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公元756年的哥舒翰
烈日。
烽火。
潼關。
一位半身不遂的將領坐在軟榻上，回望這座古老而堅固的城關，滿眼的悲愴、憤懣甚至絕望。
終於，他再也無法掩飾和控制自己的情緒，仰天長嘆，繼而捶胸痛哭（撫膺慟哭）。
周圍的將士呆呆地看著他們的主帥，一種恐慌在心頭湧起，並逐漸在全軍蔓延開來。
良久，他止住悲聲，大手一揮，決絕地率兵向東而去。
這一天是大唐天寶十五年（公元756年）六月初四。
這個人就是大名鼎鼎的盛唐名將，哥舒翰。
他此次出關，目標是安祿山麾下賊將崔乾佑。因為根據“可靠”情報，崔乾佑此次西犯，所帶兵馬不多，且多為老弱病殘。
得到消息的李隆基在楊國忠的躥唆下，強令哥舒翰出兵，配合河北戰場的郭子儀和李光弼，兩面夾擊，意圖畢其功於一役，儘快結束“安史之亂”。
作為一名經驗豐富的軍事將領，哥舒翰深知，此事必有蹊蹺，因為安祿山絕對不會在如此重要的一步棋上落下這麼一顆“弱子”。
所以，乾佑必詐、情報必假、此行必定凶多吉少。
但是，“（玄宗）入國忠之言，使使者趣戰，項背相望也。翰窘不知所出”。
君命難違，雖然千不情萬不願，他還是帶著這支人數雖眾（20萬）卻是臨時招募拼湊的隊伍上路了。
古潼關
02
公元1642年的孫傳庭
陰雨。
烽火。
潼關。
時間是崇禎十四年九月，大明最後的希望孫傳庭站在潼關之上，向東遙望。
他的身後，一個京官模樣的人正在喋喋不休，此人姓蘇名京，職務是御史，實際卻是崇禎派來催促孫傳庭立即出戰、解開封之困的使者。
孫傳庭的目光陰沉、憂鬱而且無奈，與900年前的哥舒翰無異。
此行兇險，或者說直接不應該出兵。
如果是在三年前，孫傳庭絕對會義無反顧，因為他胸有成竹。
受制於以文馭武的祖制，這位萬曆四十七年的進士也像熊廷弼、盧象升們一樣，以文官行武事，而且同樣是戰無不勝攻無不克，當年出任陝西巡撫僅四個月，就生擒老闖王高迎祥，之後更是打得新闖王李自成只以十八騎“潰圍遁”，於是“關中群盜悉平，是為崇禎之十一年春也”。當時對於大明王朝來說，形勢彷彿一片大好。
但是，關鍵時刻，崇禎的反覆無常再次發作，楊嗣昌的紙上談兵讓明政府的優勢頓失。
更為嚴重的是，在戰場上百戰百勝的孫傳庭，也被官場政治老油條楊嗣昌送進了監獄，而且一呆就是三年。
三年，不長也不短，放在和平年代不會引起任何不適。但是，在崇禎十一年之後，三年已經足以讓李自成鹹魚翻身，讓全天下的形勢變得完全無法收拾。
崇禎是一個急性子，剛把人家從監獄裡放出來沒幾天，就一個勁地逼著出關，而且是去形勢最為險惡的河南。
孫傳庭不是神仙，況且以當時的形勢看，即使是大羅金仙降臨，也難給大明續命了。
但崇禎不管，“詔御史蘇京監延、寧、甘、固軍，趣傳庭出關”。
孫傳庭奏道：一群新兵蛋子，還沒訓練好，上不得戰場（兵新募，不堪用）。
然而，“帝不聽”。
不得已，孫傳庭倉促從關中開拔，於九月間到達潼關。
目標河南，大明王朝的重災區。
孫傳庭知道這次的仗不好打，但他不知道的是，一向用兵如神的他將在人生的最後時刻遭遇兩次“滑鐵盧”，潼關則是兩次失敗的起點，而這僅僅是第一次。
孫傳庭守潼關劇照
03
哥舒翰的最後命運
兵法雲：“兵者，詭道也”、“能而示之以不能，用而示之以不用”。
出潼關東七十里，黃河岸邊，崔乾佑給老革命家哥舒翰狠狠地上了一堂故意示弱、誘敵深入的伏擊戰。
