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当地方官期间，有一次下乡去，在一位七旬老翁家蹭饭，老翁亲自腰带镰刀到山上挖来竹笋，做熟了端上来，可苏东坡刚吃了第一口，就皱起了眉头——没放盐吧？
老人家有点尴尬，他的解释后来被苏东坡写进诗里，叫“岂是闻韶解忘味，尔来三月食无盐。”好家伙，三个月没吃上盐了，用李逵兄弟的话来说，嘴里不得“淡出个鸟来”啊！
东坡煮茶图
其实盐是有的，可是全在国家仓库里呆着呢，仓库钥匙则在宰相王安石手下那帮盐官的兜里。
食盐专卖，这是王安石变法的重头戏，但这招并非王安石的发明。中国自有盐业以来，政府大都在搞食盐专卖。王安石之前，就有不少人利用这棵摇钱树为政府创收，大获成功。王安石给皇帝的上书中，特意提到了其中的两个人，一个是西汉的桑弘羊，一个是唐朝的刘晏。
桑弘羊的老板是汉武帝，打仗、巡游、求仙兼搞面子工程，开销不是一般的大，可是每次找桑弘羊伸手要钱，不管该花还是不该花的，老桑从没让他失望过，而他的法宝就是盐铁专营。刘晏就更厉害了，唐朝安史之乱过后，国家经济一团糟，连御厨都没有存粮，若非刘晏这个“财神爷”在，皇帝恐怕都得讨饭去。单说江淮地区的食盐一项，刘晏接手时政府收入仅四十万缗，他任职期间硬给提高到六百多万缗——瞧人家这政绩！
桑、刘二人理财都有个显著特点，叫“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在他们看来，靠加税来增加政府收入，那也太没技术含量了，但就食盐专卖而言，两人又有很大不同。
先说桑弘羊，他的做法是：政府垄断食盐的收购和销售，不准商人们掺和。刘晏的前任叫第五琦，他沿袭了桑弘羊的做法，而且变本加厉地搞起了产、供、销一条龙，连负责生产的盐户都给挤掉了。
刘晏上任后，一看第五琦这套不行，于是大力调整，他的办法简单来说就是六个字：“民产、官收、商销”，政府主要扮演收购方和批发商的角色。按经济常识来说，这中间的环节是油水最多的，但不管怎样，商人们毕竟还有一定利润空间，所以刘晏的食盐专卖政策得以顺利实施。政府吃肉，商人喝汤，老百姓也有盐吃，皆大欢喜。
王安石搞的食盐专卖，学的是桑弘羊。可是他那时离桑弘羊时代已一千多年了，西汉时私盐生意还不甚发达，干这行的都是些富商大贾。桑弘羊拿走了这些人的利润，他们怎么办？史书上说的是“反本”，也就是投资搞农业去了。可是北宋时个体私盐贩子很多，尤其是江浙一带，很多人家靠此为生，这下子断了生计，很多人只好铤而走险，偷运私盐贩卖。对这种行为，王安石予以严厉打击。一时间，监狱人满为患。
更麻烦的还在后边。所谓“隔行如隔山”，王安石手下那帮没什么商业经验的官僚们，以为“贱买贵卖”很容易，可是一干起来就发现不是那么回事。由于销售渠道不畅，政府收来的盐，硬是到不了老百姓饭桌上去，偏远地区更甚。“三月食无盐”，这并非夸大其词。
这个时候，王安石要是能拐个弯，把人从牢里放出来，商量商量怎么合作，这事情或许还有转机。可天下人都知道，“拗相公”认准了的方向，九头牛都拉不回来，于是这食盐专卖就走进了死胡同。结果呢，政府挨骂，商人坐牢，老百姓没盐吃，个个倒霉。
倒霉的还有苏东坡，他在乡下吃了顿名副其实的“淡饭”，回到衙门还忙得连“粗茶”都顾不上喝。忙什么呢？就忙着审那些新抓来的私盐贩子，一直到除夕夜还没审完。苏大学士郁闷坏了，就在墙上题了首诗，“执笔对之泣，哀此系中囚”。他想，这些私盐贩子不过是为了糊口，和自己当官追求俸禄有什么区别呢？于是他又在后面加了一句：
“不须论贤愚，均是为食谋。”
句子不漂亮，和“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没法比，可在我看来，这是苏东坡写得最好的句子。因为这十个字里，满满的全是悲天悯人的情怀。
自古以来，任何可行的政策都有一条底线，那就是顾及人的基本生存条件。若是越过这条底线，只顾政绩而不顾民生，那这样的政策必败无疑。刘晏的做法与民分利，公私兼顾，故而成就斐然，而王安石陷入与民争利的泥淖，触及了民生底线，他的理想之舟又怎么行得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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