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户163714886
孙中山在谈及中医与西医的区别时，说过这样一句话：
“一只没有装罗盘的船，也可能到达目的地；而一只装了罗盘的船，有时候反而不能到达。但是我宁愿利用科学仪器来航行。”孙中山将中西医分别比作一艘航船，西医比中医多了一个罗盘。这个罗盘，就是中医与西医的本质区别：西医注重科学，中医注重经验，二者各有千秋。
从这句话里，孙中山并没有明确地褒奖西医，也没有明确地贬低中医。孙中山只是说，他更相信科学。
“科学”这个词眼，放在现在稀疏平常。在孙中山那个年代，则是所有新青年张口必谈的词语之一，与“科学”同等地位另一个词语，叫“民主”。陈独秀先生亲切地称这两个词为：赛先生、德先生，并把这他们视为拯救中国的法宝。
孙中山在中国搞革命，避不开民主，也避不开科学。
既然孙中山认为西医更加科学，他自然就更加偏向于西医。事实上，孙中山并非盲目地崇信西医，因为他的学生时代，学的就是西医。
1886年，孙中山入读博济医学堂，也就是中山医科大学的前身。在这里，孙中山见识到了许多听都没听说过的“新鲜事儿”。
比如说，过去找医生看病，医生经过望闻问切之后，提笔在纸上唰唰唰写下一大堆字，照这个药方去抓药煎汤喝了即可。学了西医之后，医生通常会给病人开几粒药丸回去，吃下去没过多久便会痊愈；有时候，还会在病人的肚子上剌个口子，然后缝起来，过了一段时间也会痊愈。
西医的很多操作，简直刷新了孙中山的世界观——破开肚子不仅没有把人杀死，还把人救了！
于是，孙中山拼命学习各种西医技能。
据说，孙中山在大四那年，就已经能够主刀胆囊切除术。离开博济医学堂之后，孙中山又到香港西医书院学习西医，并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完成5年的学业。后来，孙中山又在澳门开了一家诊所，因其医术精湛，名噪一时。
有这样的履历，孙中山拒绝中药并没好什么奇怪的。
1925年1月24日，孙中山因为肝癌晚期，一病不起。亲友及部下病急乱投医，找来名医葛廉夫为他把脉。孙中山知道葛廉夫这个名字，也知道他是有名的中医，心中略有排斥的意思，并毫不避讳地对葛廉夫说道：
“予平生有癖，不服中药。”这句话是说，我平生有个怪毛病，就是不肯服用中药。言外之意，您别费那个劲儿了，即便开了药，我也不一定会吃的。
葛廉夫无奈，只好摇了摇头离开。
随后，孙中山在亲友的簇拥下，在协和医院进行手术。
2月18日，手术失败。在医生的建议下，孙中山办理出院手续。孙中山在革命之前好歹也是个名医，后来因为“学医救不了中国人”，才投身革命。病没有痊愈，医生建议病人回家休养，孙中山岂能不知这是医生放弃治疗？
回到家中（铁狮子胡同行馆），孙中山已经绝望。可是孙中山的家人和好友仍然觉得还能救一下，或许，西医办不到的事情，中医可以办到？
于是，家人找来五四运动倡导者胡适，让他来劝导孙中山。孙中山见到胡适，还带了一名老中医陆仲安，当即知道他的来意，便撑起身子，艰难地说道：
“适之！你知道我是学西医的人。”即便病的快死了，孙中山对中医依旧排斥如以往。
不过，他的亲朋好友却并不这么想，包括胡适。秉着“管他有没有效果，先试试再说”的态度，胡适请陆仲安为孙中山把脉问病，之后，陆仲安为孙中山开了一方药，便离开。
3月12日，孙中山病逝家中。死时，家里堆放了各种药，包括中草药。
孙中山先生拒绝服用中药，并不代表他对中医有意见。恰恰相反，他始终认为不论中医还是西医，目的都是治病救人，能把病治好才是评判中西医好坏的唯一标准。孙中山生前曾为一名老中医裘吉生题词“救民疾苦”，可见孙中山并没有看不起中医，他是看不起糊弄玄学的江湖郎中。
祗树
我是萨沙，我来回答。
不稀奇，很多西医都是这样。
大家如果去国外看看，就会发现除了日韩和少数东南亚国家，洋人根本不相信中医。
这主要式西医建立在现代化学医药基础上，有一整套科学作为依据。
但中医缺少足够的科学支撑，洋人当然不会相信。
其实不相信中医的人，在当年是很多的，曾经一度中国知识分子联名要求取缔中医。
毛主席没出过国，没学过医学，但他也生病就找西医。
除非西医实在久治不愈的病症，毛主席才去偶尔吃吃中药，平时是不找中医医生的。
