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管主办
编者按：自20世纪末以来，“实用主义”在西方学术界已然由贬义词变为褒义词，影响遍及象牙塔内外，为西方思想文化提供了大量的精神养料，形成了引人注目的“实用主义转向”。本组笔谈试图将实用主义置于对话的语境下，考察它与其他重要哲学思潮的互动与关联，从而显现出它的当代学术价值。四篇文章分别从实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儒学、现象学、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对话的视角，审视实用主义精蕴，希望能抛砖引玉，推进国内学术界对实用主义的深入探究。
多重视角下的实用主义（笔谈）
摘要：刘放桐认为，在语言转向被当作西方哲学现当代转向主导形态的背景下，美国实用主义的实践转向具有特殊地位。杜威去除了经验概念的旧形而上学意蕴，而将它与实践概念融合起来，杜威的哲学改造与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革存在某些相通之处。童世骏从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来看杜威的教育观，探讨了“不对称主体之间的平等交往何以可能”的问题，认为通过在不对称的两个主体之间再设置一个第三者的方法，可以克服主体间关系的不对称性。安乐哲认为，儒学和杜威的实用主义这两种传统对当代哲学话语的贡献在于，它们提供了一种强有力的取代个人主义的方案，即儒学中基于关系构建的“仁”，以及杜威的“个体性”概念。陈亚军则强调了实用主义与现象学之间的亲缘关系，认为古典实用主义与现象学之间有着明显的相对应的平行展开，现象学思路将在实用主义的未来发展中提供重要的思想资源。
关键词：实用主义；语言转向；实践转向；交往行动理论；儒学；现象学；
本文载于《学术月刊》2020年第1期。
对实用主义转向的马克思主义解读
作者：刘放桐，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复旦大学杜威中心荣誉主任（上海 200433）。
——【目录】——
一、语言的转向之被当作西方哲学现当代转向的主导形态
二、实用主义的转向是实践的转向
三、马克思主义的转向对实用主义转向的超越
一、语言的转向之被当作西方
哲学现当代转向的主导形态
西方哲学从近代到现当代的转向在19世纪中期黑格尔学派解体时即已开始。实证主义、意志主义、新康德主义、新黑格尔主义、生命哲学等流派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它们对各自的理论先驱的相应的旧哲学加以改造（如像新康德主义之于康德主义、新黑格尔主义之于黑格尔主义）。它们既保留了相应的旧哲学的一些理论框架或原则，但又从内部颠覆旧哲学，因而都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弃旧图新的特色，标志着新旧转向的发端。不过，西方哲学从近代到现当代的转向，只有所谓语言的转向运动在欧美兴起后，才显示出其与传统哲学最终决裂的成熟形态。
20世纪初，欧洲哲学中发生了两个具有标志性的事件。一个事件是在英国出现的罗素和摩尔分别对唯心主义的反叛，并分别提出用清晰的逻辑语言（理想语言）或日常语言的分析来取代传统思辨形而上学，特别是传统认识论对概念和范畴的本性以及它们之间关系的终极原则的追究。罗素和前期维特根斯坦以及维也纳学派的逻辑实证主义者把德国数学家弗雷格（Gottob Frege，1848—1925）提出的数理逻辑语言当作理想语言，被称为理想语言学派；后期维特根斯坦和英美日常语言学派对摩尔的日常语言理论又作了重要发挥，被称为日常语言学派。这两派不仅成了当代语言分析哲学的主流，也成了整个当代英美哲学的主流。由于他们都是以语言分析代替传统的哲学思辨，他们所实现的哲学的转向顺理成章地被称为语言的转向。
