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己，最早見於《左傳》魯莊公十一年的記載：“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

在古代中國的傳統觀念中，帝王若能誠心向上天悔過，便可感召和氣以消災弭禍。禹、湯之後的各代君王紛紛效法先人，遇有天災人禍時往往以皇帝名義下詔自責，昭告內外，名為“罪己詔”。

中國歷史上第一份罪己詔因日食出現，於漢文帝二年（前 179）正式頒佈。

具體到兩宋時期，宋代皇帝除綜合運用詔、令、制、德音、批答等不同形式的詔令引咎自責外，還會採取一系列具體的行政對策把罪己言論化為罪己的舉措。這也就是為什麼我們如今拿兩宋的皇帝來寫。

其次，認識罪己詔最大的意義在於，皇帝作為一國的最高統治者，尚要面對臣民公開自我責罰、引咎悔過，這背後深入的文化含義，在今天仍有重大的啟示作用和借鑑意義。

對於我們個人來說，養成內省反思的習慣有助於保持頭腦清醒，善於自查的優良品質也可以督促我們從小問題、小細節入手，做到防微杜漸。一起來看。

臺北博物館藏：皇帝罪己詔

一、宋代的罪己詔令類別

我們通過分析宋代統治者頒佈罪己詔令的具體原因，可將宋代的罪己詔令分為以下幾類。

1.自然災害類罪己詔

不可否認，宋代是一個災害高發的歷史時期。

據《宋代救荒史稿》不完全統計，北宋各類自然災害發生1113次，南宋發生 825 次，合計1928次。

密度如此之大，對兩宋政治、經濟、社會，乃至軍事都造成了極大危害，皇帝作為最高統治者自然想要消災弭禍以保養萬民，他們的首要任務是尋找導致災異出現的原因。

《漢書·董仲舒傳》：“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

在傳統的天人感應觀念中，上天對皇帝的德行和施政感到不滿便會降下災異，藉此警誡人君。宋人繼承了前人這一思想。

宋神宗在談到上天對君主德行的反饋情況時指出：

《宋大詔令集》：“君德因以失中，天沴緣而薦至。奄若圭璋之合契，速於桴鼓之傳聲。”

在宋神宗看來，天災由君主德行的缺失引發。上天會對皇帝的一言一行給予評價，並通過災異的顯現迅速地反饋給統治者。而宋代皇帝因自然災害發布罪己詔令的情況大體可分為以下幾個：

• 氣象災害

氣象災害罪己詔是所有罪己詔中佔比最高的

其一旱災罪己詔，北宋36道，南宋13道，如宋神宗頒佈的《冬旱減降德音》：“上能恭於事則若，澤不施於下利則旱災。”認為是皇帝的恩澤不能滋養萬民進而引發了乾旱。

其二雨災罪己詔，北宋17道，南宋9道，如天聖四年六月，宋仁宗在《雨災德音》：“斯豈朝廷闕政之招也？將朕躬薄德之致乎？夙宵之間，克責方甚。”朝政缺失和自身德行虧損的是宋仁宗日夜不斷的自責，此處皇帝面對雨災的憂慮可見一斑。

其三較少有大風罪己詔，北宋2道，南宋4道。雷震罪己詔，北宋1道，南宋5道。雪災罪己詔，北宋6道。久陰罪己詔1道。

• 地質災害

古人認為是陰盛陽衰所以引發地震

具體就是地震。北宋3道，南宋2道。古人對地震成因有自己的解釋：“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蒸，於是有地震。”古人指出是陰盛陽衰所以引發地震。

紹興六年（1136）六月九日夜晚發生地震，宋高宗頒下求言詔書。

“竊考之書傳，地者陰也，當靜而反動，凡陰之類必有不安其所者。夫臣民者君之陰也，女者男之陰也，中外之別，其理亦然。是故自古以來或夷狄強盛，或女謁公行，或大臣專權，或民人苦勞，皆致地震之變。”

