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社會，“士、農、工、商”是構成中國社會的四大階層，稱之為“四民”，而“重農抑商”一直是各朝代統治階級的主要政策，社會文化也一直存在著輕商、賤商的傳統。甚至在宋朝以前，商人子弟是不允許參加科舉考試的，旗幟鮮明地體現了商人的社會地位在四民當中是最受到歧視的一個階層。
不過，從明朝開始，商人的地位便開始慢慢地有所提升，從而不再受到歧視。為什麼呢？主要有以下三個原因：
《天涯織女》劇照
一 、明朝時期商品經濟的繁榮發展
明朝時期商業經濟與以前的朝代相比，其中最大的變化便是專業化城鎮的出現和商幫的崛起。
明代，隨著“水稻革命”和“棉花革命”的成功，中國人口增長速度大增，尤其是江南地區。
自黃道婆的手工棉紡織的技藝從福建傳至她的家鄉江南一帶，棉紡織業得到了空前的發展，江浙地區迅速成為了棉花和棉布收購販賣的專業化城鎮，同時也催生出了一大批布號商人。至今我們在許多史冊上還能看到許多著名的江浙布商。比如，《木棉譜》的作者“褚華”在書中自述，他們褚家六代，當時在江南各地開設了許多布號收購棉布，曾經“富甲一邑”。
不過，明代時期最出名的商幫不是江浙的布商，而是晉商和徽商。
1570年（隆慶四年），與明朝長期處於對峙的蒙古政權內部起了內訌，蒙古“俺答汗”的孫子那漢吉率領手下投奔了明朝政府，這樣一來，邊關的軍事情形就輕鬆了很多。但是，當時朝廷上許多官員提出殺死那漢吉，然後趁機攻打蒙古，從而征服蒙古。
時任宣大總督（同時也是晉商集團的實際領袖）的“王崇古”向朝廷提出了：“封俺答、定朝貢、通互市”等八件事情，建議開放邊關貿易。詔令在朝廷上進行了議論，稱“朝貢八議”。
《張居正》劇照
王崇古的建議受到了他的外甥，時任內閣大臣的張四維，和當朝的首輔大人張居正的大力支持，在他們的幫助下，“朝貢八議”獲得了准許。明政府封俺答為“順義王”，並宣佈開放北方的邊市，從長沿線的張家口到山西的大同一帶，一共設了13個貿易市場。不久又陸續開放了遼東地區與女真人的“東馬市”，還有在西域地區與西番人的“西茶市”。
從此，歷時三百多年的漢蒙之爭徹底平息，而且，這種和平狀態一直維持到了清朝末年。清末思想家魏源在《聖武記》中評價王崇古的這次和議政策“為本朝開二百年之太平。”
開放邊關貿易的政策，是明朝國際政策的一個十分重大的轉折點，同時，也是對山西商人的一個重要的商業機會。
從此，晉商相繼逐漸進入了糧食業、茶業、棉布業、畜牧販賣業等行業，一舉成為了明朝時期最重要、經濟最活躍的邊關貿易經營者。明代的著名學者謝肇淛在《五雜俎》中說：“富室之稱雄者，江南則推新安，江北則推山右。”也就是說，最富裕的，南方以徽商最富，北方則是晉商。
明代中期，到了嘉靖以後，明太宗朱元璋建國時所規定的：“庶民廬舍，不過三間、五架”，早已經被時人拋到了腦後，徽州商人“盛宮室、美衣服、侈飲食、擁趙女”，這些富商追求財富的熱情一時間遠遠高於了任何朝代。
《新安家族》劇照
明末清初的大思想家顧炎武在《天下郡國利病書》中說：“農事之獲利倍而勞最，愚懦之民為之；工之獲利二而勞多，賺巧之民為之；商賈之獲利三而勞輕，心計之民為之。”
明代的戲曲理論家何良俊在他的《四友齋叢說》中也說：“今去農而改業為工商者，三倍於前矣。昔日原無遊手之人，今去農而遊手趁食者，又十之二三矣，大抵以十分百姓言之，已六七分去農。”
也就是說，進入明代中期，因商業經濟的利潤三倍於農事，所以從商的人也越來越多。而且，放棄農業生產從事商業的人也比以前多了三倍之多，天下的百姓之中，十分之六七都開始不再從事農業生產。
這就說明了，當時，全民上下都受到了從商的社會風氣的影響，不光是做生意的人越來越多，就是人們對於財富的理解也漸漸發生了變化，尤其是知識階層的儒家思想對商人的理解發生了變化。
二 、丘濬對國有專營制度的反思
