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总结：宋明以后越来越僵化，大抵在于对阳明心学的僵化运用

王阳明的心学是个很不错的思想，但是好的思想如果不注意其产生的时代背景，就容易被僵化套用。王阳明之良知良能、知行合一，将外在纲常礼法提升了一个高度，让其不再是冷冰冰的文字教条，而是人的精神追求。在一定时期内，王阳明的心学确实能够接触纲常礼法对身体的束缚，实现一定程度上的心之自由，帮助人达到“从心所欲不逾矩”的状态。

但是，社会进步下，纲常礼法需要改进，后天的社会道德规范终究是人为制定的，而非先天的良知良能，一定时期的纲常礼法到了后面阶段，自然会产生其局限性，但是在阳明心学的刺激下，已经吸收过去之纲常礼法之人，定然无法接受新时代下的新规则。社会在发展，礼法却无法改进，或者改进得十分艰难，自然就会形成僵化的社会风气，本来追求身心自由的阳明心学，最后束缚了人的心灵，这着实有些个可叹了。

颜小二述哲文

宣传孔孟之道的结果就是越来越软弱！汉奸走狗投降派太多太多了！！！

用户三清明月

这个命题是关于中国古代传统思想文化 发展、演变的命题。影响中国最大的三大思想流派是:道家、儒学、释家(佛家)。这三大思想派系中，儒家在二千多年的封建王权统治中一直是主流文化和思想。但其间也有道家、释家反宾夺主和混合交融时期。这三大哲学思想对中华民族的气质、精神和政治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和后果。

孔孟创立之初的儒家文化是一种"动"文化，是有人性欲望和功利需求的。儒家通过其"君子之德"和“大丈夫之气"，激活古代有德性、有能力之人入仕为宦，为国为民有所担当，才能越大越应有的大责任担当，这就调动了人的功名利禄之心。同时，又能抑制"小人"之心，让人们在对"仁"的追求中施展才华。孔子倒无帝王崇拜，他的内心主张是天下为公的:他将帝王也视为通过道德、思想理想化的"明主"、"仁主"的人。所以儒学被中国历代统沿者好重有其政治价值的，被称为入世之学。

再看之道家，这是这种"静"文化，它要求抑制人的功名利禄之心，认为功名利禄等欲望是一切社会灾难和心灵困惑的根源，老子主张"绝圣弃智"、"无为"、“不争"，追求一种超脱物质、功利的精神自由。道学在对人的心灵的调节中，使古代文人找到一种灵魂的栖息地。但在人为事物的现象中，老子着力攻击的是孔子那套"圣人"礼教，以及人类一切企图构建秩序的"妄想"，在老子的思想体系中，一而再，再而三地告诫统治者:"使民无知无欲也"的重要性，其实这是道家“愚民"、"守旧"的主张，如果施于政治，不利于国家革新进取，社会自强不息，陷于保守、循旧、安于现状。

最后再看佛家，在中国发展成"释家"。这也是一种"静"文化，追求绝欲去念，把人的欲望当成"恶"。佛教认为:苦是人生，是世俗世界的一切夲性，欲是人生及世间一切痛苦的根源。因而佛教要求人们无贪、无念、悟“空"、破"执"。佛学的最高境界是"心无一物"，也就是后来的惠能祖师的"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的境界。它通过禁欲方式，让人摆脱痛苦，修炼成佛。中国古代文人从佛家中延伸而来的"禅"学，对唐宋以及元明清的文人的心灵超脱、精神修养影响甚大，尤其在文学、艺术上形成中国独特的"空白"、"虚实"、"意境"的风格。但让释学用于国家政治，就好比让出家人参政，尽显为慈悲为怀的潺弱、退缩。

所以，由以上传统三大哲学思想的分析可知:儒学更适合作用社会、作用政治，而道学和佛学更适合调节人的心灵、精神。

而我国历史上却出现"以道施政"朝代和"以佛入儒"的理学为政的历史时期。

道家思想被施于政治的历史时期:

最初，在西汉初年道家思想被统治者釆纳，作为国家一段施政思想，主要表现在文景时期实施的"休养生息"、"勤俭"、"减赋免役"的政策，对战后的经济发展，社会安定起到积极作用。但存在着中央、地方行政管辖的松散之弊端，为后来的"七国之乱"埋下隐患。但对外关系上，道家的保守、退让的思想使得西汉之初的政权饱受匈奴的侵扰和欺辱，从高祖到文景之时，以财物和和亲来勉强维持暂时的和平。

再次:由于魏晋时期兴起的玄学，玄学被西晋政权纳为国策，因为西晋建立是靠夺曹氏政权篡位上台的，导致司马一族对儒家讲求的节孝节义的天下之治很敏感，所以西晋几十年都推崇"玄学"，整个社会弥漫着清谈虚浮之风，玄学本是文人雅士的精神消遣方式，然而当时许多官僚谈玄论道"故弄玄虚"，就会导致政事荒废、不务实际，严重影响政务的运转，西晋的士族文人、雅士们视经济民生、军事政务为"俗务"，只会辨论一些玄而又玄的老庄、周易。而当国家外于危难之际，又束手无策，被石勒这样讲究实利注重实际的君主坑杀。

释家思想走上政治舞台的时期

佛教由西汉末年传入中国，在西晋和东晋时期得到广泛传播，被文人和官宦们所推崇和接收，由于佛、道在精神本质追求的相近，开始与道家思想合流形成玄学的潮流，在唐代形成壮观发展之势，出现了儒、释、道共同繁荣的景象。

经过五代十国到北宋初年，天下已是禅家的天下，文人、士大夫们无人不学佛，无人不懂禅。佛学从民间走向上层统治阶层。在北宋中期，周敦颐、程颢、程颖开始以佛入儒、以禅释儒的学术思想的创立，用禅家的清心寡欲、明心见性来代替孔子的"仁爱"思想。二程通过办书院讲学来宣传其思想，到南宋被朱熹接受并发扬光大，发展成一种"新儒学"一一理学。最核心主张"存天理，灭人欲"。被元、明、清的统治者作为官方哲学，朱熹的学术成为后世科举考试的纲要。

宋儒的理学在孔学演化过程中，是一种差错的扭转，使孔子平易的孝悌忠信的现实教育，转为了禅学迂阔空疏之谈。他的"存天理、灭人欲"是佛家思想引申和极端发展，彻底压制住民族的自由精神，成为一种精神、思想的禁锢。理学在皇权政治上形成明清腐朽极权专制。

禅宗中的清心寡欲，明心见性，使原本儒家《易经》所言万物生生不息的动文化，转入了空虚寂灭人、谈空说理、不务实事的静文化。程朱理学教出的是"弱人、病人、无用人"，用后人所评价:"后儒所论，唯深山独处乃可行"。由此，让形若槁木，心如止水的理学文人执政，何以能锐意进取、奋发图强呢？北宋亡于金，南宋亡于元，明忘于清，这是禅入儒施于政所导致潺弱、保守的后果。