另一个事件是欧洲大陆德法等国哲学中出现了把意识的意向性当作出发点的现象学运动。德国哲学家胡塞尔和海德格尔是其主要代表。他们之间有诸多区别。但是，在不是关注存在者本身、而是关注存在者怎样存在（怎样在起来），或者说不是关注实体、而是关注活动上，他们大体上是一致的。胡塞尔虽然像传统形而上学那样关注存在与意识的关系问题，企图使哲学成为一门严格的科学并建立一个与之相应的先验唯心主义体系；但是他不仅把心理对象当作意向活动的产物，而且把一切意识对象都当作先验的意向性活动的产物，思维与现实的联系正是由这种意向性活动来维系的，也正是这种活动使人返回到生活世界。海德格尔的基础存在论更直接和明确地把非实体性的、先于主客分立甚至超越个人存在的存在的活动“Sein”来取代具有具体存在形态的“Das seinde”。他把“Sein”归结为语言，称“语言是存在的家”。欧洲现象学运动的其他支脉最后都各以自己的方式把存在指向语言。所以许多西方哲学家认为他们实现的哲学转向同样是语言的转向。
上述两个事件及由其推动的哲学的语言转向运动都首先发生在欧洲。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酝酿和爆发，大批欧洲哲学家移居美国，他们不仅把分析哲学带到了美国，而且适应美国哲学并发展有利于分析哲学生长的环境；分析哲学不仅在美国立足，甚至发展成为在美国哲学论坛越来越占主导地位的哲学。现象学运动等欧陆非分析哲学的语言哲学后来也往美国滲透，以致其在美国的影响更甚于欧洲。这样美国就成了现当代哲学的语言转向的中心。
如何看待20世纪西方哲学家中盛行的语言的转向与马克思和古典实用主义哲学家早已提出的实践的转向的关系，这是西方哲学家和马克思主义者都会遇到但又较难回答的问题。西方哲学家们大都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他们自然不会去探讨马克思所论证的实践转向及其与语言转向的关系问题。现当代哲学的转向在现当代西方哲学家那里主要就是指语言的转向。至于其与实践转向的关系，主要涉及其与古典和当代实用主义的实践转向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大都肯定实践的转向是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的根本内容，但较少研究其与语言转向的关系；或者对这两种转向都谈，但又将它们分离开来。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中许多专家（特别是一些已有较大知名度的中年专家）对西方现当代哲学包括现当代语言哲学都相当熟悉，也经常谈论语言的转向；但是很少有人将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转向结合起来谈论。为了促进这两种哲学的研究，很有必要加强这方面的比较研究工作。
二、实用主义的转向是实践的转向
在西方哲学从近代到现当代的转向中，美国实用主义的转向具有特殊地位。它在20世纪欧洲哲学的语言转向发生之前就已出现。当欧洲哲学的这一转向传入美国以后，美国实用主义由于仍然在一定意义上保留有传统形而上学的残余影响而受到语言分析哲学家的冲击，并由此而有过短期沉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一段时间，它表面上甚至有被语言分析哲学排挤出哲学讲坛之势。但这也只是狭隘的学院讲坛，在广大美国民众的现实生活和社会组织中，实用主义从未失去主导地位。即使在哲学理论上，美国实用主义也很快就适应了欧洲语言哲学，并把它们纳入自己的理论框架之中。当代美国实用主义者莫利斯说，逻辑经验主义、英国语言分析哲学、现象学、存在主义“在性质上是一致的”，它们“每一种所强调的，实际上是实用主义运动作为一个整体范围之内的中心问题之一”。
早在19世纪，当德国数学家弗雷格通过其创立的数理逻辑用符号语言取代形而上学的哲学概念来实现哲学变更时，美国实用主义的创始人皮尔士（Charles Sanders Peirce，1839—1914）于同一时期就也独立地作出了类似的贡献，并将其与他当作哲学核心的实践概念联系起来。这使他领先于20世纪提出语言转向的欧洲哲学家。皮尔士的这种观点突出地表现在他对笛卡尔和康德的批判中。
皮尔士对笛卡尔的批判集中在笛卡尔的普遍怀疑原则和把“我思”作为出发点上。皮尔士认为，在人的认识和行动中不能仅仅是怀疑，而必须有确定的信念。为了确定信念，必须采用科学的方法。后者既排斥主观偏见，又反对盲目崇拜权威，而只依据不受个人意识影响的永恒因素，即客观事实。尽管皮尔士对永恒因素、客观事实的解释有含混之处，但已明显不同于传统思辨唯心主义哲学。
