抬头仰望星空，地球不过一粒尘埃，这个世界的神奇，我们眼睛所看到的不及万分之一。
主要客户是中央情报局
在为施梅德勒博士和奥西斯博士工作期间，斯旺和米切尔首先使用了“远程观测”这一术语。“杜撰这一术语是为了辨别某种特殊的试验——而不是超心理机能的特殊试验。”斯旺后来写道，“我提议把这些试验叫做‘远程感觉’。然而，很快此事就变得明朗起来，我不仅仅是在感觉这些场所，而且还是在通过某种直观的形式在脑海中经历这些图像。根本就没有经过太多的思考，在1971年年底，我们开始把远距离试验称作远程观测，因为这一术语显得很妥帖。”
在此期间，斯旺从哈罗德·E·普斯福那里得到了一个建议。普斯福是斯坦福研究所的物理学家，现在该研究所被称作斯坦福国际研究所。普斯福想做研究量子生物这一基础研究，他对特异功能现象根本就不感兴趣。然而，他和斯旺经过几次交谈后，两个人就同意一起做远程观测试验，但必须是在最严谨的科学程序下进行。这差不多就是近20年斯坦福研究所远程观测研究的开端。根据杰克·安德逊的调查者罗恩麦克雷的观点，这是“历史上最严格的监测试验”。
斯旺在斯坦福研究所工作期间，发明了一种事先不告知观测者具体地点，而是使用坐标来确定远程观测目标的方法。通过给出观测者观测目标的名字——比方说，艾菲尔铁塔——观测者可以机械地运用自己的记忆力和想象力生成观测目标的图像。
“我在美国特异功能研究协会做过一些试验，在那里我把观测点移动到了较远的位置，描述那里有什么。做这样的试验很有趣，这些研究数据很有意义。”斯旺回忆说，“于是我提出，只要给我经纬度，我就能观看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
随着这一建议的提出，坐标远程观测移到了斯坦福研究所的试验室。起初，试验有成功也有失败。但在10次坐标远程观测试验的最后一轮，独立法官判斯旺7次命中，仅有1次偏差。这表明，随着试验的进展斯旺的能力也在提高。
在1993年的一次会谈中，斯旺回忆道：“他们使用挂在墙上的地图获取所需的坐标。一次他们把坐标搁置在非洲维多利亚湖的正中位置，我汇报说这个坐标指向一个陆地半岛。他们说：‘恐怕错了。’我说：‘不会有错。这是我亲眼所见。’我认为挂在墙上的地图比例太小，提议去查一张较大的维多利亚湖地图。于是，我们跳上车就去查地图了。在一个书店，哈尔花了110美金购买了一张巨大的地图。我们立刻打开这张地图，果然，维多利亚湖的正中有一个突出水面的狭窄小岛，而坐标就在那里。一切都真相大白了。我说：‘好吧，哈尔，这可以成为重复性试验，也就是我要给客户的东西。相信我，这是可重复的。’于是一切就这样运作起来了。”
结果是，他们的主要“客户”是中央情报局。
其实，早在1970年，由希拉·奥斯特兰德和琳施·罗德合著的《铁窗背后的特异功能发现》就引起了公众的热烈反响。而这本书的作者根据他的苏联和东欧之旅，认定在特异功能研究领域里美国落后于苏联。据普斯福说，1972年有两名中央情报局的人在斯坦福研究中心和他打过交道。普斯福回忆说：“他们告诉我，情报界官员对苏联安全部资助苏联心灵学所的行为隐忧重重。按照西方的科学标准，这一领域被很多著名科学家认为是胡说八道。但根据他们长期在学术界外观察试验室的研究情况，他们决定也插手其中，而斯坦福研究所似乎最适合承担此任务。所以他们问我是否能为他们提供和斯旺一起做简单试验的机会。如果试验结果令人满意，他们建议我沿着这条路继续做试验。我同意了。”
这一远程观测研究——被称作坐标扫描项目证明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中央情报局的资助一直持续到1976年。那年，美国军队情报与安全司令部接管了特异功能项目。他们使用在斯坦福研究所制定的规章，培训了大约12名军事情报官员，并于1976年编成了一个G独立小分队，也叫“烤架上的火苗计划”，地点位于马里兰州米德堡。后来，这个计划更换过很多名字，包括“中间路计划”、“太阳条纹计划”和“星际之门计划”。
这一非正统的军方特异功能特工队——或叫做特异功能侦探——由陆军少校爱德·汤普森领导，后来他还成为了陆军情报部门助理主管。“我确信远程观测是真实的现象，这并不是一场骗局。”汤普森回忆说，“我们不知道如何解释这种现象，但我们更感兴趣的是确定它是否具有使用价值，而不是该如何解释它。”
虽然从未把它作为主要的情报获取手段——高级军官们反对任何特异功能的偏见依然强大——但显而易见，远程观测被用来查明敌人军事设施、火箭发射地点及潜艇位置。在海湾战争中，远程观测甚至被用来寻找萨达姆·侯赛因的生化武器库。
观测者数目的增加增强了远程检测的准确性。参与者人数越多，信息的准确性就越高，正如对汽车事故现场的勘查，将目击证人的信息综合处理后，能达到100%的准确率。
陆军和国防情报局相信，从远程观测中可以获得可观的实际利益，这一点已经被远程研究及可操作的特异功能侦探团体的研究所证实。随后突然取消这个项目的举动非同寻常，中央情报局首次承认了它在特异功能研究领域里起到的作用。这个消息由美国广播公司（ABC）电视台的《夜间路线》及《华盛顿报》报道，而地方媒体对远程观测基本上没有报道。美国公众主体上不知道政府长期、认真研究特异功能现象及用于情报工具一事。
受国家情报局委托，美国研究所于1995年9月29日发布报告试图淡化这个问题。在承认“已经从近期在试验室所做的远程观测实验中观察到了有意义的统计数据结果”的同时，报告的作者得出了“继续支持当前这个项目的可操作部分仍未得到证实”这样的结论。这句话道出了科学界主流的立场，报告说：“既然已证实了这是一种现象，那么我们必须知道它存在的原因。”换句话说，如果我们不知道一件事情是如何运作的，它一定不是真实的。这还是思维模式的冲突。
国家情报局的一份官方说明把这个问题掩盖得更深了，它声称远程观测项目“是臆想的、有争议的——是注定没有前途的。”它没有向公众解释为什么这个“没有前途”的项目至少延续了3届不同的政府，4任总统，时间长达25年之久。原因很简单，那就是远程观测是有效的，或是正如普斯福在一份正式报告中所讲的那样：“远程研究的综合结果提供了明确的证据，证明人类拥有在超时空接近将要发生事情的能力。然而，对一些认知过程还不清楚。”
显而易见，特异功能侦探项目的另一层面没有媒体报道。每一位远程观测者，都曾经在某一个时间里，在他们的脑海里和飞碟遭遇过。为了观察苏联的技术，特异功能侦探被命令确定高空高速飞行飞机的具体位置，却惊讶地发现飞行物不是来自地球。
试验室对远程观测的研究已证实这一现象并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有些观测者在他们到达之前就能觉察到某一个地方是否有人。好像距离并不能降低观测者的洞察力。据推测空间探险可能是最重要的，也是最值得花费成本的远程观测应用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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