梦里花落知多少718

按国学大师陈寅恪的观点，中华民族是一个早熟但是进化特别慢的民族。中华民族在早期商周朝和春秋的时候，实质是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交错存在的状态。这个时期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是全球最高的。当然军事技术相对呢也是最厉害的。后面3000年随着气候变冷和人口繁殖，人口密度增加，不断开垦土地，向南拓进向东拓进，变成一个农耕为主的民族体系。特别是在农耕文明发展的后期，逐渐将南方很多原始森林变成耕地，但是耕地并不成大块的存在，这样实际上就逐渐形成了自己自足的小农经济模式。天高皇帝远的状态也长期存在。在这种状态下，没有什么动力组织强悍的军事集团。而同时期由于气候恶劣，游牧民族不断学习汉族的先进经验，军事技术突飞猛进。骑兵、马蹬和冶铁技术的提升以及全民皆兵的组织形式，使得游牧民族一直呈压倒式的军事优势。这一局势从西汉以后就长期存在。虽然历史上有很多民族抗争的故事，这只能说明汉民族是一个不屈不挠的民族，但是从侧面也说明它的军事实际上一直处于弱势，是被动状态。现在有一种说法将儒家说成是丧失血性的一个根本原因，我认为不对。儒家的推行，正好说明我们是一个文明型的民族。但是冷兵器时代，你没有一些客观外在的条件，就不可能有强悍的军事集团，就不可能有强悍的骑兵集团，谈什么战术都没太大用。历史的故事告诉我们，血性只会带来屠城。不过我个人思考了很久，在中国自西汉废除百家以后，对商业长期是鄙视和压制的状态。像南宋对商业的尊重带来了一个时期的繁荣，但是时间太短，只有不到100年。因为现代化的诞生必须和商业精神结合在一起，和商业组织结合在一起，和商人结合在一起。长期压制商业，鄙视商人，所以创新很慢，创新很少，全民皆文。诞生不了现代化，你就一直处在冷兵器时代。另外，我看过两本书，一本是《苏格兰，现代世界文明的起点》和《西方将主宰多久？》。分别是剑桥大学和哈佛大学的教授的力作。有一个核心观点就是后发优势的问题。在中国古代，游牧民族一直是向汉民族拼命的学习。学习的结果就是在军事上超越了汉民族，然后向南侵犯最后统治。这一点从中东的几千年历史也可以看出来。最先进的文明是在两河流域美所布达米亚丘陵地带。但是那是很早以前的事情，后面周围的民族不断的学习，不断的进步，然后向中心区侵犯。后发优势用的好的，例如亚洲的日本和欧洲的西欧。特别是西欧的央格鲁萨克逊民族特别重视商业和商人，然后他们又结合绵绵历史长河不断往西传过去的先进技术。率先进入现代化的进化新阶段。尽管这个民族对外是很血腥很残忍，但是他对商业文明的重视和对商人的重视，这点是其他民族比拟不了的。由此诞生了现代科技和现代教育体系。所以他们一举实现现代化建立了现代化的军事武装，彻底将游牧民族的军事优势碾压在炮火之下。所以光谈血性没有用，因为你没有强悍的军事武装。你只是谈民族性也没有用，因为你太压制了创新。你就不可能诞生现代化的武器。没有现代化的武器，一切的肉体都是肉酱。

rengong5558

应该是宋之后，才越来越保守，这个源头其实要归功于宋代出现的程朱理学，二程加上朱熹，循天道，灭人欲，三纲五常，用道统代替治统，程朱理学被元朝定为官学，在明朝发展到顶峰，举个例子：在宋代之前，女人都是可以改嫁的，很少有什么贞妇节妇，就是因为程朱理学的原因，男人不必为了女人守贞，女人却得为了男人守一辈子的活寡。而且到处都在鼓励寻死，比如曾经有个女人定了婚期，出嫁前未婚夫死了，按着情理，当然是应该择人重新婚配。可这个女人的下场也是活活饿死，当然，之前的抱着所谓亡夫的灵牌结婚。一时间，到处在建贞洁牌坊，当然到处也在死人，可以肯定是，死的都是女人，为了所谓的节和烈。程朱理学的灭人欲，也灭了人的想象力，对于科学技术发展，社会发展是倒退的，循天理就是安分守己，程朱理学用一个任何人达不到的道德标准绑架了整个民族的思想，于是就有了伪君子一说，满嘴的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宋代以后出现大量汉奸跟此有关，宋朝灭亡有皇帝臣民十万人崖山跳海，到了明朝灭亡，有汉奸给清兵带路，皇帝只剩自己一个人吊死，军民大臣跑的无影无踪，以及后期的清代更是把程朱理学用的登峰造极，这样能不保守吗，抗战时期日本在中国的军队也就一百万不到，中国伪军达到几百万，程朱理学的自私，伪善，禁锢人的思维，其祸害可见一般，其实这个程朱理学就是新儒学，宋之前的儒学不是这样的。