在這裡，古人認為大臣、女性和敵國相對於君主、男性和中國即為陰類，地震預示著敵國昌盛、後宮干政或臣下擅權等情況會有發生。這都會對皇帝的權力產生極大的威脅。

• 生物災害

北宋僅三位皇帝頒佈了13道蝗災罪己詔，遠高於漢唐

古代的生物災害最主要的就是蝗災。北宋僅宋太宗、宋真宗和宋仁宗 3 位皇帝就頒佈了13道詔令，南宋僅有3道。淳化二年（991）三月，春旱引發蝗蟲迅速滋長，宋太宗親筆寫就罪己詔書：

“元元何罪！天譴如是，蓋朕不德之所致也。卿等當於文德殿前築一臺，朕將暴露其上，三日不雨，卿等共焚朕以答天譴。”

面對乾旱的天氣和肆虐的蝗蟲，宋太宗不但承認自身的失德，把所有過錯一併擔起，還要求宰臣在宮內築起一座高臺，同時承諾登上高臺，把自身暴露於天地間認真反省並向上天誠心地悔過認錯。

• 火災

皇帝認為火災是上天給予的懲戒

北宋時期6道、南宋時期的9道。

明道元年（1032）八月，“掖庭之內，火禁非嚴，一夕延燔，遍於八殿”

當時皇宮之內防火不夠嚴密，因而導致一夜之間大火燃燒了八座宮殿。兩天之後，宋仁宗在因這次火災頒佈的大赦詔令中認為：

“察其所因，是為先儆。不謂掖庭之內，火禁弗嚴”，

指出這次火災是由上天給予的警戒，認為自身資質菲薄，宋仁宗表示自身道德品性和施政行為的差繆引起上天震怒，因此上天以火災為信號來表達不滿。

2.天象異常類罪己詔

天象是古代中國天文工作者對天空中出現的各種自然現象的總稱，包括日食、月食、彗星、隕星、行星運動、太陽黑子等等。在古代中國，人們習慣於利用日月星辰的運行和變化進行占卜以預測吉凶。

《宋史·天文志》開篇提到：“天於人君有告戒之道焉，示之以象而已”，指出天空不斷幻化的景象是上天勸告警戒君主的信號。

• 日食

古代太陽代表著君主，日食意味著嚴重的統治危機

在天人感應觀念中，“日為太陽之精，君之象”

天上的太陽是人間君主的象徵，如果太陽被遮住了，那麼自然可以理解為人君受到了矇蔽，所以對最高統治者來說，日食無疑是一場嚴重的危機。

所以宋人在日食出現時，更注重追究其背後的人事成因。元祐六年（1091）四月，面對自春以來渾濁陰霾的天氣和下月即將出現的日食，宋哲宗深感憂慮，提出：

“或者陛下以盛妙之年，居崇高富貴之位，養心之道猶未加焉，故天心垂以譴告。”

時人認為：為時年十四歲的宋哲宗以少年皇帝之姿居於天下最尊貴的地位，難免在修養心神方面有所疏忽，故上天通過日食來提醒皇帝加強心神修養的重要性。

• 彗星

古代彗星又稱掃帚星

北宋23道，南宋7道。在傳統的天人感應文化中，天上的星辰與地上的人事一一對應，星體的明暗以及位置的變動是佔測吉凶禍福的重要依據。而彗星有長長的彗尾，外貌呈雲霧狀，因為行狀像掃帚，所以俗稱掃帚星。

《宋史·天文志》：“彗星，小者數寸，長者或竟天。見則兵起，大水，除舊佈新之兆也。其體無光，傅日而為光。故夕見則東指，晨見則西指。光芒所及則為災”。

嘉熙四年正月（1240）初六出現彗星，宋理宗八日後親筆書寫自身因彗星顯現的感悟並要求學士院起草罪己詔令：

“乃正月辛未，有星出於室宿。朕俯察人事，仰觀天文，殆必有因，益深震懼。朕將避殿減膳，令學士院降詔。”