平心而論，崔乾佑的誘敵之計很平常，但是卻很成功。因為，他面對的是一個昏聵的李隆基，和一個心神不寧的哥舒翰。
他先以數千人埋伏在險要的地方，只以很少的人用來誘敵（賊以數千人先伏險）。
或許是心煩意亂，也或許是急於結束這一切，反正哥舒翰上當了。他立即催促部隊追擊，甚至連隊列都無法保持（翰浮舟中流以觀軍，謂乾祐兵寡，易之，促士卒進，道岨無行列），即使“賊乘高頹石下擊，殺士甚眾”，也沒有引起唐軍的重視。
見唐軍無備，賊軍又故意散亂隊形，進退無序，卻偷偷地在隊伍後面埋伏下了五千陌刀兵（乾祐為陣，十十五五，或卻或進，而陌刀五千列陣後）。
唐軍更是大起輕視之心，說“幹掉他們再回去吃飯”（王師視其陣無法，指觀嗤笑，曰：“禽賊乃會食”）。
“王師懈，不為備”。
崔乾佑見時機已到，令旗一揮，伏兵頓起（伏忽起薄戰），哥舒翰手底下這群剛剛徵募的烏合之眾頓時大亂，被崔乾佑殺得“屍血狼籍”、“奔潰略盡”。
哥舒翰好不容易逃回潼關，迎接他的卻是副將火歸拔仁的獰笑：火歸拔仁想投降，哥舒翰是他的“投名狀”。
這位名將迎來了他人生的最大節點。
很遺憾，他沒有做成文天祥，卻做成了洪承疇。
他的半世英名在見到安祿山的第一刻就被徹底葬送，不僅搖尾乞憐，還想以勸降李光弼等人來換取苟活。結果，“諸將皆讓（責備）翰不死節”。
安祿山知事不可為，把他關了一年後就殺掉了——失了節，也沒保住命。
北斗七星高，哥舒夜帶刀。
至今窺牧馬，不敢過臨洮。
千古絕唱之後卻是一段悲情迴響！
哥舒翰
04
孫傳庭的最後命運
1642年9月，孫傳庭出潼關、入河南，此時李自成已經攻陷開封，“西行逆秦師”，兩軍在河南郟縣遭遇。
一番苦戰，明軍先贏後輸，“覆軍數千，材官小將之歿者，張渼奎、李棲鳳、任光裕、戴友仁以下七十有八人”。
這就是著名的“柿園之役”。
這次失利的原因很多，新兵、缺糧、惡劣天氣（糧不至，士卒採青柿以食，凍且餒）……而最關鍵的還是崇禎的死催——不過，朱由檢永遠不會吸取教訓，因為這還不是最後一次，下一次他將把孫傳庭催“死”，再下一次會把洪承疇催“降”！
經過這次大敗，“孫傳庭兵以乏食引退，賊追及之，還戰大敗，傳庭以餘眾退保潼關”，並打算“計守潼關，扼京師上游”，因為“軍新集，不利速戰”——這一情景和900年前的哥舒翰如出一轍。
但是，雖然他的想法和應對措施無比正確，無奈最高決策者是崇禎。
崇禎十六年（1643年）五月，孫傳庭的最後宿命終於降臨。
崇禎先扣上一頂大帽子，“命兼督河南、四川軍務，尋進兵部尚書，改稱督師，加督山西、湖廣、貴州及江南、北軍務，賜劍”。
蛋糕不是白給的，崇禎的要求是：趕緊出去打（趣戰益急）。
沒這麼玩的！
聞言，孫傳庭頓足嘆曰：“沒轍了，我知道此舉有去無回，但是我絕對不能因為抗旨而再去面對那些獄吏了（奈何乎！吾固知往而不返也。然大丈夫豈能再對獄吏乎！）”
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返。
幾乎是“柿園之役”的翻版，強弩之末的明軍先勝後敗，“官兵……死者四萬餘……賊獲督師坐纛，乘勝破潼關，大敗官軍。傳庭與監軍副使喬遷高躍馬大呼而歿於陣”。
“傳庭死，關以內無堅城矣”。
在明末救亡過程中，曾湧現出許多名將，熊廷弼、傅宗龍、汪喬年、楊文嶽、曹文詔、盧象升、孫承宗、洪承疇，等等，他們都幾乎無一例外地死在了抗戰第一線（洪承疇除外）。