皮尔士对笛卡尔“我思”原则的批判进一步显示了他的求实精神。他认为，把“我思”作为出发点没有超越自我的狭隘范围，无法由之而得出确定可靠的观念。后者只能经由社会共同体不断地探索得出，人的知识不是孤立的个人的自我确认，而只能是人们在不同条件和因素下进行商讨的过程，也就是在共同体中不断地加以探索。在科学研究中不同领域的研究有不同的结果，它们彼此支持，并以此拓宽自己的范围。真理不只是个人的事情，而更是一个社会的过程。皮尔士正是由此将有关确定性的知识论转向有关现实性的实践论，将以认识论为中心的传统形而上学改造为一种强调探索和实践过程的实践哲学。
皮尔士的实践和探索哲学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特点，那就是他强调过程、进步和发展，反对保守和停滞。这突出地表现在他所提出的可错论（fallibilism）上。他认为，即使是用科学方法所得出的结论和所形成的信念，都处于不断修正的过程中，都可能因发生错误而被推翻。任何一种可以称为真理的假设都需要改进，任何信念的确定性都是相对于其证据。随着新的论据出现，就需要对原有假设加以修正。任何经验陈述都不是绝对可靠的证实，甚至逻辑和数学的研究也不能排除错误的可能性。这一观点是对传统哲学认识论的重要突破。
皮尔士不仅是同时代西方哲学家关于实践转向的典范，也是后来英美分析哲学家所系统和全面发挥的关于语言转向的先驱。后者突出地表现在他通过对康德的先验论的符号学改造而建立了有他自己特色的现代符号语言体系，并将哲学纳入这种语言符号体系。关于这点，我在《皮尔士与美国哲学的现代转型》一文中有较多阐释，这里就不重复了。
在实用主义流行于美国并在美国哲学中确立主导地位的过程中，美国心理学家和哲学家詹姆士（William James，1842—1910）起了独特作用，他由此被公认为是美国实用主义的奠基人。
詹姆士把心理学、生理学、医学同哲学结合在一起。他的心理学是在德法等国心理学的影响下形成的。但在达尔文主义的影响下，他对心理意识活动作出了与以往心理学家不同的解释。他反对把心理活动神秘化，认为它们是大脑的功能，相应于大脑的变化而变化。他认为意识总是处于活动过程中，肯定意识的能动性。他在1890年出版的《心理学原理》引起学界强烈轰动，其中提出的著名的意识流理论和达尔文进化论一道为彻底摧毁近代哲学中的心物二元论、特别是为以与实践统一的经验概念代替传统形而上学知识论上的经验概念奠定了科学基础，也为以新的经验概念和实践概念为整个哲学核心概念的实用主义哲学奠定了科学基础。
值得一提的是，詹姆士1898年在加州大学所作的《哲学概念和实际效果》的讲演，第一次正式把皮尔士1872年在“形而上学俱乐部”发言中提出的标志性观点称为实用主义，并对它作了最接近现实和生活的阐释。“实用主义”这个词也由此像野火一样迅速传布开来。在此以前，无论是皮尔士或者与实用主义运动相关的其他人都没有使用过“实用主义”这个词。由于詹姆士善于用清晰和通俗的文笔说出皮尔士和他自己提出的实用主义的道理，从而使实用主义这种接近生活和现实的哲学为美国各阶层人士广泛接受，由此成了美国最为流行的哲学。
在美国实用主义的发展中，为其建立全面完整的理论、将其运用于思想文化各个领域，并使其对美国现实生活和实践的各个方面都产生重大影响的哲学家是约翰·杜威（John·Dewey，1859—1952）。其哲学思想最为全面和深刻地体现了美国建国以来的民族精神和社会发展的积极方面，堪称最伟大的美国哲学家。由于他的哲学最能体现当代西方哲学发展的趋势，而被罗蒂称为20世纪西方三位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这一评价获得举世认可。
杜威在美国实用主义的诸多发展中，最突出的是他在继承传统的经验主义时，对它的经验概念进行了相当彻底的改造，去除了它的旧形而上学意蕴而将它与实践概念融合起来，由此实现了他的“哲学的改造”“哥白尼式的革命”。这意味着他比其他西方哲学家更好地实现了西方哲学从近代到现代的转型。关于这些，我在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所写的数十篇文章，以及以它们为主体编辑或重新编写的几本著作中，从各个方面作了我所能作的阐释。在我为《杜威全集》中文版所写的序言中，又作了一个概括。其中指出，杜威把对现实生活和实践的关注当作哲学的根本意义所在，杜威的“哲学的改造”适应和引领了西方哲学从近代到现代转向的潮流，与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革存在某些相通之处。为了避免过多重复，本文就不展开论述了，仅建议读者们更多关注如下两点。
