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鍾書先生的《圍城》裡有這麼一段描寫民國時期學科歧視的話：
曹元朗料想方鴻漸認識的德文跟自己差不多，並且是中國文學系學生，更不會高明——因為在大學裡，理科學生瞧不起文科學生，外國語文系學生瞧不起中國文學系學生，中國文學系學生瞧不起哲學系學生，哲學系學生瞧不起社會學系學生，社會學系學生瞧不起教育系學生，教育系學生沒有誰可以給他們瞧不起了，只能瞧不起本系的先生。
其實 ，不僅僅是民國，即使是在現在，很多人都在質疑文科的價值——說白了就是能換成多少錢。什麼人文意義、什麼人類關懷、什麼文明走向之類的，都不重要，我們只看你畢業後能賺多少錢，是否能很快當上總經理、出任CEO、迎娶白富美、走上人生巔峰。
就像賈玲在小品中常常先吐槽自己身材胖一樣，自己吐槽自己，就能讓別人無處吐槽。從晚清以來，就有知識人，很多還是很有名的學者大佬揭自己人的短、造自己人的反，不斷自我吐槽。
讓我們看看，民國初年前後，知識分子們是怎麼吐槽讀書人的。
一、 讀書人心腸最壞
1906年，章太炎按捺不住內心裡對讀書人的討厭，寫了篇《革命道德說》的文章，從道德的層面論證著讀書人的無用，這篇文章在當時可是刷新了讀書人造自己反的新高度。
首先，章太炎把當時人的職業分成農、工、小販、小商人、通人（讀書人）等16種，道德高低的標準就是知識的多少。
其次，章太炎講道德和知識成反比，“知識愈進，則離於道德也愈遠”，因此沒讀過什麼書的農民的道德水平最高。比起讀書人來，工人和小商小販雖然都有點小毛病，但在道德上不知高出讀書人多少。
這真是一個比較奇怪的標準了。你越是有知識，越是沒道德 。假如農民、工人和小商小販變成了“良農、良工、良賈”也就是有專業知識的人後，道德就保不住了。所以章太炎講：樸實的人最好，有知識的人最壞。最後還不忘加一句吐槽：讀書人最有知識，道德上也最有問題。
章太炎還結合當時剛剛廢除科舉制的時事熱點，痛罵那些還在想著讀四書當大官的讀書人是“以富貴利祿為心”，沒有一技之長還整天想著發財當官，最好是開除這些人的“士”籍。
由此可見，暴脾氣的老章的確是對讀書人失望極了，他居然是最早提出“知識越多越反動”的人。
二、 學文不如學商
還在章太炎大罵讀書人沒道德之前，晚清的許多讀書人就已經在吐槽“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舊觀念了。
首先是懷疑讀書人的社會領頭羊地位，並且隱隱約約地提出農、工、商人都是“讀書人”的新主張。理學名家曾國藩藉著談論西方人“無論為士、為工，無不入塾讀書，共明其理”，含蓄地提出農、工、商人都要學點知識，成為自己專業領域內有文化的人；郭嵩燾和梁啟超則點明瞭四民要“有商中之士、工中之士、農中之士。”
既然農民、工人和商人通過不斷地學習都可以成為有知識的讀書人，那幾千年來讀書人特有的地位又在哪兒？豈不是“萬般”都皆上品了？
當時思想最保守的王闓運覺得這種想法實在是會埋葬讀書人，他拿著《論語》講，這是違背了孔子提出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觀點，是一種大逆不道的想法。
然而，洋人先進的技術不僅讓一些讀書人瞧不起四書五經的舊知識，還讓他們看到學文實在不如學工學商。
鄭觀應在《盛世危言》裡講“商務者國家之元氣”、“全以商賈之道行之”；薛福成講“商握四民之綱”；王韜更寫了一本《恃商為國本論》，大談商人在國家發展中的重要性。這些言論直指一個問題——在這個時代，跟商人們比起來，讀書人真是沒用了。
要說那個時代最看不起學文的，吐槽光讀幾本舊書沒啥用的就要屬嚴復了。他講要是你讀的書不能產生推動國家生產力發展的效果，那麼最好別讀。
1895年，他發表了《救亡決論》，大量篇幅批評讀書人是“遊手之民、民之蠹蟲”，最後還指出讀書人“一言以蔽之，曰：無用”。後來鄒容也毫不客氣地講中國的讀書人，“實奄奄無生氣之人。”
無論是嚴復還是鄒容，他們質疑的對象都是傳統的、讀舊書的那些讀書人 。在他們心裡，大概率認為學文不如學工學商。要是你讀的書不能致富，還不如回老家去賣紅薯。
三、讀書不如學手藝
1905年清政府廢了科舉以後，這種關於讀書沒用的調子也被讀書人講的也越來越直白。
當時的思想怪傑宋恕宣稱“士大夫遠不如種田挑擔人之有真是非”，強調要“由貧民來定道統”。