毛主席没学过医学尚且如此，孙中山当然更别说了。
孙中山本人就是西医，在香港大学前身的医学院学习，费劲千辛万苦才毕业。后来他自己在澳门、广州行医，收入颇高，也很有名气。
这些经历决定了，孙中山对于中医的排斥。
孙中山患有癌症以后，最后阶段西医已经无能为力。
当时家人劝他采用中医治疗，孙中山断然拒绝：
“中国的药品固然也有有效的，诊断的知识却缺如。不能诊断，如何用药？毋须服。”
但是，孙中山一生不是完全不相信中医。就像他说的那样，他认为有的中医的药品确实有效。
当年，孙中山因为精神压力大，生活动荡，患上了严重的失眠症，吃西药无效。
章太炎介绍他一些中医药物，孙中山也是吃了，症状有明显减轻。
就包括孙中山去世之前，虽表示对于中医不太相信，仍然服用了一些中药减轻症状。
资料这么写：“孙中山病危时……改试中医。由胡适偕名医陆仲安前往诊视”。陆仲安诊视后，处以“益气养阴柔肝方”。孙中山服药后，身体状况有所好转。后来孙中山腹水严重，江苏中医王子贤又为其处方“五皮饮”加减，服后小便通畅，症状减轻。
萨沙
确实如此。
中医在近世以来，都是遭到批判的对象，尤其是脉象这些理论，在当时人看来，都是跳大神的行为。孙中山也不例外，他对中医亦是毫无好感。
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后，孙中山应邀北上，共同商议国家大计。
但是，孙中山刚刚抵达北京，就因为长期的身体劳累而垮掉了，病情极为凶险，医生诊断是罹患肝癌，而且还是癌症末期。
令大家没有想到的是，围绕着如何治疗孙中山的问题，竟然引发了一场中西医之间的较量——
孙中山遗嘱的见证人之一张静江，力主请中医治疗；汤尔和等人则对此表示反对。事情就这样僵持着。
由于孙中山的病情牵动着很多人的心，再加上对他的治疗一直处在中西医之间的摇摆不定，随即引发关于医学的争论。
其中，1925年汤尔和直接在《晨报》上发表《关于孙中山病状的疑问》一文，质问汪精卫等人以中医治疗的主张：
我敢放肆说一句，中医要讲医理那是完全站不住的……若使我们同他讲癌的形状、种类、转移等等，他说那是外国语。
当然了，这个时候中医还没彻底被舆论打垮。
等到1929年余云岫提出《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的时候，中医才彻底陷入被动的局面。
HuiNanHistory
常常拿几个近代名人来否定中医，甚至把中医贬低到一文值，老是拿西医与中医论长短，这是人类发展医学研究的科学态度吗？
当医学尚未全面了解人类生命密码的时期，人类发展医学研究的科学态度，应该是取长补短，而不是相互排斥。
人类社会文明的任何进步与科学发展，唯有取长补短吸取精华，才能完美发展！从这个角度去看待我们当代人类发展医学的科学态度，只拿近代几个名人来对中医论是非，简直是一群不可理喻的论者，对待祖国的优秀传统文化中医学上，总拿几个近代名人加以如此妄议？难道你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路上，还有科学发展观吗？拿名人来掩盖中医的光明，简直就是用手指来遮挡太阳剌眼的光芒，对中医的歪论早就应该休矣。
常常读到以下文章，作者总是拿几个近代名人来否定，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历史长河冲洗出来的文明，毫无疑问，这是拿星星来比月亮，中医无疑就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仅仅是几个近代名人的不予认可，就能否定得了五千年历史的文化文明吗？自从远古不断开拓至今，广大人民群众都认可的中医。唯独近代几个名人是极少数人不认可中医，就有人不切实际的妄言“废除中医论”？这样的“背论”在中国会有群众基础吗？合乎人民大众的意愿吗？
中华民族必须继承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就必须对中医要去伪传真的加以研究，从理论到实践上去发扬光大中医，岂有废除此理？
因为西医与中医在“实践”中都是各有所长，这是不争的事实。