但是，孫傳庭的死卻獨具特殊意義——
他是大明王朝最後的名將，更是最後的柱石和希望。他的死，意味著明政府抵抗力量的徹底瓦解，北京城從此門戶大開。
《明史》卷二六二：
“傳庭死，而明亡矣”！
孫傳庭戰死
05
孫傳庭（哥舒翰）的悲劇根源
《孫子兵法·九變篇》：“凡用兵之法，將受命於君，合軍聚眾，……塗有所不由，軍有所不擊，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爭，君命有所不受。”
這幾句話略顯複雜，但稍一簡化就耳熟能詳：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為什麼？
因為專業的事情就要聽從專業人士的意見！
理由很簡單：
首先，皇帝的職位高，並不代表懂得多。
其次，戰場形勢瞬息萬變，有時即使領導的指示再正確，卻也趕不上變化快。
孫傳庭（哥舒翰），就是死在主要領導的瞎指揮和亂干涉上（君令）！
喜歡當“全才”，是中國古代皇帝們的一大共同嗜好，彷彿只有這樣才能顯得他們雄才大略、無所不能。
單以軍事方面的瞎指揮為例，除了李隆基和朱由檢，還有兩個所謂“明君”更為典型。
劉義隆。南北朝劉宋文帝，他的名氣除了創造“元嘉之治”的盛世外，就是“元嘉草草，封狼居胥，只贏得倉皇北顧”的北伐失敗了。三次北伐，最主要的特點就是劉義隆的千里傳書，前方將士的每一步行動都得聽從他的安排。《宋書》中對劉義隆的評價是：
“授將遣帥，乖分閫之命，才謝光武，而遙制兵略，至於攻日戰時，莫不仰聽成旨。雖覆師喪旅，將非韓、白，而延寇蹙境，抑此之由”。
趙光義。這位“宋二代”一生志得意滿——除了“武功”。於是，平定北漢後，他又針對“燕雲十六州”搞了兩次北伐。在第二次也就是“雍熙北伐”中，他更是相當然地編了一個“平戎萬全陣”，挨個發給前線將領當“軍事教材”，讓一線指揮官們叫苦不迭，“雍熙北伐”的大好形勢更因此毀於一旦。
相比於劉、趙二人的不懂裝懂，李隆基和朱由檢則是輸在急功近利上——正是由於他們心急想吃熱豆腐、為了面子工程而不顧戰爭規律地一味死催，才導致了最後的喪師乃至亡國。
明熹宗初年，熊廷弼因遼東之事被彈劾、並被書呆子袁應泰所取代後悲憤異常，上疏天啟帝以自辯，其中有一句話應該是說出了自古以來從白起、廉頗到哥舒翰、岳飛、孫傳庭們的欲吐之言：
“疆場事，當聽疆場吏自為之，何用拾帖括語，徒亂人意，一不從，輒怫然怒哉！”
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06
原本可以避免的悲劇
無論是孫傳庭（哥舒翰）的個人命運，還是大明（大唐）的國運，本來是有機會改寫的。
因為，單就潼關之役而言，哥舒翰和孫傳庭的三次跨時空的潼關之敗，除了當事人之外，都有有識之士向皇帝提出過建議，無奈均未被採納。
面對李隆基的死催，哥舒翰彙報說：“安祿山是個老兵油子，不可能犯如此的低級錯誤，中間肯定有陰謀（是陰計誘我）。而且，他們遠道而來，就想速戰速決，我們只有堅守不出、等待援兵才是上策（賊遠來，利在速戰。王師堅守，毋輕出關，計之上也。且四方兵未集，宜觀事勢，不必速）。”
