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王丹妮
如果在搜索引擎裡輸入‘殺馬特’，你大概能搜到的新聞是：
“《明星大偵探》黃明昊‘殺馬特’審美引爆笑”、“佟大為殺馬特髮型玩壞表情包”。你不太可能直接搜到的一條新聞是：53歲的四川美術學院教授李一凡，歷時3年，奔波4000多公里，拍了一部紀錄長片叫《殺馬特我愛你》。
在一個“殺馬特復興群”裡，300 多個曾經玩殺馬特的年輕人天天嚷著要復興家族，“十年之約”、“不再低調”、“重新上街不怕打擊”的口號頻繁出現。
五顏六色的爆炸頭、溜冰場炫目的燈光、工廠嘈雜壓抑的流水線，以及吃不上飯的飢腸轆轆。殺馬特到底是誰？現實生活中的殺馬特青年是一群怎樣的人？在五顏六色的頭髮背後，他們面臨著怎樣的生存環境？
從2016年開始，李一凡在廣東、貴州、雲南等地，完成殺馬特採訪67個，網絡採訪11個，同時，通過在快手購買手機視頻等方式，收集了工廠流水線及工人生活錄像九百多段，最終制作成一部影片。
起初，李一凡認為，殺馬特是一種對主流文化的反叛，玩殺馬特的年輕人都很張揚、自信或兇狠。事實上，他接觸到的殺馬特青年大多是留守兒童，十幾歲進工廠打工，試圖用誇張的造型獲得存在感和安全感。
通過這場“詳實且殘酷的調查梳理行動”，李一凡希望將話語權交到殺馬特青年手中，讓他們自己說、自己拍、自己議論自己。
以下為紀錄片導演李一凡的口述：
展覽現場，數百部二手手機中正在播放工人自拍的短片。受訪者供圖。
錯位
我最早接觸到“殺馬特”這個概念是在2012年，朋友給我看了很多網上正流行的殺馬特照片和視頻。很多人罵他們“土朋克”、“山寨視覺系”、“神經病”，我卻覺得很有意思，認為這是一種自我作賤的遊戲，是一種對主流審美的反叛。
當時，網上關於殺馬特的討論不少，也有一些社會學、人類學角度的分析文章，但幾乎沒有人在現實生活中接觸到殺馬特，沒有人知道誇張造型背後的他們究竟是一群怎樣的人。於是，我試圖通過關鍵詞搜索找到殺馬特的QQ群，也號召年輕一點的朋友幫忙聯繫殺馬特，但一直沒有人理我。
直到2016年，在朋友的介紹下，我見到了“殺馬特教父”羅福興。
2006年，11歲的廣東少年羅福興第一次接觸互聯網。他覺得當時流行的“非主流”很老土，就模仿日本視覺系搖滾樂手弄了個爆炸頭，染成紅色，配上鉚釘衣、低襠褲，拍了照片傳到網上。羅福興上網搜“時尚”的英文翻譯，找到“smart”這個詞，音譯為“殺馬特”，PS 到自己的照片上。隨後，照片火了，這個詞成為風靡網絡的亞文化概念，羅福興也成為了“殺馬特創始人”、“教父”、“鼻祖”。
見到羅福興之前，我有很高的期待，網絡上流傳，鼎盛時期他能號召20萬殺馬特，殺馬特家族裡的恩恩怨怨也很有意思。但第一次見面時，我有點失望。
羅福興本人跟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樣，他當時已經把頭髮剪短染黑，在深圳龍崗區坪地鎮一家髮廊打工，跟我們說話時很溫和，語氣裡透露著不安，不像網上呈現得那樣“囂張、兇狠、張揚”。他是一個很宅的人，除了在髮廊上班，就是窩在6平方米的出租屋裡玩手機。在現實生活中，他幾乎不與殺馬特家族的其他人來往，也不喜歡跟人深交。
這讓我意識到，印象中的殺馬特和現實中的殺馬特形象存在嚴重錯位。
那次聊天是在一家小旅館的鐘點房進行的，三個小時50塊錢，房間悶熱。羅福興不愛談論網上關於殺馬特家族的傳聞，也對我口中的“反抗和審美”毫無興趣，他有一搭沒一搭地跟我講打遊戲以及他小時候跟父親的關係，講到玩殺馬特的那段時光，整個人突然興奮起來，說了很多話，主要意思是：殺馬特給了他家的感覺。
這也是大部分青年玩殺馬特的原因。我採訪了七八十人，其中大部分都是留守兒童，在十幾歲的年紀離開農村，到城市裡的工廠打工。誇張的造型變成了一種符號，將這群年齡、身份、經歷都差不多的年輕人連接在一起。