宋理宗認為天象與人事相應，被看作重大災難預兆的彗星出現一定是人事有所悖逆，因此深感震動懼怕。宋理宗希望通過避殿、減膳的做法展示其畏懼和修養德行之意，在進行自我檢討的同時不忘要求各位大臣監督並輔助自己來導迎合氣、消除災異。

正月二十九日，罪己詔令下發 14 天后，“彗星犯王良西南第二星”彗星再次出現，宋理宗因彗星的反覆顯現於二月初三再次頒佈詔令。

3.人為災害類罪己詔

在自然災害和天象異常之外，同時存在人為的災禍和動亂，促使最高統治者通過罪己詔令抒發自我檢討、自我責罰之意。

• 戰亂罪己詔

戰亂造成的破壞，統治者自知有愧眾生

北宋13道，南宋20道。宋朝從唐末、五代十國連綿不斷的戰亂紛爭中走來，長達一個多世紀的分裂割據使宋初統治者對戰爭有深刻的切身體會。宋建國之後仍不得安穩，遼、西夏、金、蒙元對宋的騷擾交錯不斷，貫穿整個兩宋時期。

隆興二年（1164）閏十一月，南宋政府在金朝大軍脅迫之下達成和議，宋孝宗向經歷戰火的沿邊州軍頒佈德音：

“重念數州之民，罹此一時之難，棟宇或遭於煨燼，田疇並喪其犁鋤，老稚有蕩析之災，丁壯有繫累之苦。”

戰爭帶來大量傷亡，使無辜的百姓妻離子散，對國民造成極大的心理傷害，同時耗費大量人力、物力，妨害並阻滯經濟發展，嚴重破壞國計民生。面對戰爭強大的摧殘力和破壞性，統治者驚恐畏懼，自知有愧於天下蒼生，因此反省並責罰自身。

• 內亂罪己詔

兵變罪己詔唯有宋高宗一人

其一是兵變罪己詔。苗傅、劉正彥的兵變使宋高宗感到擔憂無助，以至於在當年六月發佈的防秋詔令中明確指出：

《宋大詔令集》：“諮爾卿士大夫軍民人等，勿謂朕躬有罪而忘宗祖涵養之恩，勿謂國步方艱而忘父兄忠義之訓。永堅忠悃，共濟丕圖。”

宋高宗擔心軍兵臣民出於對自身施政的不滿而分散共同抗敵的精力和信心，所以在防秋的戰略部署之前，不得不做好包括心理動員在內的戰前準備工作。

其二是民變罪己詔。北宋3道。南宋5道。戰爭、自然災害、流行疾病、過重的賦稅徭役這些等等如果政府沒有及時妥善處理，百姓的生活可想而知，怨聲載道的民眾在走投無路時只能藉由發動起義或轉而為盜等方法表達自身的抗爭。

宋太宗時期，吳元載出任四川地區長官時“頗尚苛察，民有犯法者，雖細罪不能容，又禁民遊宴行樂”。

淳化五年（994）二月宋太宗聽聞消息，在派兵鎮壓之前首先向宰臣表達自我責罰之意：

《宋大詔令集》：“豈料賊勢猖熾如此，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忍令隴、蜀之民陷於塗炭！”

宋太宗表示願意一人承擔過錯，指明是自己用人不當未能妥善安撫四川百姓，才致此變亂。

4.小結

罪己詔令是古代中國統治者引咎悔過的重要表現，傳遞了君主敬天愛民的執政理念。一國之君通常在天災人禍之時頒佈罪己詔令，希望藉此安撫百姓、穩定民心，宋代統治者繼承了前代君王的這項舉措。兩宋共發佈 241道罪己詔令，罪己詔的頒佈頻率遠高於漢唐時期。

作者手繪：罪己詔類別統計圖

二、宋代皇帝頒佈罪己詔後的舉措

寶元元年（1038）正月，宋仁宗因星變、地震、雷震非時等災異迭起頒佈罪己求言詔令，校書郎張方平隨即在上疏中提到：

“臣聞上天無言，示人以象；人君省躬，應天以實。是故考政者必求於天端，弭災者必推於人事，天人之際，其應甚明。”

