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珩談溥儀、莊士敦與《紫禁城的黃昏》高伯雨譯本

趙珩（澎湃新聞 劉箏 繪）

1919年，經過輾轉介紹，莊士敦（Reginald Fleming Johnston）進入紫禁城，成了為遜帝溥儀講授英文的“洋師傅”，直到1924年溥儀出宮為止。這段為期五年的“帝師”生涯，被莊士敦寫成Twilight in the Forbidden City一書，後為掌故名家高伯雨譯出，取名《紫禁城的黃昏》。2019年10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紫禁城的黃昏》高伯雨譯註本。我們採訪了諳熟晚清民國掌故的趙珩先生，請他介紹了關於莊士敦與溥儀小朝廷的種種往事。

《紫禁城的黃昏》

莊士敦和溥儀

莊士敦在進宮給溥儀當帝師之前，當時的清宮是怎樣的狀況，能請您介紹一下嗎？

趙珩：溥儀小朝廷之前的慈禧、光緒時代，還有辛亥革命，莊士敦還沒到紫禁城，很多東西是說不清楚的。這個階段的清宮情況，我可以簡單介紹一下。1911年辛亥革命以後，實行了清室優待條件。我們今天看到的故宮太和門以內的“前三殿”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以及左右的文華殿和武英殿都已不再為清室所有。溥儀小朝廷的範圍是南到乾清門，北到神武門，包括乾清宮、交泰殿、坤寧宮這後三殿，面積雖然不小，但只剩原來的三分之一。清室優待條件在實行的過程中，也發生了一些重大的歷史事件，比如說北洋與革命黨的南北之爭、袁世凱的洪憲稱帝，以及張勳的丁巳政變。這些事情莊士敦雖然都沒有經歷過，對他這位“客卿”來說卻是重要前奏，不然他也不會進宮。說起丁巳政變，我說一點題外話。當時是張勳帶著辮子兵從徐州到北京，結果政變只維持了十二天。我在《二條十年》裡提到過，我家有個男傭叫老夏，似乎曾在北洋三傑之一王士珍家裡幹過，後來是在我家去世的。老夏是個旗人，滿腦子封建思想，給我從小灌輸的東西都是張勳是好人，遺憾張勳復辟沒能成功，說起丁巳政變整個過程，怎麼起事，何時出發，怎麼進的東華門，張勳後來如何倉皇逃到荷蘭使館避難，詳細極了，就好像他親眼看見似的。

說回正題。在這個時期，溥儀小朝廷依舊維持著原來的生活狀態，用的還是宣統年號，當然，上諭、年號都不出乾清門，社會上已經是民國多少年了，乾清門以內還是宣統多少年。莊士敦也用宣統年號。所以《紫禁城的黃昏》這本書在時間標註上略有些混亂，高伯雨有的注得很清楚，有的也語焉不詳。

那麼，當時行走於紫禁城的都是哪些人呢？於公而言，是袁世凱、徐世昌這些人。大概1913年隆裕賓天，袁世凱、徐世昌都到場了。這是大事。隆裕的葬禮非常盛大，移出了乾清門，在太和殿舉行的，而且評價也很高，匾上寫著“女中堯舜”。這是袁世凱為了稱帝而刻意做的準備，以示自己是有所本的。隆裕死了以後，從1912年到1924年的11月，雖然也發生過丁巳政變這種事情，但是小朝廷的生活還是比較安定的。這個過程當中，溥儀慢慢長大了，到了十二三歲，就牽扯出了教育問題。行走於紫禁城的另外一些人，就是溥儀的師傅。《紫禁城的黃昏》裡提到的溥儀的幾位師傅，都與莊士敦有過來往，或者他比較熟悉，當然也有例外，比如也曾是帝師的陸潤庠，他是蘇州人，清末狀元，1916年就死了，莊士敦基本沒有提到。另外還有一位短暫做過帝師的袁勵準，莊士敦也提得不多。袁勵準出身的武進袁家跟我家關係很密切，例如袁行雲、袁行霈先生都是武進袁家的子嗣。

