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烈变动的社会中，家乡农民何所依？
梁 伟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
中国正在经历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一是国家与农民关系的巨变，二是乡村社会基础结构之变，三是农民价值之变。对于我的家乡而言，大抵也在发生着这样的变化。我的家乡地处广袤的大西北，这里塬梁峁相间，沟谷河川交错，是典型的黄土高原沟壑区，家乡的农民世代以土地作为安身立命之本，土地是农民生活的依靠。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土地无法为农民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也无法满足农民日益增长的发展性需求，农民大量外出务工，与此相伴而生的是农村社会结构、农民思想观念的巨大的变化。不过，家乡农村稍显特殊：家乡农村地处偏远内陆且交通十分不便，因而近些年才有了明显的变化。因此当前的家乡农村虽然经历着剧烈的变化，但是仍然保留了一些传统西北农村的特性，其中最重要的是一个特性是个体及小家庭行动的亲族连带。
在社会剧烈变迁的当代社会，西北农村从传统走向现代，在传统与现代的剧烈碰撞下，家乡的农民该如何应对源源不断的新问题和新挑战？或者说当种地不再是安身立命之本和根本性的依靠时，农民能够依靠什么？
一、农民生活的三重依靠机制
在我看来，在时代巨变的当代社会，农民一方面十分被动，迎接和承受着社会变迁所引发的各种新挑战、新问题、新压力。另一方面，在迅速变迁的当下，农民自身又在主动调整和适应，并依靠家乡农村自身的社会结构特性，维持自身和家庭的再生产。当然，除了农民自身和家乡农村的社会特性为农民提供的依靠外，国家也在为农民提供全方面的保障和依靠。因此，可以概括家乡地区的农民的三重依靠。
其一，小家庭内部的分工合作机制。在以前，土地是大多数农民的安身之本，家庭成员基本上都要投入到农业生产上来。记得小时候，每到农忙时节，我们一家人都要干农活，干农活时有着明确的分工。开春时，父亲负责耕地和平整土地，因为耕地平地用的犁和耱都需要牲畜牵引，只有成年男子才控制得住。妇女和老人则负责播散种子和施肥，小孩子则负责跑腿，以及在铺地膜的时候拉地膜。夏季的时候也不清闲，一家老小齐上阵给农田锄草。我小时候很少干农活，因为每次大人们让我干活的时候我就应付。后来有了机械化的农作工具后，耕地、播种、施肥、锄草和收割等一系列农作程序都可以借助机械完成，人力投入大大缩减。农业耕作的机械化和半机械化，虽然大大减少了人力投入，但是农民却发现了一个问题：农业生产成本高了很多。因而有时候农民的实际收入相比自耕时，不仅没有显著上升，反而会下降。父亲告诉我，如果从耕地到收割都用机械，种地就没利润了。而与此同时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家乡的农民越来越多地选择外出务工。种地收入的增加和农民越来越多地务工导致的一个重要后果是：很多农民家庭一边种地，一边到外面打工赚钱，也即开启半耕半耕的劳作模式，当然也有很多农民甚至不种地，举家外出打工。我们村五十余户家庭，有五户家庭举家外出打工，其余家庭都是半工半耕的状态。
以土地为基本依靠的半工半耕的劳作模式，甚至家庭成员全部务工的模式，体现的是小家庭在面对社会环境变化时分工合作内容的变化。由于社会变革的众多因素，农民及其家庭无法依靠土地维持再生产，只能适应社会变化进而形成新的分工合作模式。在新的小家庭的内部分工合作模式下，年轻男子或夫妻外出务工，老人种点地，同时照顾孩子。这样，一个小家庭就能兼顾种地和务工，因而就有了两种收入来源。但是，随着子代长大以至子女到了成家的年龄时，小家庭的自我保障体系就无法应对了。尤其是在当下婚姻市场严重不平衡、彩礼飞涨的情况下，很多小家庭根本无力承担如此重压。
