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的共享出行工具，包括自行車、電動車和汽車等等，“共享”的生活方式，已經普及到各種出行工具方面了。但很多人不知道，其實早在中國古代，就有了這種“共享出行工具”了，“共享車”、“共享船”、“共享轎子”都是十分常見的“共享出行工具”。而中國最早的“共享出行工具”，而是在漢代就已經出現了的“共享畜”，包括“共享馬”、“共享驢”和“共享騾”等等，是古代人出行的必要工具。

一、 古代“共享畜”的興起原因

雖說古代人出行常使用馬、驢和騾子等牲畜，但這“共享馬”、“共享驢”、“共享騾”的出現，卻是與當時的歷史條件有著一定聯繫的。

1、經濟方面：比起“車、轎”來說成本較低

相處在租借車、轎、船等交通出行方式出現之前，“共享畜”的出現更早，在《東觀漢記》當中就曾有記載，劉秀就曾經使用過這“共享畜”來達到出行的目的：

為何在其他共享出行工具出現之前，“共享畜”最先出現？這是因為在當時的經濟條件之下，“共享畜”是一種十分划算和廉價的出行方式。眾所周知，在中國古代，除非是家裡有一定資本的，否則很少有人家裡有牛、馬和騾等牲畜，因此“走路”是平時最主要的出行方式，但遇到出遠門或者有急事的情況，單純靠走路是不可能完成的，所以這“共享畜”就成為了當時人們出遠門的主要交通工具了。

因此，在經濟基礎有限的情況下，這“共享畜”的出現，有利於緩解人們的出行壓力。而“共享畜”的出現，也是與當時人們增多的出行需求下有關的。

2、牲畜來源方面：驢、馬、牛的來源較廣

“共享畜”能夠在古代興起，主要是因為古代的“共享畜”有足夠的來源，而在“共享馬”、“共享牛”、“共享騾”等一系列“共享畜”當中，“共享驢”的使用實際上是最多的。在《冊府元龜》當中就有記載這使用“共享驢”的案例，開元二十九年（公元741年），京兆府上奏：“兩京之間，多有百姓僦驢，俗謂之‘驛驢’，往來甚速，有同驛騎。”

“共享驢”是古代“共享畜”當中，最常見以及使用最多的一種“共享出行工具”。雖然“驢”和“騾”是在漢朝時，才被引入的，但這絲毫不影響它們成為最主要的“共享出行工具”。因為“驢”其實比“馬”和“牛”都要廉價，因此也成為古代民間最常用的交通工具，而這“共享驢”自然也因為廉價，所以才有了充足的牲畜來源，供人們出行使用。

因此，從牲畜來源方面來看，“驢”、“牛”、“馬”比起“車”、“船”、“轎子”來說，

二、 古代“共享畜”的管理模式

牲畜，不比“車”、“馬”和“轎”等物，因為活蹦亂跳，又無特殊裝飾，所以很容易弄丟或者是弄混，因此對於“共享畜”的管理，也是十分重要的。根據史料記載，對於“共享畜”的主要管理模式，主要以“簿籍制度”和“烙印“兩種方式為主。

1、用以登記註冊的“簿籍制度”

這“簿籍制度”，簡單來說，就是給這“共享畜”來上戶口，登記註冊是哪家的，用以來分別歸屬。與現代使用“共享單車”的掃碼註冊，有異曲同工之妙。

這種“簿籍制度”起源於官方的驛傳馬當中，後漸漸也被運用到這些供租用的“共享畜”的戶籍登記制度當中。自從“共享畜”出現之後，只要是供租用的“牛”、“馬”、“驢”和“騾”等出行工具，無論是來源於官方，還是私人供養的，

2、用以識別防盜的“烙印”

“共享畜”作為一種普遍的出行工具，因為沒有現代車輛所謂的“車牌號”，因此從識別這一方面來看，光靠肉眼來認出是誰家的“馬”，是非常困難的，因此，提供這“共享畜”的機關，都會在這些“共享畜”身上，烙上專屬印記，可以防止被盜，也可以在弄丟失便於找回。如此一來，屬於不同人家的“共享畜”，也因為有了專屬印記，而能得以識別。