最为明显的是，相信西医而看不起中医的那几位名人的寿命，又如何呢？并没比相信中医的人寿命更长吧？孙中山与鲁迅也就是五十多岁便走了？
再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中华民族以自己的医术“悬壶济世”“救死扶伤”维系了上下五千年的历史！中医是以中华民族认识《自然转化仿生》的特有方式，以阴阳五行相生相克的哲学逻辑，以实践经验辨症论治的方法。以劳动人民在生产生活中，逐步累积起解决各种疾病的有效实践。从中得到了宝贵的传承。那有就几个名人的不愿意，就要妄废除中医之理呢？
至于中西医各有所长的论述，曾在前年的(今日头条)早已点评过，在此不再赘述了。
附:不认同中医的摘文如下，
“近代名人，如鲁迅、梁启超、陈独秀、胡适、郭沫若、梁漱溟、傅斯年等等，多数看不起中医，这是一个事实，根本无需遮掩。
总结起来，他们的大体意见，在于说，中医骨子里就是门伪科学，绝非真正的现代医学，开方治病总故弄玄虚，是一种有意或无意的骗术，治疗效果也差。 近代以来中国名人，发誓死都决不看中医的，绝不在少数。
像梁启超，被割错了肾，快死了，还不忘带病撰文，为西医叫好；鲁迅是对中医有“切肤之痛”，宁请日本医生，都拒绝请来“上海滩郎中”探探；郭沫若晚年叮嘱家人，即便生命弥留了，也不要让中医生上门，理由是若如此便对不住他所受的教育。
傅斯年1934年写《所谓国医》一文，更是旗帜鲜明地提出“废中医论”。那个时代的人们，特别是有留学背景的知识分子，他们的认识就是如此，真没必要曲为之解，更没必要动辄给人盖帽子，说什么反中医=不爱国云云。
题记，
明明是中医维系了你的血脉传承，现在你偏偏想用洋刀斩断你的血脉。废中医说，何其残忍于不顾现实嘛。
麻沙吴冕113
孙中山是我国中西结合诊疗的开创者和主导者。不过，这一切都要从他为什么要学医、从医说起。中山先生是我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先行者，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那么，他为什么会选择去学医和从医呢？这一切都要从与教会司铎杜南山的对话说起。
有一次，孙中山到教会司铎杜南山家里拜访，看见他书柜里的医学书刊，就问他为什么要读医书。杜南山答：“范文正公有云，不为良相，当为良医，窃采其意耳”。范仲淹认为：不能当一个好宰相，至少可以做一个好医生。两者虽职业不同，影响力也大不相同，但都能救民于水火。孙中山对杜南山说：读书从政需要有一个过程，即使从政，未必就能位极人臣。如果一味的去追求宰相之职，而又久久不能达到，反过来再去选择从医的话，恐怕就为时已晚了。因此，首先选择学医，救民于水火，从力所能及的事情做起，同时设立远大的志向和理想，这样理论与实践能够有机的结合，理想才能逐步实现。这是中山先生选择学医以及后来从医的初衷和契机。
于是，1886年，孙中山进入广州博济医院附设医科学校学习。后转入香港丽雅英文医学书院。通过五年的学习，他以第一名的成绩完成学业，顺利毕业，同时获得了行医资格证书。毕业以后他来到澳门镜湖中医院工作，刚开始，他就做了一件对后世有重大意义的事情。
由于他是一位西医的医师，到医院以后他向院方提出中西医结合诊疗的建议，获得院方采纳，这是中国中西医结合的开始。他曾为患者实施外科手术，取出大如鸡卵的结石；充当妇科医生为难产的的妇女接生；让一位已经在家里处于垂死状态的患者起死回生；他为穷人治病，分文不取。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中山先生最后成为一位政治领袖的初衷，绝不是仅有远大的政治理想这么简单，而是立足于民生疾苦、家国安危，又眺望于社会大同的崇高追求。
