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國志》中，關羽還只是劉備手下一名驍勇的戰將，陳壽將之與張飛、馬超、趙雲、黃忠等放在一卷中進行介紹。而到了《三國演義》裡，關羽則位列“五虎大將”之首，唯有他一人能有“關公”的尊稱。

到了清代，他更是被奉為“忠義神武靈佑仁勇威顯關聖大帝”，崇為“武聖”，關帝廟遍佈城鄉。人們之所以這樣推崇關羽，把他置於一個神的高度來瞻仰，主要還是因為關公身上的那個“義”字。

“義”的不同內涵：

筆者斗膽將關公之“義”分為“大義”與“小義”。所謂“大義”指的是忠義、道義等儒家之義；而“小義”乃是指關公身上所體現的諸如俠義、仗義、兄弟之義等其他品質。

關羽也好，張飛也罷，他們並不是普通的草莽英雄抑或區區一介武夫，他們都是亂世中的有志之士。作者杜撰出桃園結義的故事，將之放在卷首，開宗明義。且看他們的誓詞：“同心協力，救困扶危，上報國家，下安黎庶”，連李贄都說：“他三人豈尋常草澤之人而已乎！”三人以報國安民為己任，豈不正是儒家所倡導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關羽以天下為己任，正是他“大義”的體現。

在張飛誤會關羽時，他說：“忠臣寧死而不辱，大丈夫豈有事二主之理。”翼德心直口快，心中所想，會第一時間變為口中所出。他不先罵雲長背信棄義，拋卻兄長不顧，而說忠臣不辱，大丈夫不事二主。可見，“忠義”的觀念在時人心中根深蒂固，它終究是凌駕於兄弟之義上的。正如毛宗崗所評：“蓋有君臣．然後有兄弟。君臣之義乖，即兄弟之義亦絕。衣帶詔之公憤為重，而桃源之私盟為輕。”關羽此舉，體現的恰恰是他無人可及的“忠義”。

除了儒家之義以外，在關羽身上還體現著俠義、仗義、兄弟之義等多種品質。早在關羽第一次亮相時，作者就借他本人之口，說是“因本處勢豪，倚勢凌人，被吾殺了”才逃難江湖的。一個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的豪傑形象便躍然紙上，關公的俠義可見一斑。

提到關公之義，就不能不提華容道上放曹操的那一段。關羽之所以放走曹操，這其中存在著一種士為知己者死的情結。當年，若非曹操一意維護，怎還會上演溫酒斬華雄那精彩的一幕。正如李卓吾所言：“若非孟德具眼，英雄遂無出頭之期矣。”至關羽“歸降”後，曹操更是無時無刻不流露出對他的惜慕之情。

對於曹操所付出的種種，關羽並非毫無感念，於是，知恩圖報，士為知己者死。明知軍法無情，他還是心甘情願地放走曹操，讓自己承擔一切後果。

由此，我們反觀關公之“義”，既有儒家所倡導的“大義”，又有作為一個個體存在的“小義”；既憂國憂民，希望建功立業，對於君主忠心不二；又除暴安良，俠名在外，知恩圖報，信義昭著。這樣一個人，也就難怪能得到統治者與百姓的一致推崇了。

不同內涵的“義”得到推崇的原因

剛才我們分析了關公身上所體現的兩種不同內涵的“義”,既有儒家所推崇的“大義”，亦有帶有市民色彩的個人的“小義”。關公之所以受到後世的推崇，必然是得到了統治階級認可的。上位者推崇關公身上的“大義”無可厚非。他報國安民的大志，他對君主的忠心不二，都是統治階級亟需用以教化百姓的手段與工具。可是，同樣存在於他身上的這些“小義”，難道就不會與之產生衝突，不會帶來適得其反的效果嗎？

我們不妨回過頭來看。早在出兵之前，孔明就已經“夜觀乾象”知道曹操“未合身亡”，不過賣個人情留給關羽罷了。幸好有這麼一筆，讓關羽義釋曹操的行為顯得不那麼尷尬，反而成就了一個大義、小義皆能保全的完美的關公形象。正因為曹操命不該絕，所以不論誰去結果都是一樣，關羽放走曹操並不會給未來的蜀漢帶來任何災難，在不影響大局的情況下，他可以做出自己的選擇——放走曹操。這個舉動在這樣一個前提下，也就不用扣上不忠的帽子了，反而成就了關羽作為一個個體的“義”的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