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春节，全国上下都在关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这是一篇旧文，回顾1988年上海甲肝大流行的始末。
那场突如其来的公共卫生事件，打乱了上海这座大都市的正常节奏，也给那一年的春节带来了紧张的气氛。
回首往事，有些心态似曾相识，有些经验教训已经得到总结，还有些常识值得一直被牢记。比如不该吃的，那就别吃了吧。
一
1988年1月下旬的一天，强生出租四分公司六车队的驾驶员寿幼森突然觉得人不舒服。
跑去石门一路上的上海公用事业职工医院看病，没想到里面挤满了人。
寿幼森加入蜿蜒曲折的长队，一看，前面还排了个女同事。
“哎呦，寿幼森，侬也来啦？”女同事招呼他。
“嗳，好像人老多的嘛。”寿幼森看着乌泱泱的人群说。
“都是这个毛病呀！”女同事滔滔不绝起来，“侬不晓得，阿拉还有个同事排在前头。这个毛病都是吃东西吃坏了……”
“啥叫‘都是这个毛病’？我只不过是人觉得没力气而已。”寿幼森心里觉得奇怪。
等验完血医生一诊断，这是得了甲肝。
寿幼森这才回想起，不久前老婆买过毛蚶回来。
出租车司机消息灵通，当时他已经听说社会上不少人因为吃毛蚶拉肚子的事情。
■1988年1月5日，《解放日报》报道市民吃毛蚶导致食物中毒。
但老婆不以为然。“她是宁波人，特别欢喜吃。”
“照她讲起来，老早人家从宁波乡下带海鲜来，弄堂里人全部肚皮吃坏掉，她没事体。”
寿幼森担心老婆两斤毛蚶吃下去肠胃受不了，帮她吃掉十几个。
结果这记吃出事体来了。
寿幼森所在的车队，总共才三十多个员工。连同他在内，当天去看病的三个人，全部中招。
回去跟老婆一讲，她也有类似症状。医院里一检查，也是甲肝。
二
差不多在同一时间，上海医科大学（现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的教职工蒋建新跟新婚妻子从广州、深圳度完蜜月回来。
刚回到上海，蒋建新就发烧了。跑去学校医务室做检查，血一验，又是甲肝。
说起来，出去旅行前，他也在小菜场里买过半面盆毛蚶。
“我大概吃了两三斤。家里其他人也吃了，吃好就上吐下泻，我当时没啥。”
“我还开玩笑讲，倷一点用场也没嘛。”
上海人是很喜欢吃毛蚶的。
因为它吃口鲜嫩，烹饪简单，用烧得很滚的开水一烫，配上调料就好吃了。
更何况，在许多粮油副食品仍要凭票供应的年代，买毛蚶却不需要票证。
所以家庭主妇们常常一买就是好几斤。
■毛蚶曾是上海人餐桌上的一道美味／网络图片
岁末年初，恰是毛蚶上市的季节。
毛蚶就是要带点血丝才鲜美。桌上一大盆毛蚶，再咪两口绍兴特加饭，不要太乐惠噢。
往年，供往上海的毛蚶大都来自山东潍坊附近的海域。
这一年，江苏启东突然发现了蕴藏丰富的毛蚶带，毛蚶积淀达一米厚。
这在启东成了超级大新闻，老百姓纷纷闻讯赶来。
江面上百舸争流，大量农船围着挖泥船搬运毛蚶。
坊间还流传一个关于毛蚶的笑话，说是连美国的侦察卫星都被这一景象惊呆了：中国的东海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丰收的毛蚶被装上船只和卡车，日夜兼程运往上海，出现在小菜场里。
因为产量高而价格低廉，这些毛蚶一下子占据了上海的市场。
三
一时间这么多人患甲肝，是有些反常的。
其实大约一个月前，当时分管卫生工作的副市长谢丽娟就开始关注这个问题了。
最初，是有许多上海人拉肚子。
1987年12月中旬，得知本市肠道急诊病人激增后，她和时任市卫生局局长王道民立即走访了好几家医院。
他们从患者的饮食史上发现，绝大多数人都吃过毛蚶。
从流行病学的角度分析，这是吃了受污染的毛蚶所引起的痢疾流行。