莊士敦提到的重要人物有這麼幾位。首先是福建螺洲的陳寶琛，帝師領袖。其次是廣東番禺的梁鼎芬，他資歷不淺，但是死得較早，很早就中風了。梁鼎芬完全以遺老自居，有一張照片很有名，他去崇陵種樹，表示忠於清室。還有一位朱益藩跟莊士敦接觸也較多，他是江西萍鄉人。最後就是伊克坦，他是滿族人，教溥儀滿文。不過據莊士敦說，伊克坦的滿文水平究竟如何很難說，他一直一口北京話——晚清時滿族人不懂滿文的是多數，不像今天咱們還有滿文學院、滿學會。伊克坦在帝師當中最不受重視，因為溥儀對滿文不大重視。

這個時候，社會上各種不同的思潮都在湧現，莊士敦進宮是1919年，正值五四運動。如今回看起來，五四運動在文化人當中固然是有影響的，但是當時對整個社會文化產生了多大影響，這也很難說。就以京戲為例，雖然魯迅、周作人、胡適都不怎麼喜歡，但是1919年到1937年這二十年，恰恰是京戲發展最繁榮，人才輩出、群星燦爛的一個時期，販夫走卒夜裡走道，總也還哼兩句“父女打漁在河下”“我正在城樓觀山景”。這純粹是“舊文化”。

就是在這樣一個新舊交替、風起雲湧的歷史背景之中，莊士敦來到了乾清門內的紫禁城。

莊士敦是怎麼得到進入紫禁城的機會的呢？

趙珩：這裡面有兩個關鍵人物。第一個是徐世昌，他負責給溥儀找師傅。徐世昌當時在北京，後來一度做了國務總理，他對清朝還是有感情的。說起來，徐世昌跟我的伯曾祖趙爾巽是有些矛盾的。我手裡有一些伯曾祖和袁世凱之間的來往通信，是廣東的王貴忱先生複印給我的，因為王先生專門收藏信札。從這些信札可以看出，袁世凱調解了不少我伯曾祖和徐世昌之間的矛盾，因為徐世昌在前、我伯曾祖在後，都做過東三省總督，我伯曾祖對徐世昌的很多政策並不滿意，他在當地推行了很多新政——在接受新思想這一點上，他比徐世昌更開明，例如《南亭隨筆》裡就記載，他講演時喜歡引用赫胥黎、華盛頓。

徐世昌

第二個是李鴻章的三子李經邁，他在威海衛做過事，徐世昌通過他輾轉找到了莊士敦。據莊士敦說，本來是想找一個美國人的，但是此人要去做公使，李經邁就把自己這個蘇格蘭人介紹給了徐世昌。莊士敦做過殖民官員，先在香港，後在威海衛，因為反對利用宗教在中國搞滲透，很多英國人罵他。他輾轉進入紫禁城之前，已經是個中國通了，遊歷了很多名山大川，對詩詞、經學都頗有研究。當時像他這樣熟悉中國、喜歡中國歷史文化的外國人還有很多，比如瑞典的喜仁龍，他研究北京古建築是一座座丈量過去的。喜仁龍那本《北京的城牆與城門》首發式由我主持，我開玩笑說，如果今天咱們想要復建一座北京城的話，這本書完全可以作為最基礎的藍圖。