同時，郭子儀、李光弼也從河北戰場上書李隆基：“哥舒翰又老又殘，再加上都是新兵，這仗根本沒法打（諸軍烏合不足戰）。目前賊軍的精銳部隊都在集中攻打宛、洛，其老巢幽州空虛，我們打算直搗黃龍，拿叛軍的親族為質逼他們投降，安祿山就會一舉成擒（今賊悉銳兵南破宛、洛，而以餘眾守幽州，吾直搗之，覆其巢窟，質叛族以招逆徒，祿山之首可致）。但如果讓哥舒翰輕易出關，一旦敗了不僅長安危險，整個國家也危險了（若師出潼關，變生京師，天下怠矣）”。同時也極力勸哥舒翰不要出關迎敵（乃極言請翰固關無出軍）。
但是，由於自己老眼昏花、用人不當而導致“安史之亂”爆發的李隆基卻急於扳回顏面，不僅讓哥舒翰去送了死，也把大唐推上了一條不歸路。
孫傳庭的軌跡也是如此。當他第一次敗走潼關、在關中休整的時候，朝中大臣（尤其是言官）都說必須出來打，不打的話賊軍的氣焰會更加囂張，而官兵則更怯戰（廷臣多言不戰則賊益張，兵久易懦）。唯獨兵部尚書馮元飆“頗能料事”，說“（戰士）未經行陣，宜致賊而不宜致於賊”，因此“謂不可輕戰”。他甚至對崇禎打包票說：“可以先把我關進監獄，如果官軍打贏了，我願以命抵罪（請先下臣獄，俟一戰而勝，斬臣謝之）”。不僅如此，他還寫信給孫傳庭，說不能輕易出戰（又貽書傳庭，戒毋輕鬥）。遺憾的是，孫傳庭左右不了崇禎，他也不能。
“傳庭果敗”。
傳庭死大明亡
07
“病根”李隆基和朱由檢
專制或者獨裁的主要特點是“一言堂”，即皇帝具有無限權力，他的理論都是對的，他的觀點不容辯駁。
但就李隆基和朱由檢而言，兩人既有相同之處，又有本質區別。
李隆基的獨斷專行，源自於他前半生的幾乎絕對正確——雖然有姚崇、宋璟、張說、張九齡、王忠嗣、高仙芝、封常清等賢相名將的輔佐，但“開元盛世”卻確確實實是因為他的英明神武所致。於是，不僅文武百官，就連他自己也習慣了“永遠正確”。所以，他不相信自己會看走眼（李林甫和安祿山），更不相信自己會決策失誤（兵出潼關）。
而朱由檢的自以為是則是天生的性格缺陷：剛愎自用。這一點要多說幾句。
明史多偽，這一點已經是史學界的共識，原因就是滿清韃子的惡意篡改。尤其是為了證明“明亡清興”的正當性，他們對明代歷代皇帝的醜化更為嚴重，比如明武宗、憲宗、熹宗，而崇禎作為亡國之君尤甚。但是，即使是有所醜化，但從明末這群名將的命運來看，有些評價並沒有冤枉崇禎，最典型的就是常說的剛愎自用、獨斷多疑。
崇禎當政的十七年間，雖然天災人禍、內憂外患，都讓他給攤上了。但是，即使在最後的十餘年裡，他還有若干次自救的機會，遺憾的是都讓他自己給揮霍掉了。
而且，他揮霍的方式都如出一轍：
想用一個人的時候極其固執，發現錯了也不改，固執己見，且死不認錯、一用到底，像楊嗣昌。
不想用一個人的時候，翻臉比翻書還快，要麼逮要麼殺，像孫傳庭、袁崇煥。
列兩個名單。
第一個：楊鶴、楊嗣昌、熊文燦、王化貞、袁應泰；
第二個：熊廷弼、盧象升、孫承宗、孫傳庭、洪承疇。
第一個名單裡的人，如果棄用或者少用幾年；第二個名單裡的人，如果長用或者多用幾年，那麼，大明王朝的命運就絕不是後來的那般模樣。
固執，用對了是意志堅定，但用錯了就是獨斷專行，後果就是災難性的。
崇禎的固執一點也沒有用對時機，也沒有用對地方！
所以
孫傳庭，死的很冤；
大明朝，亡得一點也不冤！
最後的崇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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