侠客1840

蒲寿庚在南宋灭亡的过程中，犯下了滔天罪行，不仅占据泉州投靠蒙古，还将有恩于他的南宋福建皇室数万人屠杀殆尽，这人就是担任南宋泉州市舶司三十年，并以此发家的蒲寿庚。

鉴于蒲寿庚的恶行，明朝建立之初，朱元璋便下令将“蒲氏”一族指为“余孽”，全部充军禁锢，并被要求不得读书，“世世无得登仕籍”。

话说蒲氏不是汉人，他们的祖籍也并不在泉州，但他们的家族却真的是靠着南宋的支持逐渐发展壮大起来的。原来随着宋朝经济的极度繁荣，大量阿拉伯商人随着繁荣的海上丝绸之路开始来到中国寻求商机及发展机会。蒲氏的先祖先是到了东南亚的占城发展，后来又来到南宋的广州经营海贸，进而成为一方富贾，但是到了南宋中后期，蒲氏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在广州的发展每况愈下，逐渐难以支撑，蒲寿庚的父亲蒲开宗便由广州举家迁徙到了当时南宋最为重要的海港泉州，凭借着泉州地处东南沿海中心节点的优越地理位置，以及背靠香料、丝绸、茶叶等资源产地的得天独厚优势，将蒲氏海贸生意逐渐做大。

期间蒲开宗更是于南宋嘉泰四年（1204年）成为泉州安溪主簿，绍定六年（1233年）南宋朝廷为鼓励蒲氏一族继续发展海外贸易，赐予蒲开宗“承节郎”官衔。其后其子蒲寿庚更是于南宋淳祐十年被南宋朝廷提任泉州市舶司，并开启了三十年之久的泉州市舶司掌控历史，期间官商身份结合的蒲寿庚，凭借着掌控泉州市舶司的权力，开始更大规模地开展香料贸易，并通过各种合法与非法手段攫取利益，不断增加泉州蒲氏的财富。

蒲氏一族得到南宋的政策扶持之后，实力逐渐壮大，但仅仅获得经济实力，根本无法满足他们贪婪的胃口。于是他们逐渐将自己的影响力扩展到整个泉州港甚至于整个福建及东南沿海地区。

期间蒲氏凭借自身强大的贸易网络，更是从阿拉伯地区引入大量装备阿拉伯马的阿拉伯武士及非洲黑奴组建完全忠于自己的雇佣军——“亦思巴奚军”。如果可以蒲氏希望这种状态能够持续下去，而泉州则必然成为他们心中的自治领地。

但这一情况随着南宋与蒙古的战争局势急转直下开始出现转变。

南宋皇室南逃，蒲氏紧闭泉州大门叛投蒙古，背主卖国屠皇室

当南宋皇室在太后谢道清投降蒙古之后，张世杰奉益王、卫王南逃组织小朝廷抵抗元军南下。当他们抵达泉州时，原本满心期许能够在泉州凭借泉州的军事及经济实力固守福建的他们，得到的却是蒲寿庚只承认投降蒙古的谢太后以及宋恭帝，紧闭泉州大门，迫使南宋流亡小朝廷不得不拖着疲惫的身躯继续向广东而去，最终在崖山灭亡，自此“崖山之后无中国”，中华民族的法统传承出现了第一次断代。

在蒲寿庚拒绝张世杰等人以泉州为依托抵抗蒙古之后，就已经将自己宋朝臣子的伪装完全撕去，他在蒙古大军到来之前，将泉州及泉州周边地区原宋朝皇室成员完全屠杀，作为自己成为蒙古一员的投名状，完全没有想过，如果不是宋朝皇室的支持，蒲氏一族的财富和地位是如何得来的。

但是蒲氏在元朝的好日子其实并没有持续太久，对于不擅贸易的蒙古人来说，他们看中的是泉州港口贸易的利润，于是蒲氏一族暂时得以继续在泉州过着他们土皇帝一般的好日子。

但是这种情况在元朝末年也开始发生变化，由于蒲氏一族随着宋灭之后的几十年发展实力越发强大，随着元朝对地方的控制逐渐出现不稳，蒲氏一族开始打算学习蒲寿庚在宋末的做法，割据泉州，待价而沽。