李經邁

對溥儀師傅這個職務，莊士敦是勝任愉快的，他覺得這對自己更深層地瞭解中國有好處，而且能進入這麼核心的機構，也是一種榮幸。

您怎麼評價《紫禁城的黃昏》的高伯雨譯本？

趙珩：《紫禁城的黃昏》成書以後，一年之內就印了好幾次，也有不少人將它譯成中文。高伯雨這個譯本是譯註本，用咱們中國的經學術語來說，它不僅有注，注以外還有疏——注是注書的，疏是注注的。他的疏給我印象最深的是兩處。一處是溥儀的生母瓜爾佳氏去世，高伯雨用將近兩頁篇幅的疏，詳細介紹了相關背景，例如瓜爾佳氏自殺的傳聞。還有一處關於延恩侯朱煜勳，這位朱煜勳一般人不大知道，高伯雨又用一大段疏對延恩侯的來龍去脈做了介紹。因為中國人歷來有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的思想，所以延恩侯作為明代朱氏皇帝的後裔在清朝襲二等爵位，每月都有俸錢可領，但別說民國時候，就是在清末，這筆錢也常常領不下來，所以這位末代延恩侯朱煜勳是窮困潦倒。高伯雨在注之外又加了很多疏，擴大了原書的內容，這是本書很大的一個優點。

但是高伯雨的譯本也存在一些問題。第一個問題是，高伯雨這位掌故家跟舊掌故家不太一樣，第一手資料不多，他寫到的很多事情，一個是道聽途說，一個是翻檢報刊。而且他對北京沒什麼感性認識。他是廣東澄海人，對香港最熟悉，也在上海待過一段時間，北京的不少事物他並不熟悉。第二個問題是，高伯雨的立場是偏左的，思想比較激進，有些譯文不免對莊士敦的原文有所歪曲。舉個例子，書中有一處譯文叫“乳臭未乾的龍”，其實譯成“沖齡天子”或者“襁褓中的天子”是更好的。這是典型的報人習氣，按照今天的話說叫“標題黨”。高伯雨的好多題目都是這種報人習氣。

莊士敦和溥儀的關係怎麼樣？他怎麼看待自己的帝師身份？

趙珩：莊士敦對中國文化、對溥儀個人的感情都是非常深的。這裡面既有中國歷史傳統的影響，也有西洋人文精神的因素。他進宮以後，首先得找個住處，清宮花錢給他租了一處房子，在景山後街的油漆作衚衕，離他的工作地點毓慶宮也近——這裡歷來是皇帝讀書的地方。將近五年的帝師生涯之中，莊士敦是恪盡職守的。有人說他是帝國主義派來滲透的特務，其實這種說法是不成立的，其實他並不代表政府，完全是以個人身份來做帝師，從中國人角度來說，他可以算作“客卿”。他對自己能在清宮裡有這麼一個差事也是以為榮幸的，他進宮時就是二品頂戴，1922年溥儀大婚又賞了頭品頂戴，莊士敦是很高興的。

前面提到，高伯雨譯文中常有些對清廷不恭敬的話，這些大都不是莊士敦的原文，但是在一件事情上，高伯雨與溥儀、莊士敦立場一致，那就是對內務府的態度。因為內務府積弊已久，可以說是很長一段時間以來都是貪汙腐化、中飽私囊。內務府管理的是宮廷事務，自然是由旗人來擔任內務府總管大臣，到了溥儀小朝廷的時候，居然用了莊士敦推薦的漢人鄭孝胥來總管內務府，這是有清歷史上前所未有的。莊士敦一直希望整頓內務府，第一步就是遣散太監，辛亥以後太監已經裁撤了很大一部分，還剩一小部分留在神武門內，當時北府裡的醇親王載灃是不大願意遣散太監的，但是溥儀受到莊士敦影響，決定裁撤太監，結果就是建福宮大火，溥儀猜測這是太監有意縱火，乾脆把這個毒瘤徹底割了。所以，在對待內務府這個問題上應該說高伯雨與溥儀、莊士敦這三個人是一致的。我個人也覺得內務府太不像話，從前北京有句俗語：樹小房新畫不古，此人必是內務府。這是嘲笑內務府官員中飽私囊，賺得盆滿缽滿，可是人沒文化，個個都是暴發戶心態，房子蓋的都是新的，可是大樹移不過來，掛的也都是當代名人字畫。