上天通過自然災害、天象變動表達對人君的不滿，君主若想消災弭禍，罪己責躬的同時還必須由人事出發，藉由具體的行為、政策調整以感化天地。

1.開展禮法應對

• 避正殿、減常膳

罪己詔頒佈后皇帝會減膳食以反省自己

宋代皇帝當天災人禍出現時，採用避殿、減膳、易服、撤樂等一系列禮儀法度方面的舉措，希望通過自我損抑的做法進行自我責罰，以示敬天愛民之意，從而感召和氣以消災弭禍。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104：天聖四年（1026）六月，“大雨震電，平地水數尺，壞京城民舍，壓溺死者數百人。”

大雨損壞京師（今河南開封）民居，造成數百人身亡。雨災出現的第二天，宋仁宗當即“避正殿，減常膳”，避離正殿並減少飲食的種類和數量，希望藉此自我貶責以消災彌難。

避殿、減膳之後的宋仁宗仍惶恐不安，向輔臣求證道：“霖雨為災，豈朕之不德所致耶？”他擔心是自己德行的虧損引發了雨災。

• 罷朝會、宴飲

宋代統治者災禍出現後會禁止設宴

朝會是群臣和外國使者朝謁國君的盛大儀式，宋代統治者在災禍出現後，會因為身處罪己責躬之時暫罷朝會，自然也會禁止設宴聚飲之類的娛樂活動。

元祐二年（1087）六月，宋哲宗拒絕官員於宮內舉辦宴會的提議時指出：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402：“乃者旱災，責躬省過，今天意始有消復，而又神宗皇帝禫除未遠，何可遽特開樂為宴？宜行寢罷。”

宋哲宗因為之前的旱災反省過錯、自我檢討，如今災情剛有所緩和，再加上不久前才為先帝舉行完祭禮脫去喪服，因此處於內省中的宋哲宗下令禁止宮內宴樂飲酒。

• 改元、去尊號

即使到了清代，滿族也會遵循罪己詔這一慣例

年號是古代中國王朝用來紀年的名號，包含了統治者勵精圖治的決心和美好的願景。除了新帝繼位以外，當國家遭遇嚴重的災異變亂時，兩宋皇帝也會通過變更年號的方法表達革新政局的信念，希望藉此感召和氣以祛除禍害。

明道二年（1032）七月，宋仁宗因為旱災和蝗災，下令“去尊號中‘睿聖文武’四字，且祭於宗廟。蝗災的出現令宋仁宗惶恐焦慮，因此借削減尊號的舉措表達其罪己責躬之意。該年十二月，宋仁宗命令“明年改元曰景祐”。

在頒佈的改元詔令中，宋仁宗指出：

《宋大詔令集》卷 3：“自明道之建元，逮作噩之居歲。祲災薦起，暵潦相仍，人多癘疫之傷，稼有蟲螟之害。亦嘗去溢美之號，損兼膳之珍，宵旰不遑·····惟上春首祚之辰，及萬物向榮之始，用舉授時之典，載更紀歲之名。祇若靈心，庶迎丕貺。”

• 停典禮、罷放燈

災禍發生後即使是放燈也會被禁止

官方舉辦一場大型典禮需要佔用大量的時間、精力，同時還會耗費國家巨大的人力、物力、財力。

災異禍亂髮生後，處於罪己自省時期的統治者很難再有心情和時間籌備承平時期的大型典禮，此時的常規做法是暫停一些官方的典禮活動。

兩宋因彗星、旱災和日食的出現，曾影響拜謁祖廟、太皇太后受冊和皇帝即位的時間。

如端拱二年（989）七月：

宋太宗本來因稼穡豐登、風雨調順欲答謝天地、謁告祖宗，已挑定謁廟的吉日後卻恰逢彗星顯現，宋太宗經過借鑑先王、反思自省後決定暫停這次謁廟大典。

在暫停謁廟典禮的詔令中，宋太宗解釋道：

《宋大詔令集》卷 138：“精誠未通，懸象垂誡。朕常歷覽圖史，備覿古今，彗孛為祆，簡冊具載。·····雖雲志在孝思，無乃自虧貶損。事既幹於典禮，情合酌於變通，有瀆備物之儀，恐非列聖之意。所宜改作，貴在得中，謁廟宜停。”

