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有一件小事，卻於我有意義，將我從壞脾氣裡拖開，使我至今忘記不得。——魯迅《一件小事》

前幾天，北京衛視《養生堂》節目女記者雅淇在車上沒有佩戴口罩採訪鍾南山院士，全程嬉皮笑臉，被網友們送上熱搜。

當前疫情嚴重，採訪鍾老應該需要嚴謹的職業態度，而這名女主持人卻全程“迷之微笑。對於女記者而言，這次採訪算是她記者生涯當中最平常的一件小事，卻也因為自己不夠專業的素養而引發人品和事業危機，值得我們反思。

生活中，我們身邊每天都會發生很多令人意外的大小事，若說起最讓我印象深刻的，就是在春節期間所讀的短篇小說《一件小事》。

《一件小事》講述了，在虛偽的時代，車伕撞到人但是在並沒有其他人看見，而且冒著被人訛詐的情況下還去幫助老人的故事。

1919年，魯迅先生為了呼應力挺浩瀚的五四運動而寫下的短篇小說《一件小事》，後將其收錄於《吶喊》中。

從車伕不顧一切地<strong>幫助老人，再到“我"的前後兩次態度<strong>轉變，這背後已經上升到一個<strong>高度，關於民族、關於時代的深層次反思，值得我們討論和自省。

在那動盪的特殊時期，魯迅先生通過這樣的小事，以小見大，針砭時弊。他在通過文字無力的呼籲著，呼籲著人們最後的善意、良知、還有覺醒，本文通過“我”作為旁觀者，來分析前後兩次不同態度中的自我修養及現實意義。

01“我”的前後態度對比，揭露了“我”的自我修養

小說的開頭，以“我”作為第一人稱，以回憶的形式展開闡述。

六年前，我在鄉下因為生計關係，一天早上我僱了一輛人力車去S門，路上沒有什麼人，車伕理所當然把車<strong>拉快些。

在S門時，一位白髮老人身上的破棉背心兜著車把，以到於她摔倒在地，幸虧車伕及時停下車。

心理學上有個“旁觀者效應”，是指在緊急條件中，有他人在場而沒有對受害者提供幫助的情況下而產生的對救助行為的抑制作用。

作為旁邊觀，我覺得摔倒的女人並沒有受傷，也沒有人看見，車伕可以繼續趕車。

我料定這老女人並沒有傷，又沒有別人看見，便很怪他多事，要自己惹出是非，也誤了我的路。

我便對他說，“沒有什麼的。走你的罷！”

我認為，女人的行為只是<strong>裝腔作勢，<strong>訛車伕錢財罷了，這樣的行為著實令人厭惡，車伕多管閒事，大可不必理會這位摔倒<strong>“且沒人看見的”女人。

我眼見你慢慢倒地，怎麼會摔壞呢，裝腔作勢罷了，這真可憎惡。

為什麼“我”會有這樣的看法呢？

心理學上有個首因效應，是指最初接觸到的信息所形成的印象對人們以後的行為活動和評價的影響。人與人第一次交往中給人留下的印象，在對方的頭腦中形成並佔據著主導地位。

六年前“我”在城裡生活，這種“碰瓷”現象太常見了，以致於在我的腦中形成了固有思想，那些“突然”從路邊竄出來的人就是故意訛錢財的。

可以看出此時的“我"內心是冷漠的，對女人的藐視行為揭露了資產階級與勞動人民之間的對立與矛盾的關係,而“我”作為旁觀者不提供幫助，其實還存在諸多因素。

比如，社會心理學家給出了，作為旁觀者不提供幫助的四個解釋：

一、社會抑制作用（社會比較理論）：社會上每一個人對所發生的的事情都有著一定的看法並採取相應的行動。但每當有其他人在場時，個體在行動前就比無人在場是更加小心的評估自己的行為，把自己準備做出的行為和他人進行比較，以防出現尷尬難堪的局面。比較結果當他人都不採取行動時，就會產生對個體利他行為的社會抑制作用。

二、社會影響結果（從眾心理）：一個人不僅會以他人看法來評估某一情境，而且在行為舉止方面也傾向於模仿他人行動。這種情況在特殊情況下更為突出。個體在面對緊急情況下，即使意識到有責任上前幫助，但若別人沒有行動的話，個體往往會遵從大家一致的表現。

