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爾濱市道里區紅霞街99號，是一幢寨堡式建築，由於整個樓房坐落在綠樹叢中，給這個古城堡式建築罩上了一層神秘的面紗。
建國後該建築被改為幼兒園
這幢房子建於上世紀20年代，原房主為猶太人羅姆·邦德利亞，1925年轉賣給了中國商人常琨彝，1927年這幢房子再次易手，新主人是於琛澂。
於琛澂祖籍山東登州，先祖在清朝乾隆年間，逃荒來到五常縣山河屯七星泡子屯落戶。由於祖輩勤於耕作，生活逐漸富裕起來。到了他的父輩，家裡就擁有上千畝良田，並在吉林、雙城等地開有燒鍋、雜貨鋪、糧棧、商號。家族產業號稱“九天十八地”，即九家“天”字號買賣，十八家“德”字號買賣。
由於家境殷實，他父親從小就把他送進私塾讀書，後又將他轉入洋學堂讀書。畢業後，經人介紹到齊齊哈爾黑龍江省督軍吳俊升手下當了個排長。由於他有文化，又被送到保定講武堂受訓，畢業後，他被提拔當上了連長。不到一年，他又投奔吉林省督軍張作相，受到張作相的賞識，從連長一直升到少將旅長，後因“剿匪有功”被提拔當上了中將師長。
於琛澂
於琛澂官運亨通，野心日益膨脹。1925年，奉系軍閥張作霖手下的軍長郭松齡，因不滿張作霖在政治上偏袒楊宇霆，決定聯絡於琛澂反奉。於琛澂攻打吉林，奪下了對他恩重如山的張作相的兵權。不久，張作霖將郭松齡擊敗，並將郭松齡夫婦抓住槍決。於琛澂見大勢已去，遂棄官潛逃哈爾濱，藏身於一位白俄家裡。通過斡旋，他給張作霖送去了一筆鉅款，才免於被追緝。
這件事被擺平後，於琛澂定居哈爾濱，開始琢磨做點買賣。這時，一位金髮碧眼的俄羅斯寡婦闖進了他的生活。這個女人是當時哈埠有名的交際花，與商界人士交往甚廣。通過她的介紹，於琛澂結識了一位俄國鉅商，兩人投資在穆稜開了一個煤礦，於琛澂出任總經理。很快，於琛澂娶了這個俄羅斯女人為妻，還讓她到英、美、法去遊玩，並從美國買回了一臺高檔的轎車供她享用。在經濟上，於琛澂儘可能滿足這個洋太太的要求，但有一點於琛澂卻是滿足不了她的，那就是性生活。日子久了，他的洋太太就和一位俄國小夥子偷偷好起來。於琛澂得知這一消息後勃然大怒，立即休了她。不久，他又娶了一個姓莫的北京女人，結果這個女人仍然行為不端。
更讓於琛澂不省心的是兩個兒子。於琛澂一生共娶了四房妻室，兩個兒子皆為二太太所生。為了光宗耀祖，於琛澂先把大兒子送到英國留學。這個兒子還算爭氣，取得了經濟學碩士學位，可惜學業有成身體卻垮掉了，成了一個廢人，只好回雙城老家過著清閒的日子。
二兒子於經遇，是個典型的花花公子。於琛澂知道二兒子的德行，就把他送到日本陸軍士官學校。於經遇根本就經受不了訓練之苦，沒幾天就退學，在東京過上花天酒地的糜爛生活。東京玩膩了，就偷偷回到哈爾濱，在馬迭爾賓館包了個高級房間，每天歌舞昇平、眠花宿柳的。於琛澂得知消息後，派手下人把兒子弄回家，好生教訓了一頓。可他重新在警察局工作沒多少時日，就患喉癌死掉了。
九一八事變爆發，吉林省省長熙洽開城納敵。為拼湊偽政權，熙洽派人找到於琛瀓，動員他再次出山。經熙洽的引見，於琛澂結識了關東軍第二師團師團長多門中將，並被任命為北滿討伐總司令，兼北滿護路軍司令。偽滿洲國成立後，他又被授予上將軍銜。於琛澂從一個下野的舊軍閥搖身變成稱霸一方、兵權在握的實權人物，就更加玩命地效忠日本人，後來竟爬上了偽第一軍管區司令和偽三江省省長、治安部大臣的高位。1936年，他率偽軍對抗日聯軍進行了長達一年半的大“討伐”，其間，實行集團部落和聯保制度，割斷老百姓與抗日聯軍的聯繫，“圍剿”並殺害許許多多抗日誌士和無辜的百姓，雙手沾滿了國人的鮮血，其罪惡可謂罄竹難書。
1935年秋，於琛澂到日本參觀，日本天皇授給他一枚菊花大勳章，日本最高軍事參議官荒木貞夫贈送給他一把寶劍，日本關東軍司令官本莊繁贈他一套日本和服。於琛澂有了日本這些高官的寵信，回國後更加有恃無恐，已不再滿足於偽治安部大臣的位置，一心想取代張景惠出任偽滿洲國總理。
1943年，正當於琛澂躺在自家豪華公館的沙發床上做著總理夢時，一紙任命書將他拉回現實。偽滿洲國皇帝為表彰他，特授予他“將軍”稱號，並任命他為“軍事諮議官”一職，這個“將軍”稱號相當於“元帥”。當時，偽滿洲國沒有設元帥銜，諮議官實際上是個沒有實權的閒職，表面上看於琛澂是受到了提拔，實際上被撤了治安部大臣的職務。於是，老哈爾濱人便將他的宅邸稱為“將軍府”。
當時外界議論：於琛澂被罷官是因為他想要當總理而得罪了張景惠。張景惠借日本人之手剪除了競爭者。還有人說，他酒後無德，一次到吉林公幹時在宴會上醉酒，把上衣脫光還用兩腿夾著個酒瓶子來挑逗藝妓，關東軍司令官大為惱火，認為他的行為“過於輕佻”。其實，導致於琛澂下臺的直接原因是，日本人佔領香港後，發現於琛澂在香港的英國匯豐銀行和美國花旗銀行存有鉅款，顯繫心存二意。由此對他不再重用，只給他弄了個閒職裝點門面。
於琛澂的公館也由過去“座上客常滿，壺內酒不空”，變成“門前冷落鞍馬稀”了。
即使這樣，日本人仍對他十分不放心，便以時局緊張為名，派警察和日本憲兵守在他家門口，實際上是對他實行了軟禁。
1945年6月，當他從廣播中得知重慶國民政府將他列入日偽甲級戰犯名單後，連嚇帶氣，頓時七竅流血，暴斃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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