• 施行救日伐鼓禮

古代伐鼓禮

古人認為：“凡有聲皆陽事以壓陰氣。”在傳統的天人感應文化中，日食是陰侵陽的外在表現。所以日食發生時，在常規的易服、避殿、減膳、撤樂等形式外，宋廷會籌備一種專門應對日食的禮法制度，即救日伐鼓禮，希望以鼓聲抑制陰氣的侵襲。

宋代伐鼓禮在日食前的準備工作極為細緻：嘉祐六年（1061）五月初六，聽聞下月初一日食的宋仁宗當即詔禮院佈置救日典故。兩日後，禮院於日食前二十二天上報了救日伐鼓禮的準備工作：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193：“合朔前二日，郊社令及門僕守四門，巡門監察。鼓吹令帥工人以方色執麾旒，分置四門屋下·····帥衛士五人執五兵之器，立於鼓外，矛處東，戟處南，斧鉞在西，矟在北。郊社令立䂎於壇，四隅朱絲繩縈三匝。又設黃麾在北，龍蛇鼓一面次之，弓一、矢四次之。”

2.實施社會救助

社會救助指國家遭遇災禍後，政府對受災百姓給予各種形式的幫助。宋代統治者因災異變亂進行的自省反思不僅體現在言論上，也通過對受災成員實施救助把罪己行動落到實處。

• 生活救助

自然災害和戰爭內亂的出現使社會成員流離失所，生活難以為繼。統治者為此在生活上開展涉及多個方面的救助活動，以保障受災百姓的基本生活。

其一是減免賦稅，抑制科配

古代稅單憑證

水旱、蝗蟲等自然災害的發生嚴重影響農作物生長，百姓尚且不能果腹，自然無法按時向國家繳納錢糧。蠲免賦稅有助於減輕災民負擔。

大中祥符九年（1016）六月，宋朝多地同時暴發蝗災，“京畿、京東西、河北路蝗蝻繼生，彌覆郊野，食民田殆盡，入公私廬舍”。宋真宗於當年七月派遣大臣視察災情，據農作物的災傷情況減免租賦。同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87:“分命內臣，開封府、河東淮南路各三人，京東、京西、河北路各五人，與轉運使、諸州通判、職官按視蝗傷苗稼以聞，仍許即時改種，悉除其租。”

其二是暫罷工役，發放物資

火災、水旱等自然災害過後，宋朝統治者會暫時停罷政府工役以答天譴。天聖五年（1027）六月，宰相張知白因皇宮大內火災頻發請求宋仁宗暫停工役：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105：“按五行志，宮室盛則有火災，近者洞真、壽寧觀相繼火，此皆土木太盛之證也。請自今罷諸不急營造，以答天戒。”

以傳統的五行觀念來說，大興土木引發火災。張知白指出近期洞真宮、壽寧觀接連出現火災正是大規模營造宮室、勞民傷財的印證，因此請求宋仁宗停罷大肆修建建築物。宋仁宗聽從了張知白的建議，決心以實際行動來答謝上天的儆誡。

• 司法救助

在傳統的天人感應觀念中，刑獄冤濫不公會積壓大量怨氣，從而上乾和氣引發災異。因此統治者在災變發生時，習慣於通過審理積壓獄案、改善牢獄條件、減免刑罰和安緝盜寇等手段積極開展司法救助，希望藉此消弭災變。

其一是審理積壓獄案

在傳統天人感應觀念中，刑獄冤濫不公會積壓大量怨氣

在災禍發生時，皇帝時常通過儘快處理積壓案件的命令表達其罪己悔改之意。熙寧七年（1073），宋王朝多地出現大旱天氣

《宋史》卷 66：“自春及夏河北、河東、陝西、京東西、淮南諸路久旱；九月，諸路復旱。時新復洮河亦旱，羌戶多殍死”。

大範圍春夏連旱使宋神宗憂懼不已，三月即命令“諸路監司檢察巡按所部淹延枝蔓刑獄、審刑大理未斷公事，疾速結絕以聞”，他督促各地官員盡心處理堆積繁瑣的案件，並明確要求迅速彙報工作完成情況。