很多人說，殺馬特QQ群成了他們生活裡最溫暖的一部分，大部分人都在群裡認兄弟姐妹，遇到不開心的事可以在這裡找人聊天，手頭緊了也能向殺馬特朋友們借個10塊、20塊錢，“在家庭裡找不到的東西，在他們身上可以找到”。有個男孩對著鏡頭說，“爆炸頭會讓別人關注到我，哪怕是吵架，起碼有人願意跟我說話”。有個女孩說，玩殺馬特會碰到很多關心她的大哥，跟她說，“小妹妹，玩這個沒有前途的。”
羅福興（左）到村裡採訪殺馬特青年。受訪者供圖。
工廠青年
2017年，我在珠江三角洲地區斷斷續續拍了三個多月，跑了4000多公里，在深圳、東莞、廣州、惠州、中山的一些工廠區採訪。這群玩殺馬特的年輕人跟我講了很多工廠生活的故事，但直到2018年住到東莞市石排鎮——目前殺馬特最集中的地方，我才真正地感受到這種生活的貧乏和壓抑。
白天的石排鎮像一座空城，主幹道上只能見到兩三個路人，街邊樓房的一樓幾乎都是小工廠，用鐵絲網隔起來的窗戶裡持續不斷地湧出濃重的機油味和轟隆隆的機器聲。在這裡，每天工作12小時，一個月休息一天到兩天，工資2000元到3000元，是普遍的狀況。
長時間的流水線工作讓人打瞌睡，稍不注意就會受傷，有的人在口袋裡藏一個酸檸檬，困了就舔一口提神。老闆不管工傷，大部分人也不知道怎麼爭取自己的權益，收工之後，很多人感覺腦袋裡塞滿了“嗡嗡嗡”的機器聲，“不發洩出來，就覺得活著好沒意思”。
在這樣的環境中，有一部分人選擇玩殺馬特，像是身體自動打開的保護機制。
“總覺得頭髮給了我一種勇氣”，羅福興說，他當時喜歡把自己打扮成壞孩子的樣子，“因為壞孩子不會被欺負。”很多玩殺馬特的年輕人都是這樣，從農村出來，覺得外面太亂，怕自己太樸素被騙，就和兄弟們結伴搞髮型和紋身，“像小古惑仔，看起來兇一點嘛”。他們覺得，“頭髮豎起來，就有了安全感。殺馬特家族很龐大，感覺一個人被打，整個家族都會出來幫忙”。
殺馬特也是對貧乏生活的一種補償。年輕人在枯燥的工作之餘有了新的樂趣：他們在石排公園聚會，跟陌生的“家人”聊聊髮型和工廠裡的煩心事；男男女女變換著髮型與顏色，用最時尚的造型吸引異性；偶爾放假，有人專門穿上紅色的皮衣，頂著紅色的爆炸頭，跑到人多的旅遊景點“炸街”……
在石排鎮，金豐溜冰場是殺馬特青年心中的“桃花源”。週末晚上十點之後，這裡總是擠滿了人，燈球閃著五顏六色的光，一群年輕人頂著各種顏色的爆炸頭，踩著帶發光輪的鞋，溜得飛快。溜冰場中間是一個舞廳，燈光跟著音樂的節奏閃動，他們蹦迪都是站到臺子上，抓著鐵桿，瘋狂甩頭。
我看到這些場景時非常震撼，感覺到了他們對殺馬特強烈的喜愛和自豪。對我來說，這是一個認知上的轉折點，我決定從場景拍攝轉向人物採訪。相比用畫面營造戲劇性和衝突感，我更想讓他們自己講自己的故事，他們是誰，過著怎樣的生活，為什麼這麼熱愛殺馬特。
工廠附近的公園裡，殺馬特青年的聚會。受訪者供圖。
兩個世界
在我見到羅福興之前，他已經接受過不少媒體的採訪，形成了一套比較固定的說法：當年我們玩得很嗨，但那是小時候不懂事，現在長大了，剪了頭髮重新做人。跟我聊起殺馬特紅遍網絡的那段日子時，羅福興又驕傲又自卑，很想分享當時的榮耀，但講得多了又突然止住，像是有所避諱。
我接觸到的大部分殺馬特青年都是這樣，對聊這段經歷感到不安。大部分殺馬特青年覺得自己的髮型很酷，家族很強大，但現在，很多人都覺得原來的生活很傻逼、很卑微，他們不想把這一面展現出來，覺得丟人。
這種轉變發生在 2010 年前後。
2010年到2012年，新浪微博上的一些段子手用假髮扮成殺馬特，以自黑的方式吸引粉絲，製造了一場嘲諷殺馬特的網絡狂歡。隨後，大量網友假扮殺馬特進入QQ群、百度貼吧等社群，生產了大量汙名化殺馬特的照片、視頻和故事，大眾媒體以歧視的態度對這一群體進行曝光。
對殺馬特青年來說，這種來自外界的批評和謾罵是突如其來的，原本封閉的小世界一下子遭受劇烈的衝擊。
他們的世界和我們的世界是割裂的。有個男孩在採訪中說，深圳其實沒有什麼高房子，那是因為他從來沒有進過市區。有個女孩說，感覺像是活在一個籠子裡，除了工廠裡的事，其他的什麼都不知道。在他們的世界裡，殺馬特造型是時尚的象徵，滿大街都是跟自己一樣的人。過年坐火車回家，有人三天三夜不敢睡覺，怕把髮型壓壞，他要頂著這個頭髮回村裡炫耀。對他們來說，這是流行文化的象徵，從來沒有人說過他們醜，直到移動互聯網將兩個世界打通。