莊士敦在溥儀身邊這段時間，主要還是教皇帝學英文，跟著莊士敦幾年學下來，溥儀的英文水平是不錯的。另外，莊士敦教給溥儀很多新知，比如他給溥儀看了很多地圖、畫冊，介紹各國的氣候、物產，英國的君主立憲、兩院制度，還有英國、法國的文學作品。莊士敦雖然在宮裡當差，業餘時間對中國社會還是有較多接觸的，時新刊物如《新青年》他也拿去給溥儀看，雖然他並不贊同其中的思想，但還是希望溥儀能夠兼收幷蓄，多看點東西。溥儀當時受的教育，既有中國的舊學，也有西洋的新學，包括理科的東西——莊士敦也給溥儀講過一點數學。我從前在《百年斯文》所收訪談（《趙珩談襄平趙家》，《東方早報·上海書評》2014年1月5日）裡也提到，我父親趙守儼小時候受的教育就是這樣的。他沒念過民國的小學，是在乾麵衚衕的美國學校里長大的，與王世襄先生是同學，王先生十年一貫讀了下來，我父親因為太平洋戰爭爆發沒念完。而他在家裡受的是另一套教育，我祖父請了經學的老師講左傳，又請來戴綏之先生講小學，他也是啟功先生的老師。我父親還有一個愛爾蘭的老師教英文。雖然這種民間教育跟宮廷比不了，思路卻是一致的——既要有舊學，又要有新知。就我所知，週一良先生、楊憲益先生都跟我父親一樣受的是這種國學、西學雜糅的教育。

在1924年北京政變以前，莊士敦其實是無意參與中國政治的，他與中國的官僚幾乎沒有太多接觸，日常來往無非就是幾位同事。陳寶琛威信很高，資歷也老，莊士敦接觸得最多，莊士敦在櫻桃溝的別墅，陳寶琛也去過，還寫了東西送給他，他都很珍視，存著一張照片。朱益藩也接觸得較多。此外的幾位，梁鼎芬死得較早，伊克坦教滿文，跟莊士敦不搭界。在小朝廷之內行走的這五年，一些重大的活動，比如昇平署的演出，莊士敦都參加了。

這個時期昇平署的大規模演出只有三次。1915年敬懿太妃過生日，外面的戲班都請了進來，莊士敦沒趕上。第二次規模最大，就是1922年的溥儀大婚，演了三天戲，老一點的像陳德霖，較年輕的如楊小樓、梅蘭芳，這些名角兒全進宮了。第三次是1923年端康太妃過生日。

故宮的戲臺很多，例如重華宮、長春宮，而昇平署的演出用的是漱芳齋，它的戲臺相對來說比較小，裡面一個，外頭一個，裡面那個戲臺演的是些崑曲小戲，例如《尼姑思凡》《遊園驚夢》，大戲一般就在漱芳齋院子外頭那個戲臺。我在漱芳齋開過很多次會，裡面地方很小，莊士敦看戲時場面也遠不如在重華宮、頤和園看戲那麼大，但也確實算件大事，所以他出席時也得穿上袍子馬褂。那個時候外國使節來中國總要拜會一下遜帝，這個小朝廷的外事活動還不少，莊士敦作為帝師和客卿都會參與其中，他也覺得是種榮耀，有時候還以中國人的身份、穿著中國人的服裝去接待。

穿著中式服裝的莊士敦

這種好日子，基本上就過到1924年溥儀出宮。

除了您前面講到的莊士敦的同事，莊士敦接觸較多的還有哪些人？

趙珩：還有就是他的學生，例如伴讀的大阿哥溥偉的兒子，後來沒有了。溥儀之外，莊士敦接觸最多的人就是溥傑，另外就是郭布羅·潤麒，我小時候是經常跟他一塊玩的，我在《二條十年》中專門有一節寫到三格格金蕊秀和郭布羅·潤麒。三格格那個人非常規矩、老實，郭布羅·潤麒就活潑多了。他能在我們家的院子裡倒著騎自行車，說自己是馬戲團的，我的印象深極了，他還跟我奶奶一塊唱《四郎探母》，我奶奶演太后，他演國舅。這出戏裡有大國舅和二國舅兩個角色，所以人們都說戲臺上這兩個國舅，一個是真國舅，一個是假國舅。北京飯店的經理演的大國舅是假的，演二國舅的郭布羅·潤麒是真國舅，而且他既是駙馬又是國舅——駙馬是因為他娶了溥儀的妹妹，國舅是因為他是婉容的弟弟。他晚年還騎摩托車，後來開了個診所。四格格的兒媳婦跟我又是同事。我對他們都非常熟悉。