其二是改善牢獄條件

古代牢獄

每逢盛夏，牢獄內若不能保持基本的衛生整潔便極易滋生蚊蠅、病菌，進而引發病變，以致威脅囚犯性命。宋代統治者每到夏季高溫之時，出於對囚犯身體狀況的擔憂，便會命令官員做好牢獄內部的清潔工作以改善牢獄條件。

開寶二年（969）五月，宋太祖“以暑氣方盛，深念縲縶之苦”，因為盛夏熱氣襲人，感念起被監禁的犯人生活之艱苦，為此下令：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10：“西京諸州，令長吏督掌獄掾五日一檢視，灑掃獄戶，洗滌杻械，貧困不能自存者給飲食，病者給藥，輕系小罪即時決遣，無得淹滯。自是每歲仲夏，必申明是詔，以戒官吏焉”。

宋太祖督促地方官吏及時檢查監獄內部衛生狀況，要求掃除牢獄、清洗刑具，併為病人提供醫藥。自此開始，宋代統治者在每年農曆五月都會頒佈相關的詔令，以此勸誡相關官吏。

• 醫療救助

據《洪範》記載：“豫，恆燠若”，即君主貪圖逸豫享樂便會招致漫長的炎熱天氣。

盛夏時節熱氣長時間的侵襲使百姓苦不堪言，從事室外體力勞動的社會成員時而中暑致病。受傳統五行觀念支配的宋代統治者在炎夏之季會賜予中暑者藥品，通過實施醫療救助表達其悔過愛民之心。

如景德元年（1004）六月，宋真宗因“暑甚，罷京城工役，遣使賜暍者藥”，

他罷免開封城內需要戶外作業的工役，賜給中暑百姓藥物以緩解病情，同時下令把治療中暑之症的藥方頒行天下。宋真宗從藥物和藥方兩方面入手開展針對暑氣的醫療救助，有助於緩解百姓因中暑帶來的病痛。

3.改善人事管理

人事管理中，罪己詔可能會淪為黨爭工具

宋代統治者在災禍發生後，對人事的整頓、規範是宋廷政策調整的重要方面，完善的人事結構和管理方法有助於宋政府積極應對種種災異禍亂，把各項規章制度落到實處。

• 調整人事結構

自然災異出現後，宋代統治者自我反省的同時會積極尋求行政闕失之處。行政闕失由政策本身的漏洞和執行人員工作不力兩個因素造成，所以皇帝對現行政策的反思調整經常會觸及人事層面的調動。

嘉祐四年（1059）正月初一日食，吳及向宋仁宗揭發“孫沔在幷州，苛暴不法，燕飲無度；龐籍前在幷州，輕動寡謀，輒興堡寨，屈野之衄，為國深恥”，孫沔最終因此被罷免。

但需要注意的是：天象異常引發人事調動的特點使它難免淪為黨爭工具。蔡京掌權後極力打壓與其政見不同的元祐黨人，並利用宋徽宗以日食求言的機會使元祐黨人的境遇雪上加霜。

• 提升管理水平

災異、變亂髮生後，宋代皇帝檢討行政闕失的過程中發現官吏瀆職現象時有發生，因此決定加強對相關官吏的監管力度，使官吏的監管更規範、更完善，從而保證國家的政策方針在推行過程中被落到實處。