中國古代的各個朝代，儒家思想一直提倡以“抑商”為基本的治國理念，對富商也一直處於打擊狀態。比如，西漢時期的漢武帝，曾經聽從桑弘羊的建議，發佈算緡令和告緡令，命令所有商人要向官府報告自己的產業，凡是超過二千錢的就抽取一百二十文稅收上交國庫，而一般的小手工業者就每四千錢抽取一百二十文，稱算緡。同時並鼓勵知情者檢舉揭發，規定凡揭發者可以獲得沒收財產的一半，稱為告緡。一時間，全國上下人心惶惶，告緡成風，許多中家商戶紛紛倒閉破產。
雖然打擊富商的舉措可以暫時充盈國庫，杜絕商人過度地剝削農民，鞏固封建經濟基礎，但同時也限制了經濟的發展。對於這種行為，明朝的理學名臣“丘濬”就提出了反對的思想。
在明代的著名學者中，丘濬是對國有經濟體系有過認真和理性思考的最傑出的一位。
宋代的司馬光曾經反對過國家過多地干預經濟，但相比這位，丘濬的思想更為深刻。丘濬在他的傳世之作《大學衍義補》中有幾段十分精彩的論述，反映了他對政府幹預經濟的主觀思想。
“弘羊自立法而自行之猶有其弊，況後世之人不及弘羊而又付之庸庸之輩，使之奉行乎？大抵民自為市則物之良惡、錢之多少、易以通融准折取捨，官與民為市，物必以其良，價必有定數，又有私心詭計百出其間，而欲行之有利而無弊，難矣。政不若不為之為愈也。”
《漢武帝》劇照
丘濬說，自從桑弘羊變法開始就有許多的弊端，更何況後來的人才幹不如桑弘羊，所以，執行起來怎麼有成效呢？一般老百姓在交易的時候，都是通過商品的好壞、價格的高低、公平的取捨來交易的，可是到了朝廷政府與老百姓之間的交易，東西要好的，價錢又是定死的，而且執行者又有私心再加上詭計百出，所以要想達到公平的交易實在是太難了。因此，執政者還不如不來參與這些事情還好些。
丘濬明確反對了官府經商的弊端，他說，這些商業經濟活動是商人們的事情，作為政府，只管制定出相關的制度讓人們自由經營，不必過多幹涉就好了。
接著丘濬又進一步提出了“安富”的思想。對於之如漢武帝等統治者打擊富商的行為，他在書中說：
“富家巨室，小民之所依賴，國家所以藏富於民者也……乃欲奪富與貧以為天下，烏有是理哉？”
丘濬說，這種把富人的錢財奪了，分給窮人的治國之策，是沒有什麼道理的。
有人說，官府經營，這樣以來那些商人就沒有機會獲利了，所得的利潤就都可以歸於國庫了。
對於這一點，丘濬也給出了反對的觀點，他說：
“商賈且不可牟利，乃萬乘之尊而牟商賈之利可乎？……是以人君而為商賈之為矣。……以人君而爭商賈之利，可醜之甚也。”
從丘濬的反駁中我們可以看到他反對朝廷政府幹預市場的堅決態度，他認為，由至高無上的皇帝來獲取商人之利這是極其丟臉的事情。
然而，可笑的是，在丘濬去世以後的正德皇帝，果真成了與民爭利大開皇店的第一人。他是歷代君王中最喜歡賺錢的一個皇帝，當時的太監劉瑾更是公開“拍賣”官職，使得很多官員不得不舉債行賄，時稱“京債”。2001年太監劉瑾被美國《華爾街日報》評為亞洲一千年來世界上最富有的50人之一。
而隨後更有正德皇帝的孫子萬曆皇帝，1597年向全國廣派礦稅太監收稅，而徵稅的太監成了合法的強盜，終於惹下了“礦稅之禍”，動搖了國之根本，拉開了明帝國覆滅的序幕。
宋代時期，對於王安石變法，以司馬光為首的保守派反對變法，他們當時只是看到變法當中的弊端，依然是以儒家思想的道德進行評判，並沒有提出一些更有實質性的問題和思考。但丘濬則不一樣，他在反對的同時，明確地將政府官員干預經營的弊端進行了辯論。
丘濬的提出的“安富”之說，也可以說是當時社會思想轉變的一個生動體現。
據當代著名歷史學家、漢學家、新儒學的代表人物“余英時”考據，從明代社會可以看出，“士”與“商”之間的界限，比以前的朝代變得模糊起來，在晉商、徽商、江浙商幫雲集的地方，開始流行一種“棄儒就賈”的現象。
三 、大儒家言論引發的“思想地震”——為商人正名
江南地區，由於人口的激增，三年中，參加科舉考試的1500名，能考上的也不過只有50人左右，成功率也只有1/30。又加上“棄儒就賈”的風氣越來越來明顯，所以，許多在科舉上沒有前途的年輕人為了生計，只得回家從事務農和經商了。