莊士敦在宮裡這段時間，接觸最多的無非就是這幫孩子——他是不拿溥儀當孩子的，那時溥儀已經是一個少年了，溥傑也是少年，郭布羅·潤麒比他們小四五歲，還是個孩子。他們其實對各種新事物都挺感興趣的。建福宮大火之後，原有的場地上建了個網球場，之後這幫格格阿哥就在上面打網球。溥儀為了騎自行車把宮裡的門檻都鋸了，這是盡人皆知的，他對汽車也感興趣——後來溥儀出宮，逃到天津租界的時候，他還真買了一輛汽車。

莊士敦的故居現在還在嗎？

趙珩：他在城裡的故居大概不在了，但是在門頭溝的櫻桃溝有所別墅，現在修得煥然一新。這件事跟我還有一點關係。1991年10月，我陪著劍橋大學的漢學家麥大維教授，還有北大中古史研究中心的榮新江等幾位學者去了一趟。我們走的是門頭溝的山路，到了櫻桃溝別墅，發現根本沒人管，門窗全沒有了，變成了豬圈馬廄。我們待了大概半個小時，麥大維教授很是傷心。我們當時就對門頭溝當地熱心地方文化事業的同志說，這個地方還是很有意義的，應該把它重新修繕。我回去也向文物局反映了這個問題。今天我表弟拍了張櫻桃溝別墅的照片發給我，修得很好。

說到溥儀出宮，莊士敦在其中也是起到了作用的，能請您談談嗎？

趙珩：這個事情發生得非常突然，用站在遜清立場的人的說法，叫做“逼宮”。要我來形容，就是八個字：城門失火，殃及池魚。這是因為1924年的第二次直奉戰爭。馮玉祥倒戈一擊，回師北京，吳佩孚當時不在北京，馮玉祥趁機把曹錕囚禁起來，控制了整個北京。當時社會上對溥儀小朝廷是有意見的，有人曾提出讓溥儀移出紫禁城，搬到頤和園去，遭到小朝廷裡的很多人反對。結果馮玉祥來硬的了，讓鹿鍾麟與張璧去逼宮，別說頤和園，就連乾清門內都保不住了。當時有很多遺老指著鹿鍾麟的鼻子罵，你忘了先太傅了嗎？因為他是晚清太傅鹿傳霖的同族。鹿鍾麟與張璧限定溥儀幾個鐘頭之內出宮，什麼東西都不許拿，他一點準備也沒有，驚慌失措，就上北府去找醇親王了。說到醇親王，老醇親王府是在鮑家街今天的中央音樂學院那個位置，後來恭王逐漸失勢，醇王逐漸得勢，北府是新蓋的醇王府。