大中祥符九年（1016）暴發了大規模的蝗災，以至於次年二月多地蟲卵復生。宋真宗應大臣要求實行了三項解決方法：

首先，對災情上報時間作出明確規定，確保災情及時上達。

其次，把官吏清除蝗蟲的工作成果和其考核掛鉤，提到各級官吏對蝗災的重視程度。

最後，對不盡責工作官吏的處罰上升到法律層面，同時要求上級長官親自視察工作進度。

• 廣開言路

古代災禍之後，皇帝會增加言官數量，以達到兼聽的目的

宋代統治者自省檢討的同時，也希望通過多種渠道聽取更為多樣的建議，從而有效地發現具體的政策疏漏，更有針對性地制定相應的方案以整頓時政。

天禧元年（1017）春季，宋真宗因蝗災反思悔過，擔心行政闕失無法全部上達，希望通過選取優秀的言官來擴大言路以應對天變，因此下令：

“別置諫官、御史各六員，增其月俸，不兼他職，每月須一員奏事，或有急務，聽非時入對，及三年則黜其不勝任者。”

宋真宗下令擴大言官數量，增加其俸祿待遇，同時對奏事時間、懲處原則作出相應規定，希望藉此及時發現行政疏漏以完善政務。

三、宋代皇帝罪己詔的侷限性

兩宋統治者的引咎悔過有其自身的侷限性，宋代官員對此提出相應的意見和建議，希望君主把罪己責躬落到實處，具體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1.言行不一，空許承諾

兩宋統治者頒佈罪己詔令的舉措在短時間內可以凝聚人心，但如果不把詔令中的承諾付諸實際，再痛悔的言辭也只是政府向民眾開出的一張空頭支票。

紹熙五年（1194）十月，宋寧宗因“雷震非時，淫雨為災”下詔求言。彭龜年在應詔上疏中指出：

“臣不知陛下此詔果實事耶?抑止虛文耶?果為實事，則陛下即位之初，嘗詔求直言矣。今四方之言已交公車，其間及陛下之過失、朝政之闕遺者必多有之，未聞略加採擇，見之施行。則今日此詔，臣恐未免如前日之虛文爾。若以虛文事天，天豈可感乎?”

彭龜年因為未見宋寧宗在之前的求言中聽取臣下意見並將其付諸實踐，所以很直白地對宋寧宗此次下詔求言的初衷表示質疑，擔心宋寧宗的這道求言詔令依舊如之前的一紙空文。宋代官員擔心君主把罪己詔令當成一紙空文和打扮自身的修飾，因此不得不反覆確認皇帝罪己悔過誠意。

很多皇帝難受清苦，罪己詔多會半途而廢

2.倉促應對，半途而廢

宋代統治者於天災人禍後提供的大部分社會救助是短暫的、臨時性的，雖然有助於緩解受災群眾一時的困苦潦倒，但不能長久地解決問題。

紹定四年（1231）九月，面對宋理宗因火災避殿減膳、罪己求言的舉措，著作佐郎袁甫擔憂皇帝不能持之以恆地勤於政事，只怕

《蒙齋集》卷 3：“今日素服避殿之心，復轉而為荒耽酒色之心；今日減膳徹樂之心，復轉而為平日般樂怠傲之心；今日求言修政之心，復轉而為平日不親庶務之心”。

袁甫擔心宋理宗災異平復後貪圖享樂，不能堅持不懈地反思內省，為此備感憂慮。為了確保皇帝的罪己責躬取得實際成效，富有遠見的大臣不斷提醒皇帝應該拋棄虛禮、注重實效，在施政過程中應時刻保持警醒，堅持做到表裡如一、防患未然，積極改良政務、養成自省自查的習慣並努力貫徹始終。

四、總結

宋代統治者於天災人禍之時，藉由罪己詔令反省責躬，同時採取一系列具體的惠民措施，使百姓的生產生活得以改善。通過實際行動把敬天愛民和罪己悔過之意落到實處的做法，是宋廷施政方針倡導務實精神的重要體現。

當然此外，我們也要知道兩宋君主的罪己責躬同時也存在言行不一、倉促應對等侷限性，是其裝點形象、修飾自身的政治手段之一，不能堅持不懈地長期履行。

但總的來看罪己文化作為宋朝祖宗家法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勾勒兩宋時期政治文化濃墨重彩的一筆，也是中華文明推崇自省自查的具體表現，其中蘊含的積極意義應予以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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