三、多數人忽略：他人的在場和出現影響了個體對整體情境的認知、判斷和解釋，尤其是在緊急情況下對自己陌生情況進行判斷。人們既缺乏對行為措施的心理準備也缺乏對行為的信息資料。因此每個人都試圖觀察在場每個人的行為資料以澄清事情的真實、自己的模糊認識。從他人行為動作中找自己行為的線索和依據。

四：責任擴散：在緊急情況下，當有他人在場時，個體不去救助受難者的（社會）代價會減少。見死不救產生的罪惡，罪惡感、羞恥感，責任會擴散到其他人身上，個體責任會相對減少。

綜上所述，“我”不幫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自身評價認知，社會的影響結果、責任的擴散，以及所處的社會環境等等。

心理學博士陳海賢說：你是由多個自我構成，不僅是由過去決定，也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你目前的環境及對未來的希望和恐懼。

小說的創作背景是1919年，1919年5月4日發生在北京的一場以青年學生為主，廣大群眾、市民、工商人士等階層共同參與的，通過示威遊行、請願、罷工、暴力對抗政府等多種形式進行的愛國運動，是中國人民徹底的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愛國運動，又稱"五四風雷"。

<strong>這場運動，使得知識分子在勞動人民身上找到了革新中華民族的希望所在，因而提出了"勞工神聖"的口號。這是一場讚揚勞動人民，提倡知識分子必須向勞動人民學習真實高度。

此時的“我”思維還停留在知識分子‘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的固化思維中，無法想像底層小人物的善意之舉和樸實的高貴品質。

當我看到車伕放下車並扶起女人，關切地詢問她的情況，然後扶著她走進派出所。

我這時突然感到一種異樣的感覺，覺得他滿身灰塵的後影，剎時高大了，而且愈走愈大，須仰視才見。而且他對於我，漸漸的又幾乎變成一種威壓，甚而至於要榨出皮袍下面藏著的“小”來。

從我的<strong>“異樣”感覺中可能看出“我”被車伕的行為所感動，原來樸實的底層小人物也有善良的一面，而“我”作為一個城裡的知識分子卻如此冷漠。我憑什麼<strong>瞧不起這些底層小人物，“我”看不起人的背後，何嘗不是漸漸地<strong>看不起自己。

希臘哲學家愛比克泰德有句名言：“人不是被事物本身困擾而是被他們關於事物的意見困擾”

“我”的前後兩次態度轉變，不是因為我對老女人“碰瓷”行為困擾，而是我被車伕扶女人進派出所的行為所震憾，當一個人對人性的醜陋開始習慣並不以為然的時候，突然發現有人還揣著滾燙的心，這相比之下，“我”確實值得被看不起。

斯坦福大學認知心理學家黑茲爾·馬庫斯（Hazel Markus）提出一個關於“可能的自我”的理論。

這個理論說：與所謂的真實自我不同，我們每個人身上都存在著很多可能的自我。

現實中的“我”，通過這一件小事，引發了很多可能的自我，比如我對善良的重新定義，對底層老百姓的同情等等，我時常感動愧疚和自責，並以此激勵和引導自己走向正確的價值觀。

就像魯迅所說的，獨有這一件小事，卻總是浮在我眼前，有時反更分明，教我慚愧，催我自新，並且增長我的勇氣和希望。

生活中，每一件小事都可能引發一次信任危機，無論是有心的還是無意的，都值得我們深思其背後的真正意義。生而為人，應該保持內心的真實和善良。

02車伕助人為樂背後，揭露了底層人物的真善美

當車伕看到女人倒地後，就放下車子詢問老人，在“我”怪他多管閒事的時，車伕看也不看我一眼，就扶著女人上派出所。

車伕毫不理會，——或者並沒有聽到，——卻放下車子，扶那老女人慢慢起來，攙著臂膊立定，問伊說：　“你怎麼啦？”

車伕代表著底層窮苦百姓，這樣明顯的“<strong>碰瓷”行為“我”都能看出來，當事人車伕也可能更加清楚，但他卻冒著幫助摔倒的老人，可見車伕是個既善良又純真之人。

雨果曾說，善良既是歷史中稀有的珍珠，善良的人便幾乎優於偉大的人。

車伕善舉的背後，從本質上可以看出兩點：

一、人的本性使然

國學《三字經》中的第一句話是：人之初性本善，意思是，人在剛出生時,本性都是善良的,性情也很相近。但隨著各自生存環境的不同變化和影響,每個人的習性就會產生差異 。

在電影《消失的子彈》裡,羅志良的一句臺詞說得特別好:“我相信世上沒有壞人。要有,也是好人變壞了。”