1362年至1366年间，蒲氏一族以自身雇佣军“亦思巴奚军”为主发动叛乱，企图割据泉州自守。但这一次他们被元朝陈友定的大军直接剿灭，由于泉州地区民众大多备受蒲氏家族的压榨和“亦思巴奚战乱”的蹂躏，在平叛战争中和乱定之后，激起民族复仇情绪，致使许多在泉州的阿拉伯、波斯的商人、不法传教士和暴徒被屠杀。

结语

虽然蒲氏一族在明朝建立之前，就由于发动叛乱被元朝所剿灭，但仍有部分蒲氏族人活了下来，等到明朝建立之后，朱元璋面对如此背信弃义、断绝华夏传承的蒲氏一族更是毫不手软，直接下令将“蒲氏”一族指为“余孽”，全部充军禁锢，并被要求不得读书，“世世无得登仕籍”。以此将蒲氏一族永远镇压成为最底层罪民，以报蒲氏一族背信弃义，助元灭宋祸乱华夏之仇，希冀不再出现农夫与蛇的悲剧发生。这也或许就是对卖主求荣，背叛国家之人最好的惩罚。

水墨青花醉柴哥

有一个成语叫“文质彬彬”，“文”就是文化，也就是人作为一个社会动物的行事规则。而“质”呢？就是人作为一个真实动物的本质，勇武好斗、争强好胜，这些都是动物本性的层面。

汉唐以来，中国人“文”的方面越来越强，而“质”的方面越来越弱。这是一个历史事实。

比如汉朝时，那时官员基本没有专门区分文官和武将职位。任何一位官员，在朝廷遇到需要解决的问题时，不管是内部事务还是对外事务，都可以提出主张。只要被朝廷采纳，那就可以离开成为负责人。比如班超、谷吉、陈汤等英雄，人人争着建功立业。

唐朝也是这样。朝廷一说边疆有事需要募兵，长安城中人都踊跃报名当兵。“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社会推崇的是这样的风气。

而到了宋朝、明朝，人们都耻于当兵。

宋朝矫枉过正，扼杀了人们“质”的一面。

但是，经过唐末五代的割据、禅代的混乱时期后，宋朝一下子把整个社会的制度都改了。矫枉过正。整个军事制度被改成多权分立，谁也无法单独调动军队，就连打仗时也没有自主权，还要按照阵图来部署。

结果我们都知道了，宋朝军队屡战屡败，打不过辽，连小西夏也打不过。

难道宋朝军事制度这么改，就是为了弱吗？当然不是。而是为了“保皇权”。

宋朝的军事制度，就是层层分权、层层牵制，从而大大弱化武将的影响力。

首先，宋朝禁军由"三衙"分掌，不再设常任将官。"三衙"的长官分统禁兵，互不统属。"三衙"的主帅和主要禁军将领都由皇帝任免，都只对皇帝负责。其次，统兵权与调兵权分离。"三衙"分别统率着禁军，但调兵权和发兵权在枢密院，而枢密院只有发兵、调兵权，并不直接掌握军队。枢密院要发一兵一卒都要通过皇帝下旨才能实现。也就是说，没有皇帝的命令，任何部门、将帅都无法调动军队。 第三，使京城驻军与外地驻军保持均衡，称之为"内外相维"。宋初有禁军二十多万，宋太祖把十万余部署在京城，十万余分散到各路驻扎，使京城驻军有足够的兵力制止外地可能发生的变乱，也能使外地驻军联合起来足以制止京城驻军可能发生的内变。这样叫做"内外相维"，相互牵制。第四，兵将分离。利用更戍法，将屯驻在京城的禁军轮番派到各地戍守，或移屯就粮，定期更换。借士兵的经常换防，造成兵不识将，将不识兵，兵无常帅，帅无常师，以消除对皇权的威胁。 第五，士兵的地位极其低下。宋朝在饥年募兵，通常给士兵脸上要刺字。这让当兵的人没有社会地位，处处被人歧视。第六，武将遇到同级的文官自动低半级，要给文官行礼。