綜上所述，古代對於“共享畜”的管理模式，雖然十分簡單，但對於當時使用還沒有那麼普遍的“共享畜”來說，這“簿籍制度”和“烙印”的兩種管理模式，已經可以充分地管理好“共享畜”制度了。

三、 古代“共享畜”的興起對後世產生的影響

在《周易》當中早有記載，“牛”和“馬”作為當時人們出行的交通工具的例子，“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自從“共享畜”開始運用之後，該出行方式是古代人們進行遠距離運輸的主要方式，也對後世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1、有利於經濟的繁榮發展

用一種通俗易懂的說法來說的話，這“共享畜”就是中國古代最早的“共享經濟”的一種形式了，對古代的經濟繁榮和發展都做出了突出貢獻。“共享畜”不但是後世商人經商時主要的運輸工具，本身自己也是一種新型的租賃商業。

首先，從“共享畜”所扮演的交通工具這一角色來說，後世的“共享畜”已經上升為例“共享馬車”和“共享騾車”等“車馬結合”的“共享出行工具”，而這“共享馬車”又是後世商人經商的主要交通運輸工具，對商品經濟的繁榮發展作出突出貢獻。

商業的發展和交通條件的提高，有著直接的聯繫。有了這“共享馬車”，後世的商人只需每次出行之前，租賃一些“共享馬車”，省去了直接購買和飼養的費用，因為商人其實也屬於流動性人口，平時飼養一些馬車也比較困難，所以直接租賃這一方式也直接促進了經商人群的擴大，和經商範圍的擴大。

其次，這“共享畜”這一行業，自身也是經濟發展的重要一環。在古代的租賃經濟當中，這“共享畜”其實是佔據著重要地位的。在諸多史料記載中，都有不少人們平時租賃“馬車”、“驢車”和“牛車”出遠門的經歷。如杜甫曾經題詩：““騎驢十三載，旅食京華春。”；如在《冊府元龜》中有記載：“張敬皇太后忌辰，百僚於興唐寺行香。寺侍魚朝恩置齋撰於寺外之商販車坊，延宰相及臺省官就食”。從中不難發現，這“共享畜”，已經成為當時比較常見的產業了。

因此，“共享畜”的興起，對於後世的經濟意義是非常大的，特別是對於商品經濟和租賃經濟來說。

2、有利於古代交通的更新改革

“共享畜”的出現，對於古代的交通行業發展，也有著一定的革新意義，因為“共享畜”的出現，後世才有了這“共享車”、“共享船”和“共享轎”。

自從“共享畜”在東漢時期出現之後，

“共享轎”也是在商品經濟發展到頂峰的宋代出現的，當時的“租轎”行為，也是比較常見的，後來這種“共享轎”發展到民國時期，一直沿用了下去，在《申報》當中也有記載：當時蘇州城有方便乘坐的“藤轎”1200乘，租用時以一里為站，每站60文，而講究一點的“呢轎”租費為每裡3角。

“共享船”也是古代用的比較多的一種共享出行工具，在詩人楊萬里的《甯橋小渡》中稱：“橋壞仍泥滑，舟橫隔水呼。岸頭危徑窄，轎子莫人扶。”在古代詩人的詩詞裡面，這“舟”其實大多數都指的是“共享船”，因為私家有船的還是不多。

綜上所述，“共享畜”的廣泛運用，是後世各種“共享交通工具”的開端。

四、總結

總而言之，“共享畜”作為中國古代最早的一種“共享出行工具”，其興起是有著一定歷史條件的，而且由於“共享畜”的興起，對後世商品經濟、租賃經濟的發展作出了突出貢獻，並且和各種“共享交通工具”的廣泛出現，都是一脈相承的。“共享”的生活方式，早已經在中國古代就已經出現，在這“共享畜”的興起和管理模式方面，就已經有了深刻體現。

參考文獻：

1.《東觀漢記》

2.《周易》

3.《冊府元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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