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湖二集》是明代作家周清原创作的一部短篇平话小说。在小说中时常可见作者以嬉笑怒骂的方式来讽刺奸臣佞贼、抨击世间不平之事。周清原在《西湖二集》一书中也提到了著书立说的主要目的——一则要劝诫世上都做好人，省得留与后人唾骂；一则发抒生平之气，把胸中欲歌欲笑欲叫欲跳之意，尽数写将出来，满腹不平之气，郁郁无聊，借以消遣。[1]

而周清原作为一名在明代文化熏陶下成长成熟并且十分关注明代社会的安定和国家社稷安危的文人，在能令他“欲歌欲笑欲叫欲跳”的事中，必然有国家的兴衰、社会的安定与百姓的苦乐。

一 《西湖二集》对民生状况的描写

周清原在《西湖二集》中提到了不同时期的处于社会不同层面、有着不同性质的各类平民百姓的艰难生活，这些百姓中有靠着土地过生活的农民，有贫穷的文人和书生，有地位低下的娼妓，有侍女、丫环、普通的夫妻和市井小民等，他们是处于社会不同层面，却同样手无寸铁，受生活压迫的普通百姓。然而周清原在小说中并没有集中地描绘人民生活的惨状，也没有对百姓在水生火热的状态下承受的痛苦有过多着墨。但即使只是不多的篇幅，偶尔的涉及也已将百姓在压迫与剥削的夹缝中艰难生存的状态刻画得入木三分。

01 战乱中百姓被剥夺生存的权利

作者在小说中直接描写百姓在战乱中担惊受怕、四处奔逃的篇章并不多，但偶有提及处尽显人民命运的悲惨和生存的苦痛。例如第六卷《姚伯子至孝受显荣》中，姚伯华和他的父母只是普通的百姓，但是他的年迈的双亲却在战争中被贼寇“攧死在山崖之下”，成为无辜的受害者，可见在面对离乱时，百姓连最基本的生存的权力都被剥夺了；卷中也通过对乱军割据地方，随意奸淫妇女，杀人如麻，百姓被逼无奈，四处逃窜的描述，将百姓在离乱中求生无门，消极抵抗，只能作无谓挣扎的凄惨的场景刻画地深刻而明了。再如第十卷《徐君宝节义双圆》中， 描述了一对恩爱的夫妇在战乱中失散，却始终不负对方的感人故事。徐君宝的妻子金淑贞为了保住贞洁，不作失节之妇，选择投池而死；徐君宝为守住诺言一同投池。作者在叙述故事的过程中，将贼寇的野蛮、残暴表现的淋漓尽致。故事中的徐君宝夫妇只是当时千千万万被伤害受屈辱的苦难百姓的一个代表。在战乱中，百姓连最基本的生存的权利都无法得到保障，可想而知百姓在兵荒马乱中忍受着怎样的苦痛与煎熬。

《西湖二集》插图

02 贪官污吏对人民的压榨和剥削

战争中百姓的苦难是周清原表现民生的一个方面，另一个使劳苦百姓更加处于水深火热中的原因则来自政治的昏暗与官僚腐败的横行。在小说中，作者在许多篇目中都提及了官僚的腐败以及横行霸道，例如第六卷《姚伯子至孝受显荣》、第七卷《觉阇棃一念错投胎》、第十九卷《侠女散财殉节》、第二十卷《巧妓佐夫成名》、第三十四卷《胡少保平倭战功》等卷中均有相关的描述。

如在第十九卷《侠女散财殉节》中就有提到朝廷官员伟兀氏如强盗般抢夺百姓的土地，光明正大占为己有的无赖行为；再如第三十四卷《胡少保平倭战功》中提到的官府贪赃枉法，压榨百姓，一味害民。走投无路的百姓揭竿而起，但大部分的人民依旧屈辱地忍受着官僚的欺压和鱼肉。