其二，亲族的互助和团结机制。不同于华南的宗族，也不同于华北的小亲族，家乡农村的亲族占据着主导地位，亲族包括了家门和外家两支。父系五服以内的亲戚属于家门，母系这边至多不过三服以内的亲戚，都属于外家。在家乡农村，外家的地位很高，红白喜事时都是座上宾。西北的亲族在农民的生活体系中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我将亲族的功能区分为三类：一个是族内的互助，亲族内的互助渗透到农民生活的各个方面。对于家乡的大多数农村家庭来说，娶媳妇实属一件大难事，小家庭凭借自身的积蓄很难给儿子娶媳妇。这时亲族的互助就显得格外重要。去年年初我的一个堂哥要结婚，前前后后需要十多万元，大伯家里拿不出来，就跟家门里的几个叔叔，兄弟姐妹挨个儿借钱，除此之外又跟他的外家人也借了不少钱，最后东拼西凑终于给堂哥娶了媳妇。类似于亲族内某家娶媳妇这种事，亲族里的亲戚必然要搭把手。因为亲戚们都知道，以后自家也会娶媳妇或者有用钱的地方，如果在亲族互助体系内一毛不拔，以后借钱也不容易了。在一些日常交往中，亲族之间也会有很多相互帮助的情况，比如换工和帮工以及日常馈赠。我家几年前搬到了县城生活，每年过年的时候，家里的亲戚都会带很多自家做的吃食给我家，因此我们家过年的时候很少置办年货；一个是矛盾协调和对外行动统一体。亲族内的关系很复杂，有时也会出现一些摩擦和矛盾，或者是小家庭内部的些冲突。当一些冲突和矛盾十分严重以至于小家庭无法独自解决时，亲族内的长辈就会出面调停。前几年，我的一个姑姑要和姑父离婚，起因是姑父沉迷赌博，输了不少钱。姑姑大晚上给几个兄弟、伯伯打电话，让他们到家里“说事”。对外而言，亲族尤其是家门必然要行动一致，共同对外。家门里的人都深知，家门里的亲戚要相互维护，不然会遭受家门的道德职责，同时也会遭致外面人的笑话；最后是红白喜事的行动单位。亲族内的关系网络呈现出有趣的一面：日常交往的互动大多只涉及小亲族，但是在红白喜事上，却会涉及到整个亲族体系。亲族内红白喜事的酒席，都是在自家办。家门里的、外家的亲戚都会提前一两天过去帮忙。收拾食材、修灶安锅、炒菜上菜、刷盘洗碗、打扫卫生，大多数时候都是家门、外家人来做，有时候人手不够也会请村里的人帮忙。在某家办红白喜事时，家门、外家的亲戚都要来参加，如果人不来，礼金定是要捎来的。
通过以上讨论，我们可以发现亲族内的关系之维系，主要渗透在日常交往和互助过程中的。亲族里的亲戚经常都会说这样一句话：要常走动。“常走动”的含义十分丰富，不仅是经常联系或者串门，还有相互之间的照应和互助。但是除了渗透在日常生活中的维系机制，还有一个正式的维持机制：红白喜事，红白喜事在亲族内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由于西北农村亲族成员居住相对分散，很多亲戚并不住在同一个村子里，所以日常交往比较少。虽然日常交往中很多亲戚不参与其中，但是亲族间必定要保持“礼”的往来。如果礼没有到，就意味着彻底断了联系。从这个意义上，家乡农村的亲族维系机制是一种软机制。此外，现代社会通讯技术的发展，某种程度上为亲族的维系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工具，亲族内的成员纷纷建立微信群开展线上交往，打破了时空的阻隔，有利于亲族的维系。正是在西北农村社会发生剧烈变化之际，亲族关系仍然能够得到维系的情况下，亲族的互助和团结才能成为农民有力的依靠。
其三，国家和政府作为农民提供的强有力依靠。国家和政府在托底和治理两个层次上为农民提供了有力的依靠。在托底层次上，最近十来年国家在农村社会投入巨大，建立起来了较为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比如最早推行的医疗保险制度，到后来的低保政策和养老保险制度，可以说从外部进入农村家庭，为农民的生活、医疗和养老提供了支持。当然，最近几年开展的“精准扶贫”和“扶贫攻坚”又掀起了另一种托底模式。以往的托底政策属于输血式，而当下在农村广泛开展的扶贫工作则可以看做是输血与造血相结合的模式。以我所在的市为例，本市将贫困户分为四类：一是有劳力且有一定技术贫困户。这类贫困户主要依靠经营农业特色产业增收，住房、饮水、子女教育等基本达标，家庭没有患重大疾病人员，主要短板在于收入来源单一且不够稳定。二是有剩余劳力且可输转贫困户。这类贫困户家庭收入主要来自出外打工。