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慎在《說文解字》中解釋“禮”字為：“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可見祭祀有一套儀節，即稱之為“禮”；但在《商書》中，只記有祭祀，卻沒有“禮”字。
事實上，“禮”字的原型起自甲骨文。商朝人常把玉放在器皿中用來祭祀鬼神，因此“禮”字意指祭祀鬼神的器皿。
較早的祭祀活動可以上推到商代。商人祭祀不僅次數頻繁，而且儀式也相當複雜，祭祀所用的器物也相當多；發展到殷商後期，“禮”便包含了祭祀活動的本身，而不再單指祭祀之器。
殷商《祭祀狩獵塗朱牛骨刻辭》
由此可見，“禮”的原始意義是與祭祀不可分的。而後周朝取代殷商王朝而起，自然地承襲殷禮，而殷禮所代表的含義也被保留了下來。
春秋時期“禮”的意義與價值
隨著歷史的發展，“禮”的含義也日漸擴大，逐漸地演變為“人事儀節”的代表。我們可以在《詩經》中清楚地看到“禮”的觀念和含義，隨著時代演進逐漸轉化，慢慢地被限定指稱為“人倫規範”。
孟子說：“詩亡然後春秋作。”從思想史的角度看來，《春秋》也正是承《詩經》時代而繼起的。從後來的《左傳》與《國語》中所記之資料來看，不難發現在春秋時代中，有一個共同的理念，它不僅規範了人生，同時也成為當時人們安身立命的標準，這就是“禮”。
《春秋》據傳由孔子修訂而成
於是，“禮”轉化為人文的表徵，而在春秋時代更進一步，所以“春秋是禮的世紀，也即是人文的世紀”。“禮”的觀念萌芽於周初，顯著於西周之末，而大流行於春秋時代，而《左傳》與《國語》中所說的“禮”，正代表了“禮”的新觀念之確立。
在研究“禮”的規範之前，不得不先提起周代的宗法制度。然周代宗法制度的詳細情況今已不可考，後人僅能憑文獻中的一些記錄來推論。
一般來說，所謂的“宗法”指的是：“在許多兄弟中，以嫡長子為代表，即為其他兄弟之所尊……須有保育其他兄弟的責任……即謂之宗法。”由於有這樣的宗法制度奠定基礎，封建制度便應運而生，形成周朝立國的根本。
周公完善了宗法制
宗法由嫡、庶、親、疏、長、幼以決定身份的尊卑貴賤，並非是直接通過政治的權威來控制，且以“禮樂”來作為維持的工具。
其中，“禮”所界定的“分”雖然很嚴密，但是，因為其不具實質的強制力量，反而是通過所謂的“文飾”來加以實現的，這就極大地緩和了政治間上下尖銳對立的情況。因此，“禮”在周代政權的維繫上具有相當重要的意義與價值。
《左傳》雲：“夫名以制義，義以出禮，禮以體政，政以正民。”
由此可見，在春秋時代“禮”已經不單指祭祀方面的事宜，而有更深的人文意涵，代表著儀禮與規範；春秋時代的許多道德觀念也幾乎都由“禮”來加以統攝，所有的人倫道德都歸諸於“禮”。
不僅《左傳》如此記載，在《國語》中也有“且禮，所以觀忠信仁義也”的記錄。春秋時的道德觀念，本來就較春秋以前更為豐富，但若從中仔細研究，則所有的道德觀念，無一不以“禮”作為準則與依歸。
《左傳》
春秋時期“禮”的發展與崩解
在過去，監察人的行為，決定人的禍福的，是天命，是不可窺測的神；然而，在春秋時代具備這樣權限的，不是神，也不是天命，而是“禮”。
在《左傳》的記載中，玲瓏發現了三個現象：一是“禮”決定了人上下間的分際，同時也溝通了上下之情，成為人倫上必須遵守的準則；一是“禮”成為一般人共同承認的規範，地位有如今日的法治，違禮就當受罰；一是有多項“預言”顯示違禮者將會有極嚴重的後果產生。可見，“禮”在當時的確具有相當關鍵的意義。
春秋會盟
春秋時代，諸侯間的朝聘會同，以及彼此意志、要求之表達與溝通，常不訴諸於語言的直接陳述，而是通過賦詩的方式委婉表達，以微見其意，獲得對方的認同。
為何會如此？究其原因，是因為諸侯間多為血緣關係的兄弟之邦，因此不宜疾言厲色，也不宜直來直往傷了彼此間的和氣，因此其溝通方式主要建立於“禮”之上。
如此一來，通過行“禮”的方式，其間的上下關係雖然嚴明，卻能達到“軟化”的效果，同時也形成一種以情感相應的人倫親親關係，這在春秋前、中期諸侯的關係上尤為明顯。
子產畫像
但是這樣的情況隨著時間的推移，開始有了轉變。在鄭國子產“鑄刑書”時，晉國叔向使詒子產書。子產以“救世”為其執政理念，堅持“鑄刑書”，使得“禮”轉變為”刑”；叔向卻認為“以刑代禮”將使既有的人倫禮制、上下情誼因此而受到破壞，故持反對立場。
然而，叔向的堅持卻如同“螳臂擋車”一般，他對於當時的時代洪流無能為力。二十餘年之後，晉國亦跟隨著鄭國的腳步，立“刑”棄“禮”，可見禮制的崩壞已是此時的普遍情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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