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叫張霓，武漢8萬名在病毒中“逆行”的白衣天使中，一名普通的護士。
在武漢同濟醫院感染科三病區，她和另外16名全員請戰的醫護人員，已在隔離病房堅守陣地近30天。
2月2日深夜，張霓獨自在隔離賓館的房間裡，寫下一篇給大伯的日記：“會有天使替我來愛你”。只是，從小將她視作女兒帶大的“大伯爸爸”，再也看不到了。
1月18日晚，張霓從發熱病房下班趕往大伯家探望送飯，發現倒在地上的大伯，已經過世了5個小時。“他有給我打過電話，尋求我的幫助，但那時我身在隔離病房，沒能帶上手機……”
戴著兩層手套穿刺，連摸帶猜，一針見血
1月的武漢，不是很冷，卻寒意襲人。
1月6日，張霓所在的感染科三病區，按照醫院緊急安排，臨時改造成隔離病房，準備收治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患者。作為一名在感染科工作了10年的護理人員，她毫不猶豫地第一個報了名。
13日，第一批患者收治入院。張霓和同伴們換上密不透風的防護服，一頭扎進隔離病房。
憋悶，氣促，流汗，呼吸困難——這不僅僅是感染患者的病毒之痛，也是每一個佈滿水氣、模糊不清的護目鏡背後，醫護人員苦撐六七個小時的“極限時刻”。
“每一天，我都要戴著兩層手套，在模糊的視線中進行留置針穿刺，連摸帶猜，所幸能一針見血。”張霓打趣道，我都不敢相信自己有這麼高的穿刺水平。
在發熱病房，張霓的主要工作，除給患者完成藥物治療，還要穿著笨重的防護服，為患者洗臉、刷牙、翻身、換衣服、擦拭身上，甚至協助大小便，倒尿壺、倒便盆。一些老人感激地說，重病床頭，即便是自己的親生孩子，也未必能照料如此。
“來世，我們再做親人可好”
1月18日，張霓進入隔離病房第六天。
晚上6點，她和往常一樣，下班後去給相依為命的大伯送飯。1分鐘，2分鐘，5分鐘過去……張霓整整敲了20多分鐘的門，打了無數個電話，門的那一頭，卻始終沒有任何回應。
一種不祥的預感湧上心頭。撬開門，發現大伯倒在地上，已沒有了呼吸。趕來的120救護人員告訴她，大伯已經過世了5個小時。
她打開大伯的手機，發現最後一個電話，是打給自己的。“他給我打過電話，尋求我的幫助，但是我在隔離病房，沒能帶上手機。”張霓抱著他冰冷的手臂，一遍又一遍哭著說“對不起”。
“這是從小將我養大的大伯，就這樣悄無聲息的沒了。”
“為什麼我每日奮戰在患者身邊，卻救不了自己最親的人。”
張霓一歲時，爸爸因車禍去世，隨後媽媽改嫁。“在我30年的人生中，是大伯和奶奶把我帶大的。”她說，雖然按輩分喚了幾十年大伯，但在她的內心，早已認定了這個替她遮風擋雨的“爸爸”。
大伯不是不知道她科室的電話，可過去十幾年，再急的事也不會打，怕影響她工作。這是他第一次在她工作的時候打給她，也是最後一次。
這些天，夜深人靜的時候，“爸爸”的樣子，“爸爸”的話，在淚水打溼的枕上，在張霓的腦海閃回。
有段時間，張霓忙得四五天都沒時間去探望。一天去的時候，發現大伯一直在椅子上坐了很久都沒有起身。追問之下，才知道大伯痛風發作，行走困難，已經坐在椅子上睡了4天。
“他有腦梗、高血壓、風溼，還有心臟病，他總在電話裡跟我說他很好，吃得也很好，讓我在一線安心工作不用擔心。”張霓哭著說，可之前給他送去的菜，分明都在冰箱裡發黴了，他動彈不了，每天都在啃麵包。
寂靜的夜，她與“爸爸”一遍遍在心裡拉勾：“來世，請讓我盡未完的孝道，我們再做親人可好？”
生命接力，78歲重症的盧爺爺救回來了
匆匆料理完大伯後事，張霓便向護士長申請重返一線。護士長讓她多休整兩天，她說：“所有醫護人員都在搶救患者，我的親人已經沒了，不能再讓更多人失去親人，何況我還是一名共產黨員。”
1月初，78歲的盧金活老人在打乒乓球時，不慎接觸到被感染的球友，出現發熱、乏力等症狀，1月9日進入同濟醫院接受隔離治療。此前，盧爺爺患有20多年的高血壓和糖尿病，入院後病情逐漸加重，1月18日一度出現危重症狀。
華中科大同濟醫院呼吸與危重症醫學科主任、湖北省醫療專家組組長趙建平，帶領醫護人員對盧金活進行了20天的全力救治，把他從死亡線上拉了回來。
1月29日，盧金活老人治癒出院，成為全省首個高齡重症患者的治癒病例。
“盧爺爺終於挺下來了！”她說著說著，眼淚又流下來：“不光是我，我們病區整個醫護團隊都護理過他。”她說，即使在重病期間，盧爺爺也堅持把自己收拾得很乾淨，再難受也努力吃東西，配合治療，從未放棄。
逝去與重生間，張霓對生命的重量，有了不一樣的人生體會。看著病床上的患者，她的腦海裡只有一個念頭：“我要救他！”她要讓這些生命，替大伯爸爸好好活下去。
日記的最後，她給“爸爸”寫下這樣一段話：“如果有一天，我愛的人不在了，我會找一個天使，讓他替我來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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