溥儀出宮之後，鹿鍾麟（中）在清室代表紹英的帶領下查看永壽宮

1961年，溥儀與鹿鍾麟在北京相會

溥儀搬去了北府，莊士敦沒去，依舊住在油漆作那間房子裡，但是他也在多方奔走，先幫忙將溥儀移到英國使館，後來又找了日本使館的芳澤謙吉公使——丁巳政變，黎元洪跑到了日本使館，丁巳政變失敗，張勳跑到了荷蘭使館，使館常常是作為避難處的。1923年日本關東大地震，溥儀出了一大筆錢賑災，日本方面是非常感激溥儀的，所以芳澤公使接納了溥儀。但這畢竟不是長久之計。當時遺老的去向基本上是四個：絕大部分人辛亥以後跑到了天津租界；有一部分人去了青島德租界，我的伯曾祖就是這樣，他對德國的印象比較好，就到青島去了；有一部分人去了上海，像陳夔龍；還有一部分人，像善耆就去了旅順。這四個地方都在溥儀的考慮之中，最後他去了天津。辛亥革命爆發時的湖北總兵張彪正好在天津做寓公，他不僅甘願讓出自己住的張園來接納溥儀，還每天穿著棉袍，把棉袍的大襟藏掖在腰帶裡，天天來掃院子，以示對故主的忠誠。說句題外話，張彪的外孫跟我是同班同學，現在我們還經常有來往。幾個月前，我去山西，專門去看了張彪的祠堂。

溥儀在天津安頓下來以後，莊士敦就離開了他，又回到威海衛。1930年威海衛交還中國，莊士敦是起了作用的。他很親中國，所以有些英國人罵他是“英奸”、賣國賊。他回英國之後專心著述，寫出了《紫禁城的黃昏》，溥儀給他寫的序。成書以後，他兩度到中國，第一次是1934年，第二次去了新京，那時的溥儀已經做了偽滿洲國的皇帝。莊士敦在書裡說，溥儀其實並不甘心於做日本人的傀儡皇帝，使他下定決心離開張園去東三省的一個重要因素，就是孫殿英掘了他的祖墳，一時間舉國譁然，對中國人而言，這是最不能忍受的。當然，溥儀身邊也有很多人攛掇著他去東三省。

莊士敦的晚年很孤寂，他買了一座小島，在小島上插了一面龍旗，以示忠於舊主。

關於西方人對晚清宮廷生活的記述，還有《美國女畫師的清宮回憶》《慈禧外紀》等，莊士敦的回憶錄與這些相比，有何特出之處？還有不少關於晚清生活的宮女、太監回憶錄，它們與莊士敦的書相比，有什麼異同嗎？

趙珩：這些人的記載與莊士敦的書沒有什麼太多可比性。他們寫的都是慈禧、光緒時代，而且帶著獵奇的眼光，沒有太大參考價值。再有一個，就是德齡的《御香縹緲錄》。都說“德齡公主”，她其實不是公主，是慈禧認的一個乾女兒，她姓裕，父親是裕庚。德齡1942年就死了，她的妹妹容齡活到1973年，會跳芭蕾舞，中國的芭蕾舞團成立她也參與了。“文革”中，1971年的樣子，我和一個同學去見容齡，她很健談，煙一根接一根不停地抽。《御香縹緲錄》裡頭很多東西有錯，這是難免的，人的記憶多年以後總會有偏差，每個人寫東西也都有自己的立場，而且總是為尊者、親者諱。朱家溍先生做了不少訂正。

至於坊間流行的那些宮女、太監談往錄，有一本書跟我還有密切關係，那就是《老太監回憶》，後來改成《太監談往錄》。因為這本書的著作權問題，我們燕山出版社還吃官司了，我作為總編輯助理代表出版社出的庭。書的作者信修明早已不在，是他的後人把我們給告了。打死我也沒想到，太監竟然還有兒子。結果人家翻出了戶口本，還拿來了當地派出所開的證明。信修明確實是結婚生子了的，後來因為生活所迫才淨身入宮。最後我們賠了人家五千塊錢。具體到《太監談往錄》的內容，我是太熟悉了，我自己的書裡還引了信修明的文章。他負責看守被燒了的圓明園，有一次接待李鴻章，他問：中堂大人是奉諭來的，還是自己來的？李鴻章說，我是自己想來看看。信修明回絕了他：您不是奉諭，不能進來。他的書裡記載的都是底層的、生活化的東西。辛亥以後的溥儀小朝廷是如何生活的，溥儀這個遜帝的思想和生活狀況如何，唯一的記載是莊士敦這本《紫禁城的黃昏》，這也就是這本書的價值所在。

在讀《紫禁城的黃昏》這本書的同時，有什麼可以參照著一起讀的書籍嗎？

趙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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