三是有一定劳力在本地打零工贫困户。这类贫困户收入主要来自就地打零工和农业生产兼业，一般家里子女幼小或有老人病人需要照顾，家庭拖累大，或者自身劳动技能很低，无法外出务工，只能在从事农业生产之余就地找零工，没有稳定收入来源。四是无劳力预备托底贫困户。这类贫困户一般家庭主要成员完全或部分丧失劳动能力，很难依靠自主发展产业和就业帮助脱贫，收入主要来自社会保障和救济。对于第三、四类贫苦户，只能依靠低保进行托底。而对于一类二类贫困户，则主要依赖产业扶贫的方式使农民脱贫增收。我们县去年大量创办的湖羊养殖合作社，就属于产业脱贫。在治理层次上，国家制定和实施了大量惠农政策，向农村投入了大量的资源，这些都使得很多三农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解决。除此之外，政府在治理过程中不断与时俱进，针对农村社会出现的新问题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和规定，比如我们县针对天价彩礼问题就出台了一些办法和规定，以遏制疯狂索要彩礼的不正之风。
由此可以看到，在家乡农村，形成了以家庭分工为基础的自我依靠机制，亲族互助机制，以及政府主导的社会保障和治理体系。自我依靠体系和亲族互助体系这二者可以看做是农民的内部依靠机制，政府主导的社会保障和治理体系可以看做是外部依靠机制。三大机制相互补充，使得农民在面对剧烈的社会变迁和市场选择的情况下有所依靠。但是这一整套体系存在很多不稳定因素，一方面是农村社会结构的变化和农民价值观的转变导致内部保障的松散化，一方面是因为外部保障体系在落实层面出现了很多继发性问题。
二、三重依靠的现实困境
虽然当前的家庭分工合作，使得家乡农民在面对农村社会的变化和新时期的挑战时拥有自我保障的能力，但实际上在家庭分工合作过程中只有夫妻二人可以为家庭提供基础性保障。对于子女通过上学走出农门的家庭而言，子女的出人头地在带来荣耀的同时，也带来了更沉重的家庭负担。子女走出农门意味着他们要在城市中生活。虽然子女在城市里工作生活，但是他们刚刚步入工作岗位，一切都需要从零开始，因而给子女买房就成了父母心头最大的痛。对于子女步入社会务工的家庭，虽然子女也在务工，但他们初入社会缺乏社会经验和技能，很少能攒下钱来。一旦子女到了要结婚买房子的年纪，如果父母没有足够的积蓄，子女的终身大事就无法依靠家庭本身来完成。除此之外，家庭分工合作还面临第二个重要的挑战，即子代对父母的反噬。在家乡农村，父代拥有强烈的义务观，供孩子上学，给儿子娶媳妇，这些都是父代们不可推卸的责任，父代即便借高利贷也要给儿子娶媳妇。虽然小家庭父母可以依靠亲族的帮助筹措资金给儿子娶媳妇，但是借的这些钱都需要父母偿还。尤其是在多个儿子的家庭，儿子和儿媳妇会在结婚的时候尽可能多要。这意味着，子代对于小家庭的存在天然的反噬效应。一旦父母无法应对或者不愿意再负担，小家庭就趋向于瓦解，成为原子化的核心家庭。而且，在高度市场化的当代社会，农民内部的异质性不断加大，较为富裕的农民对普通农民形成内部挤压，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的同时，家庭分工合作面对的压力就越大。
在亲族互助机制方面，也存在着类似的问题。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家乡农民的价值观念也随之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市场经济的理性思维逐渐渗透到了农民身上。这就形成了家乡农民在亲族交往过程中相互矛盾的心理过程。一方面，农民碍于亲族内的面子、情分，在亲族内的亲戚寻求帮助时仍会帮忙。另一方面，又会在日常交往中表现出诸多的不情愿和抵触。在我们这里，新婚夫妻都有拜年的习俗。很多亲戚朋友都很害怕新婚夫妻来拜年，因为新婚夫妻拜年时，要给大红包。其次，虽然亲族的互助为家乡农民提供了很重要的依靠。但是由于亲族内越来越多的人卷入市场经济，亲族关系也越来越受到冲击。农民脱离土地进入市场，就要面对比务农高的多的风险。很多进入市场的农民，由于缺乏资本，自然而然地寻求亲族的帮助。我们村有一个村民办了一个木炭厂，办厂的钱都是和亲戚借来的。