03 百姓对金钱的过度崇拜

战争的破坏和官僚的迫害使百姓成为最大的受害者，而百姓对金钱的过度崇拜却使整个社会的风气走向败落。长久的苦难和无望的挣扎使百姓更加意识到物质与金钱的重要性，而这种意识也使百姓陷入对金钱与地位的狂热崇拜，成为堕落与市井的代表。周清原在小说中多次描绘了这种颓靡的社会风气。例如第一卷《吴越王再世索江山》、第八卷《寿禅师两生符宿愿》、第十三卷《张采莲来年冤报》、第十五卷《文昌司怜才慢注禄籍》、第十九卷《侠女散财殉节》、第三十二卷《薰莸不同器》等卷，都描述了社会的混乱和无序。

比如，在《文昌司怜才慢注禄籍》中，才子罗隐因为家贫一直遭到邻里和亲戚的冷眼和唾弃；在第十三卷《张采莲来年冤报》中，市井小民为金钱顿起歹念，进而谋财害命的例子不一而足，它从入话到正文都在描绘这个被金钱腐蚀，使灵魂扭曲的畸形的社会。

二 明末时期人民的客观生存状态

周清原在《西湖二集》中所描述的明代末期是一个社会无序、政治黑暗、官僚腐败横行的混乱时期，生活在这一时期的人民百姓被迫遭受着来自各方面的压迫和摧残。而纵观明代末期的社会整体状况和人民的生存状态，明末的现实状况与作者在小说中所描绘的明代末期在一定程度上也十分贴近。

《西湖二集》插图对比

01 官吏的横征暴敛

明代后期的政治是腐败而昏暗的，官场风气日益恶化，官场贪污之风盛行，无论大官小吏都开始千方百计地赤裸裸地刮取民脂民膏，剥削平民百姓。官吏盘剥百姓的方式非常多，例如随意要求百姓缴纳矿税、钱粮税等各种税，竟至于“从茶船市舶乃至米盐鸡豕都要征税”了[2]。不仅如此，各地的官僚甚至倚势欺民，强行抢占百姓的土地，使百姓失去赖以生存的保障，这种行为与强盗恶霸无异。崇祯年间的辛升曾道出了这种恶霸行为对百姓的压迫之深：“仕进出身，自非齐名敢望项背，乃高门大阀，仆从如云，田连阡陌而不知休，窖藏金钱而不止，杀人于寸幅之中，破家于立谈之顷。”[3]这段话将官吏对百姓的横征暴敛表现地入木三分。官吏上下沆瀣一气，百姓无处伸冤，只得忍受官府的压榨和剥削，在凄苦的生活中挣扎。

在《西湖二集》中，周清原也描述过官吏盘剥百姓财产，占为私有的强盗行径。例如，在第十九卷《侠女散财殉节》一章中有一段描述官吏剥削百姓，将土地占为私有的描述：那伟兀氏原是大富之家，更兼做了一任荆南太守，连荆南的土地老儿和地皮一齐卷将回来，大的小的，粗的精的，尽都入其囊橐之中，便可开一个杂货店相似。作者于其后赋诗：荆南太守实闲哉，和细和粗卷得来。更有荆南老土地，一齐包裹也堪哀！[4]

官吏对百姓的如强盗般的横征暴敛，使得百姓成为了刀俎下的鱼肉，任人宰割，苦不堪言。这种欺压使百姓失去尊严、沦为奴仆，甚至使人民失去了生存的保障。

02 战乱导致的生灵涂炭

明代末期是一段战乱频发的时期——农民军与政府的战争，邻国与明朝的战争，这时候的明代面临着四面楚歌的危机，而战争的直接受害者便是普通的百姓。

社会的动荡不安使百姓的生存出现了严重的危机。背井离乡，颠沛流离的生活使人民失去了生存的基本保障，明朝的人口也因此急剧下降。由此引发的还有因劳动力不足导致的粮产的锐减。

《幸存录》中记载，崇祯十五年农民军包围开封数月，城中粮价高达一斗米十余金，升粟卖至万余钱的天价，能充饥的水草每斤都卖银1两、水中红虫每斤800到3000不等、屋上瓦松每斤200到1200钱。[5]人民为了在这种环境下生存下去，开始饥不择食，黄土、石屑、枯骨都成为人们果腹的“食物”，甚至发展到了“食人”的境地。缺粮至此，百姓在离乱中早已没有了生存的保障。

