外一个在吴中四士中常见的行为就是清谈品评，《旧唐书·文苑传》云: "知章性放旷，善谈笑，当时贤达皆倾慕之。……( 陆) 象先常谓人曰: '贺兄言论倜傥，真可谓风流之士。'" 这里的言论倜傥其实就是一种清谈品评。
《世说新语》
可见，吴中四士行为之醉酒而颠狂，书翰而自在，清谈而狂放中能看到晋宋时期山简、孟嘉、陶渊明等人物的影子，如贺知章有《题袁氏别业》诗云: "主人不相识，偶坐为林泉"，诗中的贺知章与《世说新语·简傲》所描写的"径造竹下，讽啸良久"的王徽之有几分神似。总之，在吴中四士的清狂中，我们能看到一个浸染了晋宋风流的名士群体形象。
四、初盛唐江南文人精神流变的原因
作为一群跨越初唐而进入盛唐的江南文人，吴中四士以其独特的名士风范展现出并引领着初盛唐之际江南文人精神的转向。江南文人在步入开元时代时，蓬勃的盛世气象以其包容开放的姿态去接纳和融合多元区域文化乃至国别文化。
基于这样的时代精神，我们才能看到盛唐江南文人在没有太多的外在力量修改的前提下自由地熏染其趋于淡泊旷放的地域文化，并在坚持自有文化的基础上合理地广泛地吸纳其他地域文化，从而塑造出兼具地域性和时代性的盛世江南文人形象。也正是基于这样的时代精神，一个真实坦诚的江南地域精神也更吸引了大量的盛唐其他地域文人的注意，南游成为盛唐文人漫游生活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江南文人
在这一刻，我们看到了李白的江东朝圣，看到了杜甫的吴越壮游，也看到了孟浩然的清逸旅游，以及北方文人络绎不绝的南下，等等。这些南游以及南游时期所感受的江南精神无疑成为这些盛唐名家成长过程中不可忽视的精神力量。
同时，感染着江南名士风范的盛唐人物逐渐成为这个时代极具标志性乃至时尚化的代表，如深受唐玄宗叹赏的"
九龄风度"，如杜甫笔下的《酒中八仙歌》，还有那傲岸纵放的诗仙太白，无疑告诉我们，江南文化和江南文化是成就盛唐盛世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所有的这些，无不与初盛唐之际以吴中四士为代表的江南文人的崛起以及晋宋江南文化的回归有密切的关联。结语：
从历时性看，初盛唐江南文人经历了从以虞世南为代表的朝廷文儒向以贺知章为代表的名士文人的精神转变，同时，通过对初盛唐江南文人转变的观察，我们也比较清晰地看到江南地域文化和精神在唐初时期、高宗武后时期和盛唐时期的沿袭和变迁，这种流变性的姿态让江南文化在初盛唐时期呈现出自我调整、修补从而逐渐优化的脉络，这对我们更准确地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部发展有着较好的启发意义。
参考文献:
《唐高祖文集辑校编年》；
《艺文类聚》；
《唐人选唐诗新编》；
《旧唐书》；
《新唐书》；
《资治通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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