劇烈變動的社會中，家鄉農民何所依？
梁 偉
（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
中國正在經歷數千年未有之變局，一是國家與農民關係的鉅變，二是鄉村社會基礎結構之變，三是農民價值之變。對於我的家鄉而言，大抵也在發生著這樣的變化。我的家鄉地處廣袤的大西北，這裡塬梁峁相間，溝谷河川交錯，是典型的黃土高原溝壑區，家鄉的農民世代以土地作為安身立命之本，土地是農民生活的依靠。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土地無法為農民提供更多的發展機會，也無法滿足農民日益增長的發展性需求，農民大量外出務工，與此相伴而生的是農村社會結構、農民思想觀念的巨大的變化。不過，家鄉農村稍顯特殊：家鄉農村地處偏遠內陸且交通十分不便，因而近些年才有了明顯的變化。因此當前的家鄉農村雖然經歷著劇烈的變化，但是仍然保留了一些傳統西北農村的特性，其中最重要的是一個特性是個體及小家庭行動的親族連帶。
在社會劇烈變遷的當代社會，西北農村從傳統走向現代，在傳統與現代的劇烈碰撞下，家鄉的農民該如何應對源源不斷的新問題和新挑戰？或者說當種地不再是安身立命之本和根本性的依靠時，農民能夠依靠什麼？
一、農民生活的三重依靠機制
在我看來，在時代鉅變的當代社會，農民一方面十分被動，迎接和承受著社會變遷所引發的各種新挑戰、新問題、新壓力。另一方面，在迅速變遷的當下，農民自身又在主動調整和適應，並依靠家鄉農村自身的社會結構特性，維持自身和家庭的再生產。當然，除了農民自身和家鄉農村的社會特性為農民提供的依靠外，國家也在為農民提供全方面的保障和依靠。因此，可以概括家鄉地區的農民的三重依靠。
其一，小家庭內部的分工合作機制。在以前，土地是大多數農民的安身之本，家庭成員基本上都要投入到農業生產上來。記得小時候，每到農忙時節，我們一家人都要幹農活，幹農活時有著明確的分工。開春時，父親負責耕地和平整土地，因為耕地平地用的犁和耱都需要牲畜牽引，只有成年男子才控制得住。婦女和老人則負責播散種子和施肥，小孩子則負責跑腿，以及在鋪地膜的時候拉地膜。夏季的時候也不清閒，一家老小齊上陣給農田鋤草。我小時候很少幹農活，因為每次大人們讓我幹活的時候我就應付。後來有了機械化的農作工具後，耕地、播種、施肥、鋤草和收割等一系列農作程序都可以藉助機械完成，人力投入大大縮減。農業耕作的機械化和半機械化，雖然大大減少了人力投入，但是農民卻發現了一個問題：農業生產成本高了很多。因而有時候農民的實際收入相比自耕時，不僅沒有顯著上升，反而會下降。父親告訴我，如果從耕地到收割都用機械，種地就沒利潤了。而與此同時隨著市場經濟的深入發展，家鄉的農民越來越多地選擇外出務工。種地收入的增加和農民越來越多地務工導致的一個重要後果是：很多農民家庭一邊種地，一邊到外面打工賺錢，也即開啟半耕半耕的勞作模式，當然也有很多農民甚至不種地，舉家外出打工。我們村五十餘戶家庭，有五戶家庭舉家外出打工，其餘家庭都是半工半耕的狀態。
以土地為基本依靠的半工半耕的勞作模式，甚至家庭成員全部務工的模式，體現的是小家庭在面對社會環境變化時分工合作內容的變化。由於社會變革的眾多因素，農民及其家庭無法依靠土地維持再生產，只能適應社會變化進而形成新的分工合作模式。在新的小家庭的內部分工合作模式下，年輕男子或夫妻外出務工，老人種點地，同時照顧孩子。這樣，一個小家庭就能兼顧種地和務工，因而就有了兩種收入來源。但是，隨著子代長大以至子女到了成家的年齡時，小家庭的自我保障體系就無法應對了。尤其是在當下婚姻市場嚴重不平衡、彩禮飛漲的情況下，很多小家庭根本無力承擔如此重壓。