周清原在《西湖二集》中没有直接描写人民忍受饥荒的语言，但在第三十四卷《胡少保平倭战功》的卷尾，提到了区田法、辟谷法、又传写方、又服苍术方、山谷救荒法等多种在战乱中避免饥饿的方法。由此可以看出，战争已经使人们遭受到了饥饿的煎熬，剥夺着人民生存的权利，致使社会生灵涂炭。

03 自然灾害对百姓的伤害

明代是一个自然灾害频发的时代，水灾、旱灾、蝗灾等灾害都严重影响着百姓的正常生活，它迫使百姓进行大规模的迁徙，破坏百姓的家园和财产，而确实有相当多的百姓被这些自然灾害剥夺了生命。这在史书中有很多的记载，例如，“静态六年五月初六，苏州地震，并常镇松江四府瘟疫，死者七万七千余人”[6]；“嘉靖三十四年壬寅，山西、陕西、河南同时地震，官吏、军民压死八十三万有奇”[7]等。

由此可见，灾害对人民的伤害是巨大的，遭受自然灾害的百姓剥树皮、吃草根，甚至要靠卖掉妻儿来求活。“天灾”和“人祸”使得明代的百姓长期生活在水深火热的痛苦之中，在小说《西湖二集》中虽没有描绘自然灾害对百姓生活的影响，但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自然灾害必然是影响到人们生活的重要因素之一。

伴随着君主的昏庸，官府的横行无道，另加之频繁的饥荒战乱的影响，百姓面临着来自各个方面、各种原因的压迫和冲击，劳苦民众在天灾与人祸的夹缝中过着凄苦无望的艰难生活。

三 周楫对百姓的矛盾情感

明代末期的社会正处于内忧外患日益加深的混乱时期，百姓在朝不保夕、提心吊胆的生活状态下寻求着一线生机。周清原在《西湖二集》中对遭受苦难的百姓表达了同情，也对迫使百姓遭受苦难的统治者表示了强烈的愤恨。但是周清原对百姓的情感并不只有单一的同情和怜悯，除此之外，他也看到了百姓自身沾染的陋习，并在行文中表达了自己对这些陋习的强烈斥责和不满。

明代鼎盛时期民生状态

01 对劳苦百姓的同情和关照

周清原在《西湖二集》中并没有用过多的篇幅来直接述说自己对劳苦民众的同情和怜悯，但是却用了相对较多的笔墨勾勒出一幅幅普通百姓在战争与炮火的威胁下背井离乡，绝望地四处奔逃的凄惨场面。

小说中直接描绘人民生活惨状的篇章并不多，且较为分散。例如在第六卷、第八卷、第十卷、第三十二卷等卷中均用了较长篇幅来描绘人民在贼寇的逼迫下四处逃窜，居无定所的离乱场景。

例如作者周清原在《姚伯子至孝受显荣》一卷中就有一段描写在政治昏暗的元朝统治下，无辜的百姓惨遭贼寇杀害，生者被迫背井离乡、四处逃窜的凄惨生存状况的生动描绘：

乱纷纷烟焰蔽天，哭淘淘悲声动地。刀枪凝一片白雪，旗帜晃十里红云。滚滚烟尘，可怜无数头颅抛满路。凄凄杀气，惜哉几万血肉踏成泥。枪尖上搠着人心，马领下悬挂甲首。干戈队里无复生还，铁马场中只有死去。魂飞天半，男女同作一坑尘。血染山前，老稚并为万壑鬼。[9]

从这一段毫不掩饰的几近于触目惊心的描绘中，我们就可以强烈地感受到当时元朝的百姓饱受战乱之苦，更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危机，在身心上都背负着难以想象的来自生存的恐惧和担忧。

“可怜”二字，足见作者对遭遇生命威胁的百姓是充满了同情之心的。在卷中作者也作诗表达自己对“红巾贼”的愤怒和嘲讽：红巾原是杀人贼，假说杀贼即红巾。剪径李逵成李鬼，搽些黑墨便为真。从这首诗中我们就可以深切地感受到周清原对野蛮、残忍的“红巾贼”的唾弃和痛恨。而“生存”这一百姓最基本的权利，竟成为了当时社会下人民的一种渴求，从这也足以见得内忧外患下百姓生存处境的艰难与生活的凄惨。

