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代皇帝溥儀的一生可為是大起大落，身為封建王朝最後的一位統治者，他是屈辱的。但是作為新時代的見證者和新生兒，他又是無比幸運的。這些要歸功於他的一位老師——莊士敦。
這位畢業於愛丁堡大學和牛津大學的西方學者，可謂是一個“中國通”。對於中國的儒、釋、道家文化有一種近乎狂熱的熱
愛。在中國三十多年，他訪遍了中國的大好名山和風景古剎。
1898年趕赴中國的他，歷經激烈選拔，憑藉出色的漢語水平先在香港，威海衛殖民地出任管理職位。期間由於他出色的政績，和對中國當地傳統文化的及人民的尊重，甚至受到了百姓的一致好評。
溥儀14歲那年，1819年前任老師徐世昌因要出任民國大總統辭職，在李鴻章之子李經邁的推薦下，這個學貫中西的西方學者莊士敦出任帝師一職。
令人感到驚奇的是，這位來自西方的學者竟然對於來自西方的基督教傳教士，試圖用宗教改變中國人的思想這種行為極力反對。
他認為中國兩千多年所形成的儒家、道家、佛教才是特有的中國文化，容不得半點外來文化的侵吞，並極力反感西方侵略者對中國的侵略，一旦改變中國人將失去幸福，失去使我們自尊自強的文化基礎。
這樣的態度引起英國宗教界的猛烈抨擊，稱他為“一個願意生活在野地裡的怪人”、“英國的叛徒”。
莊士敦的漢語名字就是他本人所起的，他還為自己按照傳統的中國學者一樣為自己起了字，志道，去意於《論語》“士至於道”。
這位來自西方的學者帶著先進的思想觀念和豐富的學識進入了皇宮，為《紫禁城的黃昏》帶來了不一樣的氣象。他教會了宣統皇帝溥儀的英語，地理等西方學科，並向溥儀講述了多種多樣的西方風土人情，可以說莊士敦的到來給這個活得可憐、處得陰暗、生得可悲、以後做得可恨的幼年孩童皇帝打開了新世界的大門。
莊士敦對這個小皇帝傾盡所能，竭誠盡忠。他給溥儀起個英文名“亨利”，給他講述了西方的君主立憲制，引導溥儀剪掉了辮子穿上了西服，還意外發現溥儀的近視讓他配了副眼鏡，給故宮裝上了電話，剛裝上時聽說溥儀整天抱著電話本給人亂打，胡適就接到過他的“騷擾電話”。
溥儀對這個老師可謂是極其的信任，曾於大婚之日賞賜莊士敦“一品頂戴”，這是清朝官員極高的榮譽了。就這樣莊士敦伴隨溥儀度過了最後在故宮的時光。
1924年溥儀被民國軍隊趕出故宮，莊士敦也回到了租界工作，後租界歸還中國，莊士敦回到老家，在愛丁堡大學任中文教授，繼續傳播著中國的文化。
後來他將這三十多年來在中國的所見所感寫了幾本書，《紫禁城的黃昏》《從北京到瓦城》、《佛教中國》等書籍。
莊士敦一生未婚，晚年利用著作版權費在蘇格蘭買了個小島，建造了幾所房子裡面陳列這他的清朝官府，溥儀賞賜他的寶貝等，院子裡還升起了大清的龍旗。
1938年3月6日，莊士敦帶著些許遺憾和對中國往事的無盡思念在家鄉愛丁堡逝世，享年63歲。
從民族角度看，莊士敦對於中國近代史毫無貢獻作用，甚至還支持復辟帝制，但是從個人角度來看他一生追隨中國文化，回國後還致力於傳播，這倒可以看作是中國那段苦難歲月的西方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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