每個人，從呱呱落地開始都是心存善根，隨著年歲的增長，個人的經歷不同以及所處的社會環境影響下，有些人漸漸變得冷漠了比如文中的“我”，有些人卻始終保持善良的秉性，比如車伕。

二、從小人物身上產生共情，喚醒潛在自我意識。

文中車伕是底層勞動人民的代表，車伕和老女人都是屬於那個時代的勞動階層，大家所處的環境一樣的，所以在情緒上會發生某些關聯，比如共鳴。

心理學上有個情緒雙因素理論，又稱為吊橋效應，最初由Stanley Schachter和Joreme E.Siner（1962）提出。該理論認為，當感受到某種情緒時，人們總是先感受到自己的生理喚起，然後即刻在當下環境中尋找線索，對這種生理喚起進行解釋（Cotton,1981）。

所以，也就不難理解，為什麼車伕明明知道是“碰瓷”卻依然我行我素的幫助老人。

魯迅先生通過車伕的行為來告訴我們，即使身處困頓也要心懷善良，督促自己抱有善意，一介車伕尚且如此，作為文人的自己更要增長勇氣去愛護這個社會，愛護這些弱勢，也因為這些細細湧動的善良，讓渾濁的現世生出一陣光芒。

雖然當時的國家處於黑暗中，國民思想落後愚昧，但總有有人閃耀著人性的光芒，他們就像黑暗中微弱的光芒，不被周圍環境所同化，這樣的人也許就是中國的脊樑吧。

就像，此時此刻在神州大地上，出現的一群群逆行的“英雄”們，他們也是平凡人，卻用不平凡的行動在疫情一線，溫暖著所有人。

03以“一件小事”回饋了善，用愛與善意、勇氣與希望點亮未來

車伕用最真誠的善意回饋了女人，回饋了社會，用希望和愛點燃了平凡人的不平凡舉動。雖然我們與車伕生活在不同時代，但是我們的身邊也有無數個“車伕”精神，他們也用自己的行動傳承了善，回饋了社會。

2020年的春節是個特殊的節日，因為疫情嚴重，大家都沒辦法出門，然而卻有一群人在我們看不到的地方默默奉獻著自己的愛心。

比如，1月31日在南京上坊公安檢查站，一名戴口罩男子打開駕駛車門，民警問：“怎麼了” 男子邊走邊說：“拿點東西給你，我“人肉”揹回來的”。

民警說：“口罩啊？”

男子彎下腰打開後備箱說到，“對啊，我從土耳其揹回來的”，男子從後備箱提了一箱口罩給民警。 民警問：“你貴姓？”

男子回到：“中國人”就行

這則新聞當天上了南京十大熱點榜，很多人說，被三字“中國人”淚目，也有的網友表示，如果下車被扣12分怎麼辦？而我卻覺得被小夥子的一件小事打動了，當前對大家來說口罩都是急需用口，而這名小夥子卻把辛苦買回來的口罩送給了堅守一線的民警人員，這樣的“中國魂"值得所有人為之讚歎！

還有，固原市人民醫院張娟娟在抗情一線寫給父母的一封信:

原本打算春節和同事調班，在年三十和初一值完班初二下夜班後就回家跟你們過春節，但是面對突如其來的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疫情，使我感受到一種深深的責任感和使命感，我是一名醫生，治病救人是我的職責，所以我放棄了休假，決定跟隨醫院援鄂醫療隊來到疫情一線。

我和我的戰友們一定會打贏這場戰役，平安的回到你們身邊，我想你們保證，等這場沒有硝煙的戰爭結束後我一定找個好人家嫁了。

這位年輕醫生無私奉獻的行為被網友們紛紛叫好，然而在疫情一線，還有很多如張醫生一樣的白衣天使，以及千千萬萬個愛心人士，他們團結一致，不分晝夜，用一件件小事回饋了社會，回饋了祖國，溫暖了傷者，他們才是這個時代最偉大，最值得我們致敬的一群人。

就像魯迅先生一樣，以《一件小事》回饋了善，教會了我們如何用愛擁抱善意，用力所能及的行為幫助別人，在平凡的日子裡，你我雖普通，卻也能用自己微小的行為點亮他人的人生，希望生活中的我們都能夠在別人有困難的時候及時伸出雙手幫助別人，用愛溫暖人間，因為你也值得所有人愛。

我想，這就是僅一千餘字的短篇小說《一件小事》留給我最深刻的認知和最大的收穫。

作者：程小亦，85後榕城女子，心理學愛好者，書裡看人生，影中品百態，筆端抒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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