宋朝好不容易出了一个狄青，但最终还被文臣们以威胁皇权的理由贬谪到地方，使狄青郁郁而终。

整个宋朝，人们的勇武之气被严重扼杀，社会以从军为耻，官僚集团也歧视武将。

宋朝的整个政治制度设计，就是为了防备武将造反，以保证赵宋皇权长治久安。至于对外赔钱、没有尊严，那些都是赵宋可以忍受的。

在打压武人的同时，宋朝还大兴科举制度，大肆鼓励人们做文官。逢年过节的赏赐，朝廷给文官的赏赐也比给武官的多。

这样，从政治地位、经济地位到社会地位，武人、士兵等等均是低下的。

明朝的政治制度，皇权极度膨胀，社会被约束的非常死。

明朝用军户、民户、匠户等户口制度把人分类，并严格约束，这造成社会活力不够。同时在政治制度设计上，明朝更进一步，把宰相都给废了，最终造成了皇帝空前集权的状态。

这种制度设计，从出发点上看，依然是为了保证皇权稳固，但明朝对外还是愿意有所作为的，不像宋朝那样萎靡屈辱。

但是，从社会角度看，宋朝人相对自由，身份没有什么限制，干什么也相对自由。这一点明朝没法比。

明朝通过制度设计，让行政、军事、监察三系统互不统属，分别对皇帝负责，皇权从而大大加强，中国的政治集权和政治统一达到了空前的地步。同时，明朝还有诏狱和厂卫制度监督人民，人的社会自由度很低。

结论：为了保皇权而进行的制度设计，是宋明之后越来越保守的根本原因。

中国古代社会经过2000多年的发展，到了宋朝时期，基本上把可能威胁皇权的情况都“演练”过了，比如宫廷政变、外戚、权臣、太监、武将、藩王，等等，这些可能从内部颠覆王朝的问题在宋朝之前全都发生过。因此，宋朝在制度设计上，通过复杂的分权设计，把这种种威胁皇位的问题全部做了预防。