其二，親族的互助和團結機制。不同於華南的宗族，也不同於華北的小親族，家鄉農村的親族佔據著主導地位，親族包括了家門和外家兩支。父系五服以內的親戚屬於家門，母系這邊至多不過三服以內的親戚，都屬於外家。在家鄉農村，外家的地位很高，紅白喜事時都是座上賓。西北的親族在農民的生活體系中有著非常重要的作用。我將親族的功能區分為三類：一個是族內的互助，親族內的互助滲透到農民生活的各個方面。對於家鄉的大多數農村家庭來說，娶媳婦實屬一件大難事，小家庭憑藉自身的積蓄很難給兒子娶媳婦。這時親族的互助就顯得格外重要。去年年初我的一個堂哥要結婚，前前後後需要十多萬元，大伯家裡拿不出來，就跟家門裡的幾個叔叔，兄弟姐妹挨個兒借錢，除此之外又跟他的外家人也借了不少錢，最後東拼西湊終於給堂哥娶了媳婦。類似於親族內某家娶媳婦這種事，親族裡的親戚必然要搭把手。因為親戚們都知道，以後自家也會娶媳婦或者有用錢的地方，如果在親族互助體系內一毛不拔，以後借錢也不容易了。在一些日常交往中，親族之間也會有很多相互幫助的情況，比如換工和幫工以及日常饋贈。我家幾年前搬到了縣城生活，每年過年的時候，家裡的親戚都會帶很多自家做的吃食給我家，因此我們家過年的時候很少置辦年貨；一個是矛盾協調和對外行動統一體。親族內的關係很複雜，有時也會出現一些摩擦和矛盾，或者是小家庭內部的些衝突。當一些衝突和矛盾十分嚴重以至於小家庭無法獨自解決時，親族內的長輩就會出面調停。前幾年，我的一個姑姑要和姑父離婚，起因是姑父沉迷賭博，輸了不少錢。姑姑大晚上給幾個兄弟、伯伯打電話，讓他們到家裡“說事”。對外而言，親族尤其是家門必然要行動一致，共同對外。家門裡的人都深知，家門裡的親戚要相互維護，不然會遭受家門的道德職責，同時也會遭致外面人的笑話；最後是紅白喜事的行動單位。親族內的關係網絡呈現出有趣的一面：日常交往的互動大多隻涉及小親族，但是在紅白喜事上，卻會涉及到整個親族體系。親族內紅白喜事的酒席，都是在自家辦。家門裡的、外家的親戚都會提前一兩天過去幫忙。收拾食材、修灶安鍋、炒菜上菜、刷盤洗碗、打掃衛生，大多數時候都是家門、外家人來做，有時候人手不夠也會請村裡的人幫忙。在某家辦紅白喜事時，家門、外家的親戚都要來參加，如果人不來，禮金定是要捎來的。
通過以上討論，我們可以發現親族內的關係之維繫，主要滲透在日常交往和互助過程中的。親族裡的親戚經常都會說這樣一句話：要常走動。“常走動”的含義十分豐富，不僅是經常聯繫或者串門，還有相互之間的照應和互助。但是除了滲透在日常生活中的維繫機制，還有一個正式的維持機制：紅白喜事，紅白喜事在親族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由於西北農村親族成員居住相對分散，很多親戚並不住在同一個村子裡，所以日常交往比較少。雖然日常交往中很多親戚不參與其中，但是親族間必定要保持“禮”的往來。如果禮沒有到，就意味著徹底斷了聯繫。從這個意義上，家鄉農村的親族維繫機制是一種軟機制。此外，現代社會通訊技術的發展，某種程度上為親族的維繫提供了一個有效的工具，親族內的成員紛紛建立微信群開展線上交往，打破了時空的阻隔，有利於親族的維繫。正是在西北農村社會發生劇烈變化之際，親族關係仍然能夠得到維繫的情況下，親族的互助和團結才能成為農民有力的依靠。
其三，國家和政府作為農民提供的強有力依靠。國家和政府在託底和治理兩個層次上為農民提供了有力的依靠。在託底層次上，最近十來年國家在農村社會投入巨大，建立起來了較為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比如最早推行的醫療保險制度，到後來的低保政策和養老保險制度，可以說從外部進入農村家庭，為農民的生活、醫療和養老提供了支持。當然，最近幾年開展的“精準扶貧”和“扶貧攻堅”又掀起了另一種託底模式。以往的託底政策屬於輸血式，而當下在農村廣泛開展的扶貧工作則可以看做是輸血與造血相結合的模式。以我所在的市為例，本市將貧困戶分為四類：一是有勞力且有一定技術貧困戶。這類貧困戶主要依靠經營農業特色產業增收，住房、飲水、子女教育等基本達標，家庭沒有患重大疾病人員，主要短板在於收入來源單一且不夠穩定。二是有剩餘勞力且可輸轉貧困戶。這類貧困戶家庭收入主要來自出外打工。