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末亂世之起，曹操得天時之利、世家拱衛，率先一步在中原地區崛起。建安十三年（208年），袁氏餘黨基本被曹操掃清，這也意味著曹魏政權已經基本成立。北方既定，曹操無不感慨道：

於是在此後的數年間，曹操連下五道詔令，分別是《論吏士行能令》（203年）、《求賢令》（210年）、《效有司取士毋廢偏短令》（214年）、《選軍中典獄令》（214年）和《舉賢勿拘品行令》（217年）。從這些詔令來看，曹操言辭愈發懇切，充分體現出了他“唯才是舉”的執政心理。曹魏本就坐擁中原地區，有著極為雄厚的人才儲備；再加上曹操對人才破格提拔，導致大批人才有了晉升之機，於是曹魏政權的實力愈發強大，已經遠超吳蜀兩國。

正因如此，沈約在會在《宋書》中感慨：“漢末喪亂，魏武始基，軍中倉卒，權立九品，蓋以論人才優劣，非為世族高卑。因此相沿，遂為成法。”基於這個論調，不少讀者便難免認為：曹操頒佈唯才是舉令，直接促進了曹魏政權的興盛。

不過，在筆者看來這種評價過分拔高了“唯才是舉令”的政治作用。

一、地域上的侷限性

在漢末三國之際，有一個政治派系始終活躍，這便是以荀彧為首的潁川籍士族集團。亂世來臨之際，荀彧認為潁川是

不久之後，曹操自領兗州牧，同時採取毛玠“奉天下以令不臣”的政策，將漢獻帝迎至許都，由此走上爭霸之路。值得注意的是，許都便是潁川屬下的一個縣城。藉此之便，荀彧向曹操舉薦了不少潁川籍謀士。裴松之注引《彧別傳》記載：“前後所舉者，命世大才，邦邑則荀攸、鍾繇、陳群，海內則司馬宣王，及引致當世知名郗慮、華歆、王朗、荀悅、杜襲、辛毗、趙儼之儔，終為卿相，以十數人。”

在這裡，荀彧向曹操推舉了13位賢才，他們日後都成了舉重若輕的曹魏重臣。但不可否認的是，諸如趙儼、鍾繇、陳群等共計9人，皆是出自潁川。不難發現，曹操雖然唯才是舉，但依舊沒能脫離地域上的限制。這也難怪潁川士族集團，能隱隱壓過譙沛武將集團，成為曹魏政權中的主導力量。

二、政治上的妥協性

不僅如此，曹操通過唯才是舉，並非世人想象中的不看出身。恰恰與之相反，曹魏政權選拔人才入仕，也極其注重門第和家世。顯然，這是曹操對門閥士族的妥協。究其根源，源自於當時特定的時代背景與歷史侷限。

自兩漢以來，朝廷選拔官員，以察舉製為主體。地方長官考察本郡應舉者的家世、才能和名聲，然後將他們推舉給中央。需要指出的是，這是漢代統治者籠絡中小地主階級的重要手段。而漢代尊奉儒學，以經學入仕。故而到了東漢中後期以後，地方上的豪族紛紛研讀經學，儼然成了儒們世家。

漢末王室衰微，地方上的豪族勢力逐漸興起。再加上他們的子弟常年入朝為官，並各自“抱團取暖”，由此衍生出一個又一個在政治上頗有影響力的朋黨集團。在漢末眾多世家豪族中，又以弘農楊氏與汝南袁氏最為出名。尤其是後者，有四世三公之美稱，其門生故吏遍佈天下，在政壇上的影響力不容小覷。亂世之初，袁紹雄踞中原四州、袁術橫跨江淮兩岸，靠的便是家族影響力。由此可見，豪族世家對於政治的強大影響力，這讓曹操也無法將其忽視。

曹孫劉三家，皆是庶族出身，然而他們能取得天下，也離不開本地豪族世家的大力支持。雖然曹操出身譙縣曹氏，但後者畢竟聞名於鄉里，無法給予曹操太多的政治資本。東漢末年選拔人才，注重“唯賢是舉”；而曹操頒佈“唯才是舉”，雖然意味他更加註重才能，但依舊沒能改變才子的出身問題。也就是說，曹操選拔人才的範圍並沒有變，依舊以豪族世家為主體；而唯一有區別的，便是曹操對才能的看重，凌駕在了名聲之上。

三、思想上的開創性

曹操為何不重賢名，只重才能呢？以筆者觀點，這可能與曹操的思想有關。《晉書》記載：“魏武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曹操雖然也是舉孝廉出身，但從他的經歷中不難看出，曹操崇尚名家、兵家和法家思想，欲以法術勢推行自己的治國理念。這一點，從曹操經常擅殺名士可以看出。

最初，曹操在兗州時，便擅殺名士邊讓。此舉引起張邈、陳宮等人的惶恐。於是曹操外出征討徐州時，陳宮等人便擁戴呂布進入兗州，給曹操帶來了極大麻煩。後者花了兩年多的時間，才將自己的根據地奪回。吃了如此大虧，曹操並沒有悔改。每當更進一步時，曹操總要以一位名士的生命，來打擊一下朋黨集團。建安十三年（208年），曹操初定北方，成為大漢丞相，於是孔融下獄而死；曹操欲加九錫之禮（212年），進封魏公，荀彧飲藥自盡；曹操稱魏王（216年），名士崔琰慘遭誣告而死；到了建安二十四年（219年），曹魏政權大局已定，為替世子曹丕鋪路，曹操殺楊修。

不得不說，曹操對名士清流極為反感。不過以筆者觀點，曹操擅殺名士，不是為了發洩自己的私人情緒，而是為了破除朋黨風氣。《後漢書·黨錮列傳》記載：“逮桓靈之間，主荒政謬，國命委於閹寺，士子羞與為伍，故匹夫抗憤，處士橫議，遂乃激揚名聲，互相題拂，品核公卿，裁量執政。”

東漢以來，不少名士清流“阿黨比周”，逐漸形成了朋黨之風。例如大儒孔融，與禰衡、楊修為友，三人間互相吹捧。這種名士，深受儒家思想薰陶。他們自命為“清流”， 不僅講究門第出身，更加註重人的道德修養。顯然，這是察舉制度在東漢末年的腐敗現象造成的。朝廷選拔官員，不再看才能，只注重應舉者的出身與名望，這就形成了“唯賢是舉”的現象。在此情形之下，“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父別居，寒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雞”便成了當時社會的真實寫照。

曹操不尚慕儒術，因此他很容易從這種思想禁錮中跳脫出來。而他數次頒佈唯才是舉令的真實目的，便是欲打破這種朋黨風氣、打破名士清流標榜的“名節”，從而打破東漢以來落後腐朽的“唯賢是舉”。因此唯才是舉令，雖然沒能擺脫政治和地域上的侷限性，但它卻證明了曹操思想上的開創性。正當吳蜀兩國還在過分注重人才的德行時，曹魏政權卻率先一步跳出樊籠，大力挖掘才能突出的官員。由此一來，曹魏自然會愈發興盛。

參考文獻：

裴注《三國志》

范曄《後漢書》

袁弘《後漢紀》

房玄齡《晉書》

司馬光《資治通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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