剛開始，殺馬特青年還會在網上反擊，但隨著網友們罵得越來越難聽，他們開始變得手足無措，而且大部分殺馬特青年不善於表達，只能選擇忽略這些聲音。後來，他們開始懷疑、否定自己，有些曾經玩殺馬特的人變成抨擊殺馬特的主力，在路上見到髮型誇張的人就打。
相比線上線下的攻擊，更實際的問題是越來越多的工廠將髮型設為招工的門檻，要想賺錢吃飽飯，殺馬特青年必須剪掉頭髮。
有人堅決不剪，“頭髮在人在，頭髮亡人亡”。12歲外出打工的重慶女孩安曉惠不願意剪頭髮，沒錢吃飯就找陌生人討要食物。有一次，她碰見一個誇她髮型酷的小孩，就讓他幫忙買幾個饅頭，小孩說，“我看網上的殺馬特高高瘦瘦的，原來你們喜歡吃饅頭啊。”安曉惠連聲應喝，請他多買幾個，最後拿到10個免費的饅頭，她和堂姐兩個人吃了一週。
但大部分人都像羅福興一樣，換掉了誇張的髮型，接受主流的審美和生活。有人去送外賣，有人去送快遞，還有人去做建築工人……這些工作比工廠對髮型的要求更高，他們都得去適應。
羅福興跟我說，哪怕在工廠做十年，他都只是一個普通工人，沒有上升空間，但在殺馬特的世界裡，他可以很容易成為一個“貴族”。
他的話讓我想起九十年代的廣州，只要你膽子大，隨便弄點東西來賣都能發財，每個人都很亢奮，但現在抑鬱的情緒很普遍。我記得，有個殺馬特青年穿的一件衣服上印著，“何以解憂，唯有暴富”。
金豐溜冰場。受訪者供圖。
假髮
這一波打擊之後，殺馬特幾乎消失，後來隨著快手的流行，很多人又頂著誇張的髮型拍小視頻，但他們大部分都是戴的假髮。
很多殺馬特非常排斥假髮，因為當初諷刺他們的人就是戴的假髮，在他們心中，假髮不是殺馬特。殺馬特剛開始流行時，理髮師完全不知道該怎麼弄，美髮學校沒有教過這些，只能自己嘗試：用梳子把頭髮一點點打毛、噴很多髮膠來造型，在頭髮裡插筷子或鋼絲定型……他們通過這些野路子慢慢摸索出一套方法，受到大量年輕人的熱捧。這些都是玩假髮的殺馬特青年不瞭解的。
也有很多人覺得戴假髮是一種策略，除此之外，把造型做得小一些、染一次性的顏色都是新殺馬特對主流社會的適應。在工廠裡，他們留著平頭，是流水線上的普通工人。下班之後，他們帶上五顏六色的假髮，就進入了殺馬特的世界，家族還在，存在感和安全感還在，他們就可以不去想工廠和生活中痛苦的事情。
現在，網絡直播給這群年輕人帶來了相似的慰藉。我們在工廠區採訪時，每天晚上都能看到街邊蹲滿了玩手機、看小視頻的工人，他們下班沒事做，又不想回到自己的出租屋，就在路邊待著。在一些只有300到500個粉絲的小號裡，主播和當初的殺馬特青年比較相似，希望在這裡獲得情感的支持和陪伴。
這部影片的大部分素材，也是通過網絡渠道獲得的。開始，我們發了一則視頻徵集廣告，說是搞了個拍視頻比賽，獎金一萬，結果完全沒人理我們。羅福興覺得不行，幫我們重新寫了兩句話：不要押金，日賺千元不是夢。兩三個月之內，我們收到了九百多條影片，各個崗位、各種類型的視頻都有，到現在，還有人在問我們要不要影片。
這種網絡的連接很強大，但我覺得跟原來殺馬特青年之間的連接還是不一樣。通過髮型這種身體上的改造，在一個群體之間形成緊密的情感連接，原本不認識的人一起坐在公園裡聊天、在溜冰場跳舞，這種關係是很特殊的。
原來那群殺馬特青年不在了，他們或許是被動地迴歸了主流社會，或者是覺得不再需要這種安全感主動成長了。對他們個人來說，殺馬特可能只是一個人生階段，但我覺得這個現象是不會消失的。只要留守兒童的情況持續存在，工人的工作生活狀態得不到改變，這群人都會需要一個出口，只是形式會發生改變。
就像羅福興在影片結尾說的，“只要這個世界還存在，就會有被淘汰、被傷害的人，就會有人不被尊重，除非農村消失，但農村是不會消失的。”
殺馬特青年在美術館觀看紀錄片《殺馬特我愛你》。受訪者供圖。
閱讀更多 極晝plus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