百姓的悲苦值得同情，但究竟是什么让百姓成为了苦难的直接受害者？究其背后的根本原因，我们也可以从字里行间感受到作者周清原对元凶——元朝统治者的强烈的嘲讽和批判。例如，在同一卷中，周清原在讽刺君王沉迷酒色、荒废朝政时描述当时的朝堂乱象：“那时天下也不是元朝的天下，是衙门人的天下，财主人的天下。你道怎么？只因元朝法度废弛，尽委之于衙门人役。衙门人都以得财为事，子子孙孙盘踞于其中。所以从来道：‘清官出不得吏人手。’何况元朝昏乱之官，晓得衙门恁的来，前后左右尽为蒙蔽，不过只要瞒得堂上一人而已。凡做一件事，无非为衙门得财之计，果然是官也分、吏也分，大家均分，有钱者生，无钱者死。因此百事朦胧，天下都成瞎账之事。”[10]

朝廷的昏暗腐败，君主的无所作为，导致了整个统治阶级的堕落腐化，也使得贪官污吏有机可乘，沆瀣一气，置百姓于危难而不顾,而这便是导致劳动人民更深地沦于苦难中的根本原因。

周清原在小说中所描绘的是宋元百姓流离失所，朝不保夕的生存状态，但结合明代的社会现状，不难发现这也是借以宋元时期社会状况影射明末百姓真实的生存状态，而造成百姓的苦难和不幸的根本原因正是明末统治阶级的腐败崩坏和朝廷的无所作为。作者对劳动人民苦难的深入描写将其对百姓的同情、国家的担忧以一种更加沉痛的方式表现了出来。

我们可以认为，周清原是希望能通过描写社会人民的苦难来引起上层统治集团对其的注意，从而使百姓生活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改善。整个明朝的没落使得处于社会下层的劳动人民受到了极大的压迫。面对人民的苦难，周清原无法挽救，唯有用饱含情感的笔墨来表现对在苦难与绝望中挣扎的百姓的怜悯，让统治者关注到底层百姓艰难的生存状态，而他对百姓的同情和关照也在其嬉笑怒骂的文字中得到了最好的诠释。

02 对民众陋习的批判和斥责

周清原在面对民生百态时的情绪也是矛盾的。一方面，他十分关心百姓的生活状况，因此在小说中用了较多笔墨来描绘饱受官僚压迫，又在战乱中流离失所的苦难人民的悲惨而无望的生活状态，字里行间可见他对百姓深切的怜悯之情以及对使人民沦于苦难中的黑暗现实的批判。但另一方面，周清原对苦难的人民却还有着深深的斥责和批判的情绪。外在的压迫若使人民被迫承受苦难与厄运，自身的陋习则是人民内心堕落的表现。

《西湖二集》崇祯本插图

在君王的昏庸、官僚的豪夺下，黎民百姓遭受着诸多生存的威胁和压迫，但随着政治的衰败在一同溃烂的，还有整个社会的风气。生存的艰难使百姓也竞相追名逐利起来，以致陷入集体拜金的乱圈。人心凉薄，世风日下的社会使周清原感到愤慨与悲凉，因此他对此进行了愤怒的批判。

在集体堕落下，百姓也已染上趋炎附势、阿谀奉承的丑陋习性。例如，在第七卷《觉阇棃一念错投胎》中，周清原在表现市井小民的溜须拍马时是丝毫不留情面的，他在里面做了这样一段辛辣而尖刻的描述：

<strong>不要说他吐气成雷，就是他放一个屁，也还威行千里。那些奉承他的还要把这个屁顶在头上，当道救命符箓；捧在鼻边，只当外国的返魂香；吸在口里，还要咬唇咂舌，嚼出滋味。定要把这个屁自己接得个十分满足，还恐怕人偷接了去，不见得男女孝顺之心。[11]

