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大禮議的發生打亂了楊廷和等人利用嘉靖“即位詔”實施改革的思路。嘉靖三年，楊廷和被迫致仕，明世宗開始逐步重用張璁、桂萼等議禮諸臣。這些成員多系中小地主家庭出身的中下級官吏和青年進士，有別於朝廷大官和幾代元老，因而在政治上保持一定的銳氣，大都具有政治上追求改革的思想。此外，他們與朝中各派勢力沒有瓜葛，這是他們以議禮為契機，受知於明世宗的主要原因。
張璁
“卿率眾以嚴，持身以正，嘉靖之成治，卿其懋之。”
為此，張璁也深感責任重大，“吾輩居此要職，若不能平其心思，公其好惡，各修本職，以收治平之成。是負吾君，獲罪於天下也。”
儘管在政治理念上與楊廷和等人不同，但在謀求治世的理想上雙方卻是一致的，都是為實現治平之成。為此，主政後他們“修舉廢墜”，銳意改革。沿著楊廷和嘉靖“即位詔”的改革思路，加以深化和完善，開始了新一輪的改革，確保了嘉靖新政的延續和嘉靖中興局面的出現。
嘉靖帝
一、整頓吏治，多方選才，嚴明考核
正德以來，隨著政治的腐敗，吏治也相應地敗壞，“頃來部院諸臣，有志者難行，無志者聽令，是部院為內閣之府庫矣。今之監司，苞苴公行，稱為常例，籃簋不飾，恬然成風，是監司又為部院之府庫矣。撫字心勞，指為拙政。善事上官，率與薦名，郡縣又為監司之府庫矣。 如之何民不窮且盜耶？”為扭轉吏治腐敗的局面，張璁從兩個方面著手進行了改革。
第一，唯才所宜、多方選人。如何識別和選拔人才，是改善吏治的前提和條件。在張璁看來，所謂人才，必須具有“愛民之誠，守己之操，處世之才。”同時強調，在選拔人才過程中一定要重能力，不要資格，因為
“資格可以待庸流，不可以待才俊”。如何選拔人才。張璁在入閣後提出奏議：一是“試令內閣得人，責之以擇九卿；九卿得人，責之以擇監司；監司得人，責之以擇守令；守令得人，則匹夫匹婦皆被其澤”；二是唯才所宜，擴大選官範圍， “天下不無遺才，臺誼遵復舊制，……但有文學才行出眾者，許大臣言官論薦”。張璁的用人主張對明世宗產生了重要影響，主張選人中應“進士、舉人、監生並用”。張璁這種不拘資格、多方選人的原則為嘉靖年間選用了一大批文臣武將。
明代官員考核
第二，嚴考課、明賞罰。為了及時瞭解和掌握各級官吏的實績， 提高辦事效率，張璁提出了嚴密的“考核”辦法 即每年令巡按御史及按察司官，按“八計”對地方官吏進行考核，然後上報吏部查實， 根據實績分為上中下三考，“三載俱下者，黜之。九載俱上考者，受顯擢。……六載俱上考受次擢，……三載俱上考者，加其品秩服色。” 整頓吏治的措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孚敬復請慎選歲薦諸生，與進士舉子三途並用。一切考核課成，皆為嚴切。”“持身特廉，痛惡贓吏， 一時苞苴路絕”。
二、打擊宦官勢力，革除鎮守太監
在世宗即位之初，按照楊廷和等人的思路，在新政中曾對宦官勢力進行了打擊，但隨後的大禮議之爭卻中斷了這一改革。
嘉靖元年正月，給事中邵恩指出：“伏見皇上即位以來，政令既出，或半載而輒更；奏請方行，或期月而追改。聖聰蠱於近習，國事淆於群議。如邇者內府薪炭及官軍俸糧二事，部臣屢執而不從，中官一言而遂決。詔書不信，中外傳駭，新政之初，豈宜有此？”事實上也的確如此。大禮議之爭爆發後，世宗在宦官與朝臣之間，不得不更多地傾向於宦官，在封建專制主義高度發展的條件下，情況就是如此。張璁等議禮諸臣入閣後，君臣關係較為融洽，因而世宗御近侍甚嚴，“有罪撻之至死，或陳屍示戒”。
明代太監影視形象
張璁任首輔後，先後革遼東、宣府、大同、寧夏、甘肅、湖廣、福建、浙江、兩廣等地的鎮守太監，“數盲中官之使外者，多貪橫，為國蟊賊。上具悉其狀，悉裁革鎮守，監倉市舶之數，先後殆盡。”
三、限制宗室請封，查勘責戚田土
明中葉以後，隨著宗室人口的增加，宗藩歲祿問題月益嚴重， 成為國家財政危機最重要的原因，正如管志道所論，“天下有三大憂， 而宗室居一焉”。
明初制定的宗室待遇
張璁等入閣後，便對宗室問題的嚴重性提出了具體建議：一是省去花生子女冠帶、婚嫁；二是鎮輔、奉國將軍、中尉，凡犯重罪革為庶人；三是親王、郡王、鎮輔、奉國將軍、中尉之封，各以世數為之降。上述主張和要求雖然在當時收效不大，但卻為後來《宗藩條例》 的制訂奠定了基礎。