读万卷书和行万里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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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并不看不起中医，孙中山在决心通过革命来改变中国之前的志向就是医生，想通过当医生来救治劳苦大众，帮助中国人民强身健体。但是后来他发现麻木的中国人民并不是通过救死扶伤，行医治病就能改变的，必须要从思想上唤醒这群麻木的如同行尸走肉一般的国人。所以，他便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作为曾经的医生，他常年在海外（日本）留学，自然会接触到西医，他也自然会学习西医。西医同中医最大的最大的区别是，中医是中华民族数千年的积累，是劳动人民生存经验的积累，是五千年文化的积累，中医讲究的是望闻听切，治病如同文火慢炖；而西医的基础生物学和化学，象征的是科学，西医诊断的根据是生理科学，治病快速高效。
孙中山先生，作为医生及革命先驱，不仅在医学上需要向西方学习，在革命路上也要向西方学习。道理如同“师夷长技以制夷”，孙先生并非看不起西医，只是作为革命先驱，一代伟人，他明白，国人有太多落后的地方，有太多需要向西方学习的地方，他坚持用西医，乃是作为先驱的一个表率，所有国人的表率，以身作则，学习西方，强国强民，实乃用心良苦。
WangGang652
中医有肝痈之病名，有医案记载能治愈，这是思想郁结瘀血积聚而成的疾病。当今西医说为肝癌，论治疗方法手术化疗是首选，但西药毒副作用使人不能吃东西最后昏迷中死亡。
慈75529697
孙中山早年毕业于香港西医书院，年轻时辗转澳门，广东行医，后弃医投身革命事业。中山先生虽西医出身，但并非后人误传那样＂看不起中医＂，＂死活不肯用中药＂。
（孙中山先生在香港西医书院）
1925年元旦后，中山先生病情加剧。请中外名医诊后均认为需要手术，此时先生年事已高，家人及属下担心先生体力不支，遂请著名中医葛廉夫为先生诊治。先生对葛廉夫说＂予平生有癖，不服中药＂。接着又说＂常喜聆中医妙论＂，请葛廉夫＂以中理测我病机＂。葛廉夫为先生拟一方剂，并解释药理，先生说：＂我平生未服过中药，恐不能受，使君之法，改用西药，如何？＂葛廉夫不知西药，未敢妄答。先生由是未服葛廉夫所开方药。
1月26日，中山先生入住协和医院手术。发现已为肝癌晚期，无法施治。2月17日，经放疗治疗没有效果，宋庆龄等人请先生改用中医。2月18日，先生出院迁至铁狮子胡同行馆，胡适推荐中医陆仲安为先生诊治。陆仲安诊视后，处以益气养阴柔肝方，先生服药后，身体状况大为好转，脚肿尽消。后先生腹水严重，中医王子贤为其处方＂五皮饮＂加减，服后症状减轻。先生赞许说：＂中医有中医的特长＂。中医诊治一周后又继续改用西医治疗直至病逝。
从孙中山先生临终经历和态度看，并不存在＂看不起中医＂之事，也无＂拒中医诊疗＂一说。作为西医＂不服中药＂也不过是个人习惯而已，并非因其＂不科学＂而抵触。
（裘吉生像）
还有一件事情，说明孙中山先生曾无意中力挽中医于危难。
1916年8月，杭州，绍兴等地同盟会邀请孙中山先生来绍兴。抵达绍兴当晚，随行胡汉民突然上吐下泻，病势凶猛。绍兴中医裘吉生为其煎一剂而病全除。中山先生对裘吉生非常赞许。又从绍兴同盟会会员孙德卿处了解到裘吉生也是革命的积极拥护者，两人有了更多的共同语言。中山先生在绍兴三天，临走时许多人请题词，先生为他人题完后，突然想起裘吉生不在场，于是挥笔题写＂救民疾苦＂让人转赠裘吉生。
（孙中山先生赠裘吉生题词）
1929年3月，国民党卫生委员会正式通过《取消旧医以扫除医学障碍案》决议，此举一出，全国中医届人士纷纷抗议，上海《申报》还专出一版刊登中山先生送给裘吉生的题词。迫于大家的反对，和中山先生题词的压力，最后这一决议未能执行。中山先生的题词，在其逝世4年后力挽中医于危难，中医命运由此峰回路转。
如上所述，孙中山先生对祖国医学并非抱有成见。作为一名西医，对中医持有审慎的态度，本属正常，无可非议。不能就此断定先生＂看不起中医＂，＂认为中医是一种没有科学依据的迷信行为＂云云。
玉楸堂主
对于1924年孙中山北上患病直至逝世的研究，即孙中山的临终研究，相关成果不少，但存在叙事不够全面、史料利用有限、史实甄别不足、研究角度单一等问题。