三是有一定勞力在本地打零工貧困戶。這類貧困戶收入主要來自就地打零工和農業生產兼業，一般家裡子女幼小或有老人病人需要照顧，家庭拖累大，或者自身勞動技能很低，無法外出務工，只能在從事農業生產之餘就地找零工，沒有穩定收入來源。四是無勞力預備託底貧困戶。這類貧困戶一般家庭主要成員完全或部分喪失勞動能力，很難依靠自主發展產業和就業幫助脫貧，收入主要來自社會保障和救濟。對於第三、四類貧苦戶，只能依靠低保進行託底。而對於一類二類貧困戶，則主要依賴產業扶貧的方式使農民脫貧增收。我們縣去年大量創辦的湖羊養殖合作社，就屬於產業脫貧。在治理層次上，國家制定和實施了大量惠農政策，向農村投入了大量的資源，這些都使得很多三農問題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解決。除此之外，政府在治理過程中不斷與時俱進，針對農村社會出現的新問題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和規定，比如我們縣針對天價彩禮問題就出臺了一些辦法和規定，以遏制瘋狂索要彩禮的不正之風。
由此可以看到，在家鄉農村，形成了以家庭分工為基礎的自我依靠機制，親族互助機制，以及政府主導的社會保障和治理體系。自我依靠體系和親族互助體系這二者可以看做是農民的內部依靠機制，政府主導的社會保障和治理體系可以看做是外部依靠機制。三大機制相互補充，使得農民在面對劇烈的社會變遷和市場選擇的情況下有所依靠。但是這一整套體系存在很多不穩定因素，一方面是農村社會結構的變化和農民價值觀的轉變導致內部保障的鬆散化，一方面是因為外部保障體系在落實層面出現了很多繼發性問題。
二、三重依靠的現實困境
雖然當前的家庭分工合作，使得家鄉農民在面對農村社會的變化和新時期的挑戰時擁有自我保障的能力，但實際上在家庭分工合作過程中只有夫妻二人可以為家庭提供基礎性保障。對於子女通過上學走出農門的家庭而言，子女的出人頭地在帶來榮耀的同時，也帶來了更沉重的家庭負擔。子女走出農門意味著他們要在城市中生活。雖然子女在城市裡工作生活，但是他們剛剛步入工作崗位，一切都需要從零開始，因而給子女買房就成了父母心頭最大的痛。對於子女步入社會務工的家庭，雖然子女也在務工，但他們初入社會缺乏社會經驗和技能，很少能攢下錢來。一旦子女到了要結婚買房子的年紀，如果父母沒有足夠的積蓄，子女的終身大事就無法依靠家庭本身來完成。除此之外，家庭分工合作還面臨第二個重要的挑戰，即子代對父母的反噬。在家鄉農村，父代擁有強烈的義務觀，供孩子上學，給兒子娶媳婦，這些都是父代們不可推卸的責任，父代即便借高利貸也要給兒子娶媳婦。雖然小家庭父母可以依靠親族的幫助籌措資金給兒子娶媳婦，但是借的這些錢都需要父母償還。尤其是在多個兒子的家庭，兒子和兒媳婦會在結婚的時候儘可能多要。這意味著，子代對於小家庭的存在天然的反噬效應。一旦父母無法應對或者不願意再負擔，小家庭就趨向於瓦解，成為原子化的核心家庭。而且，在高度市場化的當代社會，農民內部的異質性不斷加大，較為富裕的農民對普通農民形成內部擠壓，貧富差距進一步拉大的同時，家庭分工合作面對的壓力就越大。
在親族互助機制方面，也存在著類似的問題。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家鄉農民的價值觀念也隨之發生了一些微妙的變化。市場經濟的理性思維逐漸滲透到了農民身上。這就形成了家鄉農民在親族交往過程中相互矛盾的心理過程。一方面，農民礙於親族內的面子、情分，在親族內的親戚尋求幫助時仍會幫忙。另一方面，又會在日常交往中表現出諸多的不情願和牴觸。在我們這裡，新婚夫妻都有拜年的習俗。很多親戚朋友都很害怕新婚夫妻來拜年，因為新婚夫妻拜年時，要給大紅包。其次，雖然親族的互助為家鄉農民提供了很重要的依靠。但是由於親族內越來越多的人捲入市場經濟，親族關係也越來越受到衝擊。農民脫離土地進入市場，就要面對比務農高的多的風險。