第一，杜威的经验概念同一于实践概念，它既与传统哲学的经验概念根本不同，又关联着思想文化的所有领域。
在传统哲学（不管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经验论还是唯理论）中，经验都是认识的起始阶段，蕴含着主体对客体的一定认知，是认识活动的某种结果。在此，主体和客体是分离的，从而必然导致某种形式的二元论。杜威的经验概念不是指认识的阶段和结果，而是作为有机体的主体与作为环境的客体相互作用的过程本身。在此，主体不是什么神秘的精神实体，而是自然进化的产物，是詹姆士心理学所论证过的人的大脑的功能，它作为主体存在是相对于客体而言的；环境是主体所遭遇（或者说与之相关）的一切，不存在什么不能作为客体的神秘之物，它们作为客体存在是相对于主体而言的。主体与客体（有机体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可以有不同的形式，但又是无所不包。作为这种相互活动的经验不只是认知活动（知识），也可以是情感、意志、信仰（道德、艺术和宗教）等活动。正是通过同一于实践活动的经验活动，杜威把知识、道德、艺术和宗教统一起来。这点在他的《确定性的寻求》（1929）中有详细的阐释。
第二，杜威既要与传统的思辨形而上学决裂，又想避免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他由此受到这两方面的哲学家的批评，他对二者都有所妥协。
由于杜威企图用主体和客体的相互作用来说明知、情、意等人和人类社会的所有活动及与之相关的所有学科，但是他对这种相互作用往往缺乏具体和确定的解释，这被他的许多反对者（包括像罗素这样著名的哲学家，特别是当时在美国也有相当影响的各种实在主义和自然主义哲学家）指责为陷入了相对主义甚至虚无主义。为了回应这些指责，杜威力图使“经验——”这个他的全部哲学的核心概念——具有某些实在主义和自然主义色彩。他在《经验与自然》（1925）这部最有代表性的著作中，强调自己的理论是经验自然主义或者自然主义的经验主义。尽管他的基本观点与他此前的代表作《哲学的改造》（1920）基本相同，但毕竟有实在主义和自然主义的外表。然而这样一来，他又受到比他更加要求消解形而上学的分析哲学家（包括他的著名信徒、由分析哲学转向实用主义的罗蒂）的反对，他们指责杜威哲学有不必要的形而上学的残余。杜威对他们的指责也表现出了妥协的倾向。他在后期著作中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语言的转向，在《认知与所知》一书中他对一些重要哲学概念甚至还作了语言哲学意义上的解释。
总的说来，杜威等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的实践转向在超越传统形而上学方面确有分析哲学家们所揭露的不彻底处，但他们又能吸取分析哲学在这方面的长处而使他们的实践转向与语言转向结合起来，由此在解决西方哲学从近代到现当代的转向上，能立于西方现当代各派哲学之颠，甚至还能与马克思在哲学上实现革命变革所实行的转向存在着张力。这可以说是难能可贵的。
三、马克思主义的转向
对实用主义转向的超越
关于西方哲学从近代到现当代的转型、在西方哲学发展上的进步以及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革，较这种转型的共性和总体上的超越，我的观点在《西方哲学的近现代转型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当代中国哲学的发展道路（论纲）》一文中已明确阐释了。其后我发表了20多篇与此相关的文章，其中有几篇文章的主旨就是正面阐释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革是对西方哲学从近代到现代的转向的超越。例如在《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革对现当代西方哲学的超越》一文中，我提出了三点意见。