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的清史研究可謂蔚為大觀。然而，學者們大多從軍事、政治、經濟、社會等角度出發，對清朝的文化與思想關注甚少。
關注少與長時間對其評價頗低有關。受近代以來章太炎、劉師培等人的影響，人們往往將清代的學術思想歸結成政治高壓下的畸形發展。
如章太炎就在《訄書·清儒第十二》中說：“清世理學之言，竭而無餘華；多忌，故歌詩文史梏；愚民，故經世先王之志衰“。劉師培更一針見血地在《清儒得失論》中說：“明儒之學，用以應事；清儒之學，用以保身。”現代人更喜歡用龔自珍的詩說，清朝的思想界是“萬馬齊喑究可哀“。
我們當然不否認，清朝的種種文化政策，如文字獄讓清代知識分子禁言禁聲，不敢再以“天下為己任“，從而轉向“餖飣考據之學”。
然而，如此一筆帶過，顯然無法解釋梁啟超所稱讚的，清代思潮“皆以歐洲之‘文藝復興’絕相類”。同時，不搞清楚清代思想發展的脈絡，我們也無法理解近代以後，在西學衝擊之下，傳統思想沒有像其它國家那樣，被徹底摒棄， 反而在民國時代與西學分庭抗禮，甚至出現了保守的“學衡派“和“整理國故“等運動。
應該說，對於清代思想的重新發現，某種程度上也與美國的中國學研究有關。大部分美國學者，如史景遷等人，將中國近代的開端上溯到晚明時期。因此，他們在追溯中國近現代大變革時，必須要對思想譜寫進行一番探尋。
華盛頓大學歷史系東亞研究中心教授蓋博堅正是在這樣的學術脈絡下，開始對乾隆時期的文化“盛事”《四庫全書》進行了系統性研究。
《皇帝的四庫》最早源於他在哈佛大學的博士論文，1981年完成，並在1987年正式出版。有學者曾評價：“遺憾的是，這本出版如此之早的著作似乎在國內也沒有引起注意，因此，關於清代國家的文字獄罪名，至少乾隆帝的文字獄惡名沒有得到重估。”（黨為《新清史三十年》）
其實，關於《四庫全書》的研究，民國時期史學家郭伯恭所著《四庫全書纂修考》已頗為完備，舉凡源起、纂修過程、人員組織、編輯、校勘等等都已事無鉅細做了梳理與研究。
蓋博堅此書英文版出版不久，大陸學者黃愛平的《四庫全書纂修研究》與臺灣學者的吳哲夫的《四庫全書纂修之研究》先後出版（遺憾的是，兩本書似乎都沒有注意到蓋博堅的研究）。
將四本書進行比對，可以發現，它們對《四庫全書》形成過程的研究，已經極其完備。然而，蓋博堅此書卻仍舊有它獨特的價值，就在於將《四庫全書》的編纂放置在清代思想發展的脈絡過程中，尤其是乾隆皇帝本人與學者之間的互動。
蓋博堅首先追溯了清朝為何要在1772年2月2日頒佈編纂《四庫全書》的詔諭。一般認為，這與乾隆皇帝好大喜功，在“立德”（乾隆自認為道德品行很好，此外他還打擊了官僚結成朋黨）、“立功”（平定大小金川，徵準噶爾）之外，進行“立言”（做御製詩和修《四庫全書》）。
蓋博堅卻認為，乾隆決定修《四庫全書》的動機主要有三個：第一，秦朝2000年以來的修書傳統；第二，遵循康熙、雍正時期的贊助和出版先例，以此來消弭文人與官方的思想矛盾；第三，通過修書達成知識和權力的統一。
蓋博堅注意到，在乾隆登基之後的五年（1736年），他就恢復了雍正發起的圖書採集活動，“從古右文之治，務訪遺編”。
不過，這次圖書採集的社會反響不大，乾隆不得不激發知識分子對官方贊助項目的興趣，給予他們更多鼓勵和保障。比如，參與朝廷圖書出版工作的人，坊間有真才實能的人，都被授予翰林院職位等等。正是有了前期的這些措施，乾隆皇帝才敢在1772年決定編纂《四庫全書》。
隨後，蓋博堅又從學者們對官方政策的回應進行探究。《四庫全書》的編纂，並非乾隆皇帝的一廂情願。
18世紀以來，隨著對外戰爭的結束，城市的發展，商業財富日益增加以及物價緩慢增長等，學術活動開始出現勃興，尤其是富商（比如揚州的鹽商）對學術的資助（比如建藏書樓），形成了“揚州學派”、蘇州、杭州、北京學術群體等。
或許是因為有艾爾曼的《從理學到樸學》等著作珠玉在前，蓋博堅沒有著重分析從“宋學”（義理之學）到“漢學”（考證學）的轉變過程。
但是，他注意到“漢學”的出現並非清朝官方的打壓，而是自明朝以來（如顧炎武、方以智等），因不滿朱熹等人對經典的解釋，從而渴望通過文本本身的校勘、訓詁去了解經典的真實意涵。商人和官方的資助，也讓他們有錢財和時間去研讀、蒐集不同的經典版本。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之下，我們才能理解，官員朱筠上書乾隆皇帝，建議官方收集民間的抄本，從《永樂大典》輯佚明代遺留的文獻、編制帝國內的石刻文獻目錄，以及對每本書進行內容摘要的編寫和版本的說明。朱筠的這些建議，正是後來開啟《四庫全書》項目的動機之一。
接下來，蓋博堅又論述了《四庫全書》編纂機構的建立，人員的安排以及圖書採集、審查和修改過程。很多人以為《四庫全書》囊括了當時所有官方認可的書籍，但其實編纂者在確定遴選哪些書籍的時候，排除了大量佛教和道教的典籍，佛教思想違背了“漢學”並出義理的理念，道教充斥著大量“怪力亂神”，與儒家核心原則相違背。
從這裡，我們也可以看出來，《四庫全書》的編纂，不單單是官方對思想的反應，也有堅持“漢學“文人自己的學術追求，在朝廷中施展身手。很多學者在編纂《四庫全書》的時候，也對傳統的古代典籍（如《山海經》、《宋史》、《墨子》等進行了學術批評）。
蓋博堅說：“在概念、方法和理論方面，《四庫全書》的確是‘漢學運動’的一個成果。”
當然，蓋博堅也沒有否認清朝文字獄以及在編纂《四庫全書》過程中，對不符合官方意志，尤其是對汙衊滿族統治者書籍的禁燬。不過，根據史料的探研，蓋博堅發現，清朝的這種做法並非一開始就如此，而是有一個發展變化的過程。
對於反滿文獻和反抗政府的書籍，清朝從審查圖書伊始，就明確規定必須查禁。但是，對於後來所說的諸多“文字獄”事件（比如王錫侯案等），與其說他們是因文字違禁而獲刑，不如說是與當時的皇帝與官僚的鬥爭有關，此外，士紳之間利用“文字獄”互相告詰，也釀成了很多的悲劇。
然而，正如王汎森在《權力的毛細管作用》一文所說的那樣，
不管“文字獄”出現的過程和動機如何，它都讓當時以及後來的文人出現了“自我禁抑”的現象，在寫作書籍的時候，不得不對可能引發問題的地方進行自我刪改和篡改，從而“帶來各種文化領域的萎縮、公共空間的萎縮、政治批判意識的萎縮、自我心靈的萎縮，形成一種萬民退隱的心態，‘非政治化’的心態‘“。這一點，是蓋博堅沒有注意到，或者說是一位美國學者，對中國整個文化歷史缺少宏觀瞭解而沒有發現的。
閱讀更多 兮兮說事兒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