后来这个村民让人骗了，厂子倒闭了，钱全赔进去了。后来亲戚来要钱，他根本拿不出来。因为这个事，他和亲戚的关系几近闹翻。与此同时，随着农民大量外出务工，农民离土又离乡。原有的亲族关系在密集的日常交往中越走越近，但是农民大量外出减少了亲族之间的交集，更为重要的是，在传统农业社会中，亲族之间的亲缘关系因地缘和业缘而强化。农民大量外出务工，地缘关系很难发挥作用，亲戚之间的业缘关系也消失了。亲族之间的联系仅仅依靠亲缘关系来维系。而地缘关系和业缘关系的重要性之提升，一定程度上又弱化了亲缘关系。我家门里的一个爷爷，这几年过年的时候跟着小儿子在城里过。前两年的正月，几个姑姑和叔叔以及哥哥姐姐们没有一个来给这个爷爷拜年，其中一个表哥还和爷爷的小儿子住在同一栋楼。姑姑和几个孩子进进出出，爷爷一家人都知道。后来爷爷的小儿子气不过，在微信群里教训了几个侄子和外甥，后来每年正月，几个外甥和侄子都会来拜年。年轻人更多的离开农村外出务工，建立起了自己的关系网络，这些关系网络更多地是围绕着地缘和业缘关系而建立的，相对而言亲缘关系也在淡化。最后，近些年来国家对农村的资源投入越来越大，资源不断输入乡村。在乡村利益分配的过程中，家族和亲族势力潜移默化地渗入，形成了以家族势力为核心的利益争夺和分配格局。正是这些外部渗入的资源引起的争夺，反向上加强了家族的对外团结一致。但是对内关系上，资源争夺也会引发内部人的矛盾。
最后是政府作为农民的依靠在现实中的困境。虽然政府逐步建立起较为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但是这一系列保障体系也存在很多问题，主要的问题体现在低保政策和扶贫政策的实施上，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在于养了很多懒汉。这也是为何最近两年政府的扶贫工作重点由“精准扶贫”转向了“扶贫攻坚”，由直接扶贫转向了产业扶贫，正如扶贫宣传所说的：扶贫扶志。实际上，扶贫工作的开展相当困难。我的很多亲戚朋友在乡政府工作，一些同学直接负责扶贫工作，处于扶贫工作的第一线。他们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扶不起来。之所以扶不起来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个是内生性的，一个是外生性的。内生性的原因在于扶贫对象以及扶贫本身。一些贫困户本身确实贫困，但是他们有劳动能力，但是不务正业、好吃懒做，是大家口中典型的扶不起来的贫困户。外生性的原因主要在于基层政府的扶贫实践上。现在基层政府的扶贫工作主要集中在产业扶贫上，为此成立了很多经济合作社，以为贫困户脱贫增收，但是产业扶贫的难度很大，尤其在以第一产业为主的西北地区。另外，基层政府的扶贫实践带有极强的政治色彩，为了完成扶贫任务、规避责任，基层政府往往会在贫困户识别上带有选择性。一个很普遍的现象是，基层政府在认定贫困户时，倾向于将那些有劳动能力、短期内可以脱贫的农户确定为贫困户。
三、小结：要让农民生活有底气
西北农村经历着剧烈的变动，农民及其家庭也经历着天翻地覆的变化。即使在剧烈的变动中，农民也能在小家庭、亲族和政府中寻得依靠，但是我们也能看到，小家庭有再度瓦解的危险，亲族群体逐渐被市场化侵蚀，政府在治理实践中会出现政策异化和行动偏差，这些都使家乡农民的依靠机制受到影响和挑战。在剧烈变动的当下西北农村，没有任何一种依靠体系是绝对有效和稳固的，甚至三重依靠相互补充也未必能使农民的生活有底气。实际上，农村出现的很多问题，农民应对社会变迁的能力及其依靠问题，都只能在发展中解决。只有当社会持续发展和进步，经济发展水平持续提高，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健全，国家政策不断完善，基层治理合于实践，农民才能依靠自己的劳动满足生活需求、应对家庭生命周期中的大事件，农民生活才能有底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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