張璁在內閣任職期間，還對勳戚田土進行了堅決的清理。嘉靖八年，派戶部左侍郎王輒清查各處莊田。嘉靖九年，查勘順天、保定、河間、真定、廣平、順德六府所屬通州、大興等67州縣勳戚、內臣、寺觀莊田共419處。經查勘應革勳戚莊田共109處， 計13000餘頃。與此同時又對中官莊田進行裁革，嘉靖十一年，題準“其建昌等營裁革鎮守守備內臣遺下田土房屋，系佔奪者，給還原主，當辦糧差；系官田官地，分給貧軍耕種。量收稅價，以充各邊賞勞修理公用。” 上述活動表明，張璁等議禮諸臣對貴族的種種特權是持反對態度並痛加裁抑的，充分體現了他們的膽識和魄力。
明代貴族的服飾
四、改革賦役制度，開創了一條鞭法的序幕
在清理莊田的基礎上，張璁等人又對賦役制度進行了改革。明中葉以來，由於土地兼併的發展，政府所擁有的科徵、賦役的田土大大減少，洪武二十一年天下土周850萬頃， 到弘治十五年只剩400餘萬頃了。“自洪武迄弘治百四十年，天下額田已減強半，……非撥給於王府，則欺隱於豪民。”此外，賦役負擔也極不合理，以田賦言， 江南尤重，江南又以蘇松為最。
桂萼
針對“田賦不均，供億日困”的局面，桂萼於嘉靖九年，提出了改革賦役制度的意見：“將十甲丁糧總於一裡，各里丁糧總於州一縣， 各州縣丁糧總於一府，各府丁糧總於一布政司。布政司通將一省丁糧， 均派一省徭役。內量除優免之數；每糧一石，編銀若干；每丁審銀若干。勘酌繁簡， 通融科派。 造定冊籍， 行令各府州縣， 永為遵守。”這個編派徭役賦役的辦法， 後來被稱為一條鞭法。 桂萼關於賦役制度的改革，雖然在當時沒有認真執行，但卻對後來的賦役制度改革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一條鞭法
五、張璁、桂萼改革較廷和改革的激進之處及其意義
從內容和效果上來看，張璁等人改革要比楊廷和改革表現得更為激進。
首先，楊廷和改革指導思想上強調的是“敬天法祖”，“祖訓萬世當遵”，從而把維護祖宗成法作為改革活動的信條。與此相聯繫 整個改革活動把清除武宗弊政作為施政目標。《即位詔》 明確宣佈，“正德年來，劉瑾、錢寧、江彬相繼擅權，在京在外各衙門弊政多端，詔書開載不盡者、許自行議奏裁革”，從而體現了改革的重點所在。而張璁、桂萼等人都認為：“祖宗法不可變，只在修舉廢墜而已”，但是他們又強調“夫成法固不可改． 其於一切事物， 未免法久弊生。不可不因時制宜。”因此，張璁改革更切中時弊，
史稱“清勳戚莊田，罷鎮守內臣，百吏奉法，苞苴路絕，海內稱治矣”。
楊廷和
其次，楊廷和改革沒有觸動大貴族的利益。明中葉以來，以皇家為代表的大地主階級，不僅“花生螟育”廣殖子孫， 以謀取爵祿， 而且還肆意兼併土地，成為社會危機的誘因之一。對此，長達萬言的詔書不但沒有提出任何限制性的措施，相反對其種種特權予以保護，
《即位詔》規定，各處王府、郡王、將軍、中尉等應得祿米有缺少者， 各處巡撫都御史督率所屬查催完納，因事革減祿米者，“俱照支給”； 有請名、請封，選婚者，“不許刁登”。 相反，張璁、桂萼等人，從查勘貴戚田土和整頓賦役制度人手，限制貴戚的種種特權，以緩和階級矛盾。明清史專家李洵評價到：“嘉靖朝的限制貴族在政治上請封的權力、 經濟上擴展地產的種種條例與措施，雖然在當時收效不大，但是在政治上所形成的影響，則不可低估。因為在公元十六世紀以後，明代政治中所出現的改革浪潮和各種改革派勢力，與嘉靖時的各種改革活動有著直接的關係。 萬曆初年的張居正改革活動所以能出現並收效於一時， 恐怕與此亦不無關係。”
可以說，大禮議後，作為政治對手的張璁非當沒有拋棄楊廷和的改革之路，反而將其進一步的深入。其對宦官勢力的抑制明顯緩和社會矛盾，具有促進社會經擠發展的進步意義。而改革活動影響最深遠的是關於賦役制度的改革。 桂萼的“一條編”對一條鞭法的形成與發展，具有導流之功。對“嘉靖中興”局面的形成具有不可磨滅的貢獻。
《明世宗實錄》
《明經世文編》
《明史》
《皇明世法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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