这让谢丽娟想到了1983年上海发生的甲肝疫情，也是市民吃了不洁毛蚶惹的祸，有4万多人因此患病。
■1988年1月18日，《解放日报》刊文警示毛蚶可能携带甲肝病毒。
当时，这还引发了医务部门和商业部门之间的争论。
医务部门认为，毛蚶难辞其咎。
但商业部门认为甲肝与之没有关系。
毛蚶价廉物美，对于改善上海市民生活、增加副食品来说，相当重要。况且，毛蚶每年有100万元的产值。
菌痢的潜伏期短，可在24小时内发病。甲肝的潜伏期则在2-6周之间。
这次痢疾流行过后，会不会再出现甲肝流行？
为此，谢丽娟和王道民马上做了两件事情：
一是将毛蚶送检，检测其是否携带甲肝病毒；
二是通知各大医院腾出病房，为收治甲肝病人做好准备。
最后检测报告显示，启东来的毛蚶确实携带甲肝病毒。
启东是甲肝高发区，海区环境长期受到人畜粪便的污染，吸附力极强的毛蚶将甲肝病毒聚集在自己体内。
而上海人“开水一烫”这样的食用方式难以灭杀病毒。
四
不出所料，1988年初，甲肝大流行席卷上海。
患者数量呈几何级攀升，势头甚至比预料的还要凶猛。
1月18日：43例
1月19日：134例
1月22日：808例
1月23日：1447例
1月27日：5467例
1月31日 ：12399例……
偏偏天气又反常，大寒的时候上海依旧是暖洋洋的，为流行病的传播添了把柴。
到2月1日，甲肝病人的数量跳到了19000例。
■1988年2月3日，《解放日报》报道称肝炎发病人数还在上升。
他们大都出现了身体发热、呕吐、乏力、黄疸等症状。很多人天没亮就来排队了。
当时上海人住房面积狭小，有些人担心传染给家人，又怕医院没有空床位，骑着自行车，带着折叠床、被子就来了，要求立即住院。
化验室的窗口前排起一条条长龙。因为来验血的人太多，连采血的试管都快不够用了。
医生忙得来不及填写化验单，索性把验血者的姓名、GPT指数写在一张大纸上张榜公布。
尽管之前已有所准备，但来势汹汹的甲肝大暴发还是让各家医院措手不及。
其中，首当其冲的是上海市传染病医院（现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
这家医院当时在天通庵路上，平时是条安静的小马路。
时任院长巫善明讲了一个小插曲：因为医院名字里有“传染病”三个字，一般人对这里多少有些忌讳。
“阿拉医院，差头（出租车）不来的。医院要修理啥，水工、电工都是阿拉自家上。”
这场疫情之前，医院发生了一件不大不小的事情——职工纷纷在职代会上要求医院改名字。
卫生局领导也觉得应该帮忙“解决困难”，曾提议将医院改名为“沪江医院”。
就是这样一个平日里让人退避三舍的医院，在1月里突然闹忙起来。
290张肝炎病床一下子就全部住满了。
加上其他科室，医院总共有500多个床位，依然无法收治所有的甲肝患者。
巫善明只得硬着头皮想办法：“阿拉把医院会议室、浴室、自行车棚，统统开成病房。”
“反正能够利用到的地方，全部利用起来了。”
除了天通庵路上的总院和同心路上正在造的分院，巫善明又“征用”了一所正在放寒假的学校和一幢刚造好还没投入使用的居民楼。
“阿拉等于开了四个医院，增加到1200多张床位。全市各种严重的、有并发症的甲肝患者，全部到阿拉医院来了。”
（本文部分背景资料参考上海辞书出版社《亲历：上海改革开放30年》一书《难忘1988：遏制上海甲肝大流行》章节，以及郑重、叶又红、蒋树芝所著报告文学《黄色龙卷风》。）
－ END －
写稿子：韩小妮/ 画图画：顾汀汀/
编稿子：韩小妮/写毛笔：杨 卓/
拿摩温：陈不好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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