很多進入市場的農民，由於缺乏資本，自然而然地尋求親族的幫助。我們村有一個村民辦了一個木炭廠，辦廠的錢都是和親戚借來的。後來這個村民讓人騙了，廠子倒閉了，錢全賠進去了。後來親戚來要錢，他根本拿不出來。因為這個事，他和親戚的關係幾近鬧翻。與此同時，隨著農民大量外出務工，農民離土又離鄉。原有的親族關係在密集的日常交往中越走越近，但是農民大量外出減少了親族之間的交集，更為重要的是，在傳統農業社會中，親族之間的親緣關係因地緣和業緣而強化。農民大量外出務工，地緣關係很難發揮作用，親戚之間的業緣關係也消失了。親族之間的聯繫僅僅依靠親緣關係來維繫。而地緣關係和業緣關係的重要性之提升，一定程度上又弱化了親緣關係。我家門裡的一個爺爺，這幾年過年的時候跟著小兒子在城裡過。前兩年的正月，幾個姑姑和叔叔以及哥哥姐姐們沒有一個來給這個爺爺拜年，其中一個表哥還和爺爺的小兒子住在同一棟樓。姑姑和幾個孩子進進出出，爺爺一家人都知道。後來爺爺的小兒子氣不過，在微信群裡教訓了幾個侄子和外甥，後來每年正月，幾個外甥和侄子都會來拜年。年輕人更多的離開農村外出務工，建立起了自己的關係網絡，這些關係網絡更多地是圍繞著地緣和業緣關係而建立的，相對而言親緣關係也在淡化。最後，近些年來國家對農村的資源投入越來越大，資源不斷輸入鄉村。在鄉村利益分配的過程中，家族和親族勢力潛移默化地滲入，形成了以家族勢力為核心的利益爭奪和分配格局。正是這些外部滲入的資源引起的爭奪，反向上加強了家族的對外團結一致。但是對內關係上，資源爭奪也會引發內部人的矛盾。
最後是政府作為農民的依靠在現實中的困境。雖然政府逐步建立起較為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但是這一系列保障體系也存在很多問題，主要的問題體現在低保政策和扶貧政策的實施上，其中一個重要的問題在於養了很多懶漢。這也是為何最近兩年政府的扶貧工作重點由“精準扶貧”轉向了“扶貧攻堅”，由直接扶貧轉向了產業扶貧，正如扶貧宣傳所說的：扶貧扶志。實際上，扶貧工作的開展相當困難。我的很多親戚朋友在鄉政府工作，一些同學直接負責扶貧工作，處於扶貧工作的第一線。他們經常說的一句話就是：扶不起來。之所以扶不起來有兩個方面的原因：一個是內生性的，一個是外生性的。內生性的原因在於扶貧對象以及扶貧本身。一些貧困戶本身確實貧困，但是他們有勞動能力，但是不務正業、好吃懶做，是大家口中典型的扶不起來的貧困戶。外生性的原因主要在於基層政府的扶貧實踐上。現在基層政府的扶貧工作主要集中在產業扶貧上，為此成立了很多經濟合作社，以為貧困戶脫貧增收，但是產業扶貧的難度很大，尤其在以第一產業為主的西北地區。另外，基層政府的扶貧實踐帶有極強的政治色彩，為了完成扶貧任務、規避責任，基層政府往往會在貧困戶識別上帶有選擇性。一個很普遍的現象是，基層政府在認定貧困戶時，傾向於將那些有勞動能力、短期內可以脫貧的農戶確定為貧困戶。
三、小結：要讓農民生活有底氣
西北農村經歷著劇烈的變動，農民及其家庭也經歷著天翻地覆的變化。即使在劇烈的變動中，農民也能在小家庭、親族和政府中尋得依靠，但是我們也能看到，小家庭有再度瓦解的危險，親族群體逐漸被市場化侵蝕，政府在治理實踐中會出現政策異化和行動偏差，這些都使家鄉農民的依靠機制受到影響和挑戰。在劇烈變動的當下西北農村，沒有任何一種依靠體系是絕對有效和穩固的，甚至三重依靠相互補充也未必能使農民的生活有底氣。實際上，農村出現的很多問題，農民應對社會變遷的能力及其依靠問題，都只能在發展中解決。只有當社會持續發展和進步，經濟發展水平持續提高，社會保障體系不斷健全，國家政策不斷完善，基層治理合於實踐，農民才能依靠自己的勞動滿足生活需求、應對家庭生命週期中的大事件，農民生活才能有底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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