这段话中，周清原以笔代刀，对阿谀奉承的市井小人，溜须拍马的势利之徒进行了辛辣不留情面的嘲讽，将其对败坏社会风气的百姓的不满和痛恨表现地淋漓尽致。

除了斥责百姓的趋炎附势，周清原还批判了人民在对金钱的崇拜中，人性逐渐变得扭曲的普遍现象。例如，第十三卷《张采莲来年冤报》就从多个角度、多层层面上将百姓的拜金行为背后的人性的扭曲、人与人关系的裂变表现了出来。在这个故事中，衙兵王立为谋求钱财，将素不相识、无仇无怨的周家丫环张采莲勒死；赵小乙为了发横财杀人抛尸，这些丧失人性的行为出现都是为了“钱财”二字。由此可见，金钱使人性极度地扭曲了，对社会与人心的腐蚀到了不可置信的地步。但是，周清原并没有让被金钱迷了心智、谋财害命的王立和赵小乙逍遥法外的机会，而是让他们被秋后处决，自食了恶果。在篇章的结尾，作者作诗评论：欠债尚且还钱，杀人怎不偿命？自作终须自受，劝人莫犯此病。[12]从周清原给谋财害命之徒的结局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他对被金钱和利益腐蚀了灵魂的这一类人的批判和斥责。

同样在十三卷，篇章的入话部分讲述的是渔夫见钱眼开，谋财害命的故事。渔夫为了不义钱财，狠心将船客推入江中。取得不义之财后，竟与平日里一贯冷眼相对的妻子恩爱敬重了起来。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就连最亲密的关系都要靠金钱和利益来维系和持续的近乎病态的社会现象。金钱的势力逐渐渗透进家庭内部，影响着家庭生活的和谐、稳定。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究竟扭曲到一种怎样的程度？用小说中的一段描述才子罗隐穷困潦倒时的话来揭露就是：“若是罗江东那时做了官人，戴了乌纱帽，象简朝靴，那人便来呵脬捧屁，没有的也是有的；如今是个穷酸，口说大话，不过是赊那‘功名’二字在身上，世人只赌现在，不讨赊账，谁肯预先来奉承？俗语道：‘若说钱，便无缘。’罗江东向亲友一连告了几十处，大家都不睬，以后见了他的影儿，只道他又来借贷，都把他做白虎、太岁一般看待，家家关门闭户起来。” [13]这段话将整个社会的关系做了彻底的诠释。

明末民风的败落暴露出了社会的本质，百姓的势力与对金钱的狂热崇拜预示着这已经是一个由金钱主宰的扭曲的势利社会了。人民的集体堕落导致的是社会风气的颓败。亲密关系的维持需要金钱来支撑，人与人的正常交往需要金钱来平衡。这足以表明在当时的社会，金钱的势力已经腐蚀着人心，使百姓的灵魂扭曲，而整个社会风气的败落更加深了周清原对没有自我挽救意识、甘愿走向堕落的百姓的斥责。

明末的社会面临着崩溃的危机，面对饱受苦难折磨的百姓和民不聊生的社会现状，周清原只能选择用小说的方式来表达其对百姓的怜悯和关心，对社会与国家的担忧；而社会的堕落与腐化又使他痛恨人民心底的劣性，从而生发出对百姓的市井习气的厌恶和批判。

他在小说中的发声更像是一种绝望又悲愤的高呼，试图用这种方式来唤醒所有堕落的灵魂。也正是这样悲愤的高呼，使他对民众的复杂情感用一种更深刻的方式表现了出来，将其对百姓的“爱”与“恨”紧紧地融合在一起。

参考文献

[1][4][9][10][11][12][13]周清原.西湖二集[M].北京:华夏出版社,2013.3,222,62,61-62,

74-75,155,169.

[2]赵云杰.浅析明末社会巨变与士风特征[M].河北:河北师范大学,2010.

[3]杨国祯,陈支平.明史新编[M].人民出版社,1993.415.

[5]夏允彝.幸存录[M].上海:上海书店,1982.44.

[6]《明英宗实录》卷254，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5481.

[7]张廷玉.《明史》[M].中华书局,1974.500.

[8]龚凤晓.论《西湖二集》寄寓的文人情怀[J].宿州教育学院报,2013,16(6):133-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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