首先，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革从根本上改变了西方哲学发展的社会阶级基础，使它完全符合现当代社会发展的前进方向，从根本上超越了近代和现当代西方哲学家因阶级偏见而无法摆脱的片面性和局限性。其次，马克思把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与对世界观和本体论研究的改造结合起来，超越了现代西方哲学家在批判传统形而上学时普遍存在的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倾向。再次，马克思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把生活和实践的观点当作其哲学的基本观点，克服了西方哲学家在转向生活和实践道路上的唯心主义倾向。由于在其他地方已多次介绍，这里就不重复了。此处仅就如下两个观点说些想法，提请学界讨论。
第一，实践的转向高于语言的转向。
西方语言分析哲学的兴起，直接导源于弗雷格、罗素、摩尔、维特根斯坦等分析哲学家用理想语言或日常语言的分析，来代替传统哲学的概念分析，或者说消解柏拉图以来的对理念，特别是近代哲学认识论转向以来被提到首位的本质及与之相关的概念、范畴等的分析，驱除了蒙在它们之上的烟雾，由此使哲学问题变得清晰、规范。这种哲学研究方式不仅受到反形而上学的哲学家们的赞许，也获得了科学家们的欢迎，西方哲学的发展由此被认为出现了语言的转向。这种转向在哲学上和科学上都意味着重要的进步。换言之，语言的转向是指通过分析语言使之明晰来取代传统哲学对哲学概念的含混的推演，这是对传统哲学的超越，由此被认为是实现了哲学上的哥白尼式的革命。
但是，语言不只是一个空壳，它们都是有内涵的。而有内涵的语言都具有概念意义。因此，通过空壳的语言转向来实现哲学中的哥白尼式的革命可能只有字面上的意义，它并不能取消和解决包括传统哲学在内的哲学这门学科本身所具有的特定的问题。不管是世界观、人生观、认识论、方法论、伦理学、美学、宗教学等这些传统哲学领域所应研究的问题，还是人们在现实生活和实践中所直接面对的种种问题，都可以通过语言分析而变得清晰，但不能仅仅凭借语言分析就可以使问题得到解决。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返回现实生活和实践是必由之路，从皮尔士到杜威的古典实用主义哲学家在从近代到现当代的哲学转向上的独特贡献，就是他们没有停留于分析哲学家的语言分析，而是进一步把语言分析与现实生活和实践结合起来。从古典实用主义到新实用主义的发展，最突出的表现也正是后者试图把分析哲学家们的语言分析与实用主义强调的实践结合起来。总之，在近现代哲学转型或者说哲学转向上，实用主义高于其他西方哲学流派，而新实用主义高于古典实用主义。
第二，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的转向高于实用主义的实践的转向。
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革对西方现当代哲学转向的超越，不仅包括了对实用主义转向的超越，而且以对实用主义转向的超越为最典型的超越形式。因为在西方近代哲学到现当代哲学的转向中，实用主义的转向是最具优越性的转向形式。我在新近发表的《从认识的转向到实践的转向看现当代哲学的发展趋势》一文中，较具体地分析了维特根斯坦所代表的语言的转向、海德格尔所代表的存在（Sein）的转向以及杜威代表的实用主义的转向各自的含义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这里进一步补充的是：与分析哲学不同，实用主义者在讲到实践概念时，关注的不只是主体和客体概念的直接统一，而且更关注在主客统一过程中主体如何相对于客观而成为主体、客体如何相对于主体而成为客体。换言之，他们更为关注的是二者的统一发生的过程。而这个过程超越了单个主客体的直接统一，必然涉及众多相关主体与它们相应的客体的统一的社会过程。这点与我们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的社会性（阶级性）和历史性密切相关。
閱讀更多 學術月刊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