當時，民間還流傳一句諺語：“士而成功也十分之一，賈而成功也十分之九。”
江蘇崑山一位名叫方麟的商人，曾經也考上了舉人，是一名儒生，後來放棄了科舉回去跟著妻子做生意了，當時有人問他：“你為什麼不當儒生卻去當一個商人？”方麟回答說：“你怎麼知道儒生不能從商，商人又不可能是一個儒生呢？”
《王陽明》劇照
後來這位方麟去世，當時的大儒“王陽明”竟然為他寫了一個墓誌銘《節庵方公墓表》，其中寫：
“蘇之崑山有節庵公麟者，始為士業舉子，已而棄去，從其妻朱氏居。朱故業商，其友曰：子乃去士而從商乎？翁笑曰：子烏知士之不為商，而商不為士乎？……古者四民異業而同道，其盡心焉，一也。士以修治，農以具養，工以利器，商以通貨，各就其資之所近，力之所及者而焉，以求盡其心。”
王陽明是明朝最顯赫的儒學大師，他以“知行合一”和“致良知”為學理開創了盛行明清兩代的“陽明心學”。為商人寫墓誌銘，本已經是開先河的“第一人”，他在墓表中更是提出：“古代的賢哲提出的四民分業，遵循同一個道理，不同的職業都各盡其心，是沒有任何高下之分的。”這個觀點，如果放在其它朝代，那簡直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情。
王陽明的這篇文章是宋明理學思想史的重要文獻，可以說，他提出的“四民異業而同道”是商人階層的社會價值第一次得到明確的肯定。
後來，大儒學家唐順之在一封《答王遵巖》的信中有一段這樣的話：
“宇宙間有一二事，從見慣而絕可笑者。其屠沽細人，有一碗飯吃，其死後則必有一篇墓誌……此事非特三代以上所無，雖唐漢以前亦絕無此事。”
所謂“屠沽細人”則是指中小商人也。從這段話可以看出，給商人寫墓誌銘是前代還從未有過的事情，而從說話的語氣當中我們也可以感覺到，唐順之對王陽明做出的舉動是不贊同的。
但是，為商人寫墓誌銘，繼王陽明之後還有一人，就是萬曆年間的著名文人領袖“顧憲成”，他也為一位名叫“倪景南”的江南大商人寫了一篇洋洋灑灑的墓誌銘。
顧憲成，何許人也？他就是寫出：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的千古名句的作者，“東林黨”著名領袖人物，並創立了“東林學院”，人稱“東林先生”。他說世間的人都對談論財富很忌諱，可他並不忌諱。
顧憲成在《明故處士景南倪公墓誌銘》中說：“昔司馬子長著《貨殖列傳》，談文者以為千古絕唱，予特嘉其取善之周，不擇鉅細。乃世人卒諱言富……夫此何足諱也。”
宋代以前，文人一直秉著“利義分離”的理念。比如，《論語》中：“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但是到了王陽明和顧憲成兩位大儒家這裡，已經開始有了“義利交合”的觀點，並逐漸抬高了商人的地位。雖然他們也得到了唐順之等一些人的反對態度，但也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此時，已經不再是什麼異端邪說了。
萬曆年間修的《歙縣誌》中便寫有：“經商之道，昔者末富，今者本富。”這也是對管仲、司馬遷以來“農為本富，工商為末富”的一次思想上的顛覆。後來，這種以儒家的義來指導商人的“義利交合”的理念，日後也成為了商人最重要的處世原則。
歷史學家余英時先生因此也認為，15世紀以後的明朝，商人階層已經明確形成了自己的意識形態，商人在中國社會價值系統中正式上升了，“士農工商”的傳統秩序逐漸變成了“士商工農”。
所以說，商人的地位是在明朝時期開始得到了提升。
吳曉波《浩蕩兩千年》
褚華《木棉譜》
王陽明《傳習錄》
丘濬《大學衍義補》
孔子《論語》
閱讀更多 朗風習習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