明朝因为吸取了元朝过分放权、内部混乱不堪的教训，在制度设计上更进一步，不但上述官员被管的没有几分权力，连老百姓也没有多少自由。

因此，一切都是为了保证皇权的安全，最终使整个社会走向了内向和封闭。

“文”的条条框框越来越多，“质”就没有了展现空间，当我们做到了“文质彬彬”，也就是文和武能和谐搭配的时候，才算恢复了汉唐雄风的本质。

（完）

以上是

凌烟阁论史

这个问题我想是许许多多的人都想知道的问题！汉唐时期为什么有铁血尚武的精神而宋朝之后这种精神却越来越差了呢？这和统治阶级所制定的权力构架和推行的主流思想有直接关系！首先在汉唐时期文臣压制武将这种情况很少见!而且比较重视武将！武将的权力得到保障!唐朝时期武将军功到达一定程度可直接被调到中央最高权力机关任宰相等重要职位！所以汉唐时期人民尚武，百姓用命！相反，自宋太祖赵匡胤弄个最愚蠢的杯酒释兵权之后，造成整个宋朝一直被外敌入侵!即使有不世出的将领如岳飞，也照样无法改变宋朝被外敌欺辱的命运!当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变成了将在外处处被不懂兵的文臣压制，战争的后果是什么就可想而知了!文臣压制武将这一错误政策一直被宋明清继承下来！自宋朝之后文臣的权力明显大于武将的权力！而且自北宋灭亡以后，程朱理学的兴起，儒家思想彻底变味!三纲五常，君为臣纲，夫为妻纲，父为子纲的毒瘤思想直接成为套在国民头上的精神枷锁!于是乎皇权高于一切，官帽子高于一切!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于是乎民众个人的利益被忽视!民本思想被彻底抛弃！民众成了统治阶级随时可以抛弃的弃子！而读书人唯一的目的就是为了博取功名，升官发财，武将上升之路被堵塞，权力被文官限制，难有自由发挥的空间，所以武将失意，谁会为国家用命？所以自宋代以后直到二战时，中国出了太多太多的汉奸!这与汉唐时期照成了鲜明的对比！明朝末期造成了汉奸的集体大爆发!以大汉奸范文程为首的满清第一谋士，直接招降了洪承畴，吴三桂，孔有德，尚可喜，耿仲明等一大批明朝降将，正是这批明朝降将埋葬了南明，吴三桂杀死了南明最后的皇帝!如果说汉唐时期在权力构架上是文臣武将两辆马车齐头并进，拉着皇权的话，那么到了宋朝之后，这个战略构架被彻底破坏了!皇权空前高涨，文臣压制武将，所以自宋朝之后文臣内斗严重，同时皇权与相权之争也是非常尖锐，文臣之间相互倾轧，武将甚至成为文臣内斗的牺牲品，比如说明朝的著名将领戚继光就是个例子！所以明朝以党争而亡！明之亡实于汉奸和卖国文人!这一切都是宋太祖赵匡胤酿下的苦酒!而且汉唐时期还是比较重视和保护老百姓的利益！统治阶级还比较认可民本思想!人们的思想还是有自由交流空间的!民众喜欢畅谈国事，国家给了老百姓参政议政的权力，皇权还没有取得绝对统一，被统治阶级用来从精神上毒害民众的佛教还没有成气候!儒家思想还没有变味……!相反自宋朝之后，皇权越来越大，民众的思想越来越受到禁锢，民众的利益越来越被忽视，这样的结果自然没有人愿意为国家卖命！特别是满清时期，皇权空前高涨!所有的臣子地位低下，都成了奴才，老百姓的个人利益更是被直接忽视!所以大英帝国使者看到清朝满大街的赤贫！满大街的民众衣不蔽体，满大街的饥饿与骨瘦如柴!这样的国家何来铁血尚武？于是乎满清后期百分之七八十的领土被世界列强瓜分！只剩下满遗笔下意淫的盛世和虚无的领土!把后世收复的领土统统归功于满清!所以东汉时期才可能有十三勇士归玉门!当时西域地区汉军驻守的地区被匈奴攻破了，危在旦夕!汉朝明明知道即使立刻派兵接应而能活下来的西域汉军也会希望渺茫！但是汉朝还是出兵西域了，就是为了接回仍然有可能活下来的汉朝士兵！这就是民本思想!结果只有13人活着回来了!这就是道家所提倡的人本思想！以人为本!汉朝在汉武帝以前是以道家思想治理天下，而不是儒家！而唐太宗李世民开创的大唐盛世也是坚持民本思想！其最有名的一句话就是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总之汉唐时期之所以国民好战铁血尚武最根本的原因和民本思想是分不开的!皇权还没有绝对集中，绝对高于一切!儒家思想还没有变味走样！而且佛教再唐朝时期还没有取得压倒道教的优势！只有皇帝拿人民当人的朝代里，老百姓才空前爱国，才不惜为国惜命！所以在汉唐时期很少有汉奸卖国贼和叛国者！这和汉唐时期的民本思想是分不开！秦朝为什么能统一六国？因为秦朝的法律是一视同仁的!即使皇族犯法也照样依法严办！所以秦王的哥哥因为犯法鼻子被商鞅割去了!秦朝太子被商鞅流放！而且秦朝是以军功来确定爵位的!没有世袭一说！所以秦朝将士敢于用命，不怕死！而王公贵族视法律如虎！汉唐时期也是如此！李白写了不少诗词来讽刺朝廷，这要是在宋朝清朝早被砍脑袋了!因为汉唐时期皇权还没有压倒一切的权力！相反，自宋朝之后，中国历朝历代无论从权力战略构架上还是从统治思想上都走错了路!偏离了正确的方向!总之一个民众利益得不到保障，皇权高于一切，文臣内斗，武将失意，思想上被严重禁锢的国家，铁血尚武之精神之动力何来？一个朝代走向兴盛是需要从百姓到国家最高统治阶级共同合力的结果!当一个朝代在体制设计，从上到下只会争权夺利，那么这个朝代别说是铁血尚武了，即使能苟延残喘都会成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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