這實際上和章太炎講的一樣，農民沒知識但有手藝，道德最高；白話道人林獬在自己辦的白話報裡講的更明白，“現在中國的讀書人，沒有什麼可望了！”讀書人“光會說大話做大文章，還要天天罵人。”可望的反而是“種田的、做手藝的人” 。
有意思地是，
從讀書人的言論來看，他們始終都在為自己的槽點建立一個對立面。把對自己人的失望轉為對農、工、商人的期望。把自己吐槽的一文不值，把有手藝的農工商人的地位抬得非常高。
這些“沒用”的調子和廢科舉以後讀書人的境遇不無關係—你過得越不好，顯得越沒用。廢科舉幾乎斷了大部分讀書人的前途，因為不能進入公務員體制了。
蔣夢麟講他那些凡是隻知道考科舉的少年同學，最後幾乎都是窮困潦倒以終日。太原的劉大鵬也在日記裡講述內心的迷惘和困惑，不知道自己何去何從。
說到底，在那些有著新思想的人看來，只會抱著四書五經讀來讀去的人當然不能適應社會的發展，除了沒用被淘汰，還剩下什麼？還不如去學門手藝實在。
四、讀書不如當工人
新文化運動以後，尤其是十月革命的炮聲傳到中國讀書人耳中時，讀書人對自我的新一輪吐槽又開始了。這輪的吐槽來自於比較激進的那派讀書人，他們認為與其做個手無縛雞之力的讀書人，還不如做個能創造價值、自食其力的工人。
李大釗在聽到俄國十月革命的消息後，在《庶民的勝利》中高呼“我們應該在世界上當一個工人。諸位啊！快去作工呵！”當時的北大校長蔡元培講的更清楚，說讀書人不叫讀書人，而是“教育的工人”，強調“我們都是勞工。”這一派讀書人自貶的厲害，覺著工人才是社會的重心，讀書人只有和工人們打成一片才能實現自己的價值。
1919年，受李大釗影響很深的傅斯年講的更極端，說要是我們這些讀書人不去勞動，當了一個“不勞而亦食”的人，就變成了“僭竊者”，等著那些勞動者“將來革我們的命”。
千言萬語就一句：讀書人，你別傻站著！去做工去，去到“工人”當中創造價值！
五、 別叫我“知識分子”
這些喜歡矯枉過正的中國近代知識分子，他們不否定讀書人群體存在的必要性，但主張自己要和工人打成一片，強調“沒有勞動，就沒有人生”。
而且他們也不喜歡把自己稱作“知識分子”，他們經常痛罵那些不能勞動的讀書人是“偽士大夫”、“偽知識分子”。
這種觀點反映在這一時期興辦的許多社團“勤工主義”、“工學主義”的口號上。
1918年6月，和李大釗一塊兒發起少年中國學會的記者王光祈，在學會的計劃裡講改造中國最有希望的是“中國勞動家”，認為中國的讀書人“自身便是勞動者，便是勞動階級的一份子。”
為此，他還發起成立了工讀互助團，實驗著讀書和做工相結合的理想。當年毛澤東在進入少年中國學會以後，便發起了“為每一個人洗衣服，每次收一枚銅板”的活動，充分體現了這種要求“讀書人”和“工人”相結合的主張。
從十月革命到五四這一時期，“勞工神聖”的調子定了下來，那些有著新思想的讀書人生怕別人喊自己是“士大夫”。
這裡有兩個例子：
1927年，
王國維自沉以後，一直想當王國維學生的顧頡剛寫了篇紀念文。他在深情紀念完王國維以後，竟然批評王國維說，他早年就割辮，卻偏偏在民國以後留起辮子甚至殉了清朝，這是他“故意立異，裝腔作勢，以維持其士大夫尊嚴的確據”，所以“我們絕對不能表示同情。”
1928年惲代英批評青年黨堂而皇之宣傳“士大夫救國論”；可青年黨人反唇相譏惲代英等人是“奪政權武器的士大夫。”
總之，雙方各不承認自己是“讀書人”。
杭州青年、在新文化運動中大膽寫出《非孝》文章的施存統說的一句話道出了讀書人那種夾雜著原罪感的複雜心態。
“我很慚愧，我現在不是一個工人。”
參考文獻：
1、 王汎森：《傅斯年：中國近代歷史與政治的個體生命》，北京：三聯書店，2017年版。
2、 王汎森；《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長春：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10年。
3、 蔣夢麟：《西潮》，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16年。
4、 劉大鵬：《退想齋日記》，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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