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姚霏和研究生郑珠玲载于《史学月刊》2018年第2期的大作《疾病、政治与医疗——疾病视野下的孙中山临终研究》充分利用此前被学界忽视的多种报刊、档案、私人记录和孙中山的解剖报告等，重新考察孙中山确诊癌症、公开癌症、治疗癌症的完整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疾病不是一次单纯的生物学事件，与北上期间的国内外局势、孙中山的政治形象、近代癌症的诊疗手段、近代中西医疗文化的矛盾冲突等杂糅在一起，演变成一次举国关注的政治事件。
北京政变后，孙中山开启了他人生最后一次谋求统一大业的北上之行。1924年12月4日中午，在经历了多日大风浪后，借道日本北上的孙中山，一身疲惫地抵达天津。寒风凛冽中，孙中山在船头与来迎接的代表及群众“揭帽相见”，后至张园见客摄影。受张作霖邀请，孙中山一行驱车前往河北曹家花园，与张作霖“侃侃而谈，连接的不断，一谈就谈了两点多钟”。傍晚，本应出席天津各界欢迎大会的孙中山，因身体不适，“特派汪精卫代表，并令其公子哲生，与会致谢”。
后来，孙中山在协和医院做了手术，并采用了当时治疗是当时国际上新使用的癌症治疗方法——镭锭（Radium）治法。但如预期的，镭锭治疗在癌症初发之时，对于抑制癌细胞扩散有一定功效，癌细胞扩散后则收效甚微。镭锭是最后的治疗方法，且至多只能使用50小时，待其使用已有四十四五个小时，仍无济于事。
在西医治疗方法穷尽之后，孙中山本人及其党人也的确同意尝试采用中医治疗。
2月2日，《晨报》指出孙中山的家属及左右于1月31日托人延请名中医萧方骏诊治，但因其对于“节气”颇为崇信，故而以“立春节，颇难渡过”，“欲请其医治，需过立春再议”，后改请善用黄芪的名医陆仲安。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张人杰关于孙中山病情的记述》载，李石曾请过“萧医”和“陆医”，“陆医言尚三成希望，但先生不愿服中药，其意待西医无治法，再服中医药可耳”。于是，只是“先试以人参汤数日”。后出现脚肿，“恐中西药冲突”，便停止进参。后以黄芪入饮食。可见，在协和医院手术之后，关于是否请中医、用中药就已提上日程，且也请过中医。不过在2月初，中医并未直接开方治疗。这里既有对协和医院的忌惮，更主要还是孙中山对西医的崇信和国民党试图打造崇尚科学的孙中山形象。
出院迁居铁狮子胡同后，除克礼仍每日为孙中山打吗啡止痛外，孙中山的中医治疗正式开始。2月19日陆仲安前来诊视，开出了孙中山的第一张中医药方。《晨报》《京报》等在21日的报纸上附上了医案和药方。2月21日，陆仲安复诊，言其病情“仍无变化”，所开药方“略有更改，大体仍旧”。这一期间，国民党人曾延请京沪粤三地中医，但粤医未来，京医有诊视不肯下药，惟有陆仲安一人，既已开方，且孙中山已服用数次。起初，孙中山服用陆仲安所开之一二剂药，脚肿尽消。但第三剂药服用后，孙中山即患腹泻，胸部高肿如前，病象并未见痊，故便不再开方，只是陪诊。24日起，改用中医唐尧卿、周树芬所拟方案。唐、周两医也将脉案、药方函予《晨报》。服用一剂后，不见有效。25日晚大泻，26日大便不通，小便短赤，胸部、腹部胀肿，面呈青黄色，言语不清，睡眠不安。傍晚，克礼开健胃剂、强壮心脏剂、通利大小便剂三剂药，孙中山服后安睡八小时。2月28日《大公报》报道：“新由上海来京之医士计有二：一为葛君心慈，系由德国新归者，擅长精神治疗法；一为王君；均系上海民党推荐前来为中山治疗者……现葛、王、唐、周四医士，决定每日开一讨论会，讨论治疗之方法。”但从媒体报道来看，2月26日起，孙中山已停服中药，只在“每日饮食中进人参汤”。但之后，依然有不少中医往铁狮子胡同寄赠药方。甚至在孙中山逝世当日，还有中医发文表示“孙病不宜开割，割后见水肿，食量日减”，将孙中山病情恶化归咎于手术。
《疾病、政治与医疗——疾病视野下的孙中山临终研究》一文认为，在孙中山的癌症治疗过程中，西医始终占据着核心地位，这与西医在近代癌症治疗中占据“话语权”有关，也是孙中山主观愿望的表现。而中医的逐渐式微，也通过孙中山患病后各方对待中医的态度展现无遗。一次医疗事件，折射出20世纪20年代复杂的政治和文化生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