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春節爆發的新冠疫情打破了中國傳統節日的喜慶祥和，疫情的蔓延牽動著全國人民的心。武漢封城、部分省市相繼採取一級響應措施、世界衛生組織（WHO）宣佈新冠疫情為國際關注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PHEIC）、部分國際航班飛機限飛、部分國家對來自中國的人和物採取限制入境或隔離措施等，對中國的人財物的國內和國際間的自由流動帶來了嚴重的障礙，也給國內和國際間的民商事合同的履行帶來嚴重的問題。關於合同履行的糾紛越來越多，尤其是涉及到國內的房產租賃合同、運輸合同、工程施工合同、加工合同、旅遊合同、勞動合同等，還有跨國的貨物貿易合同、境外工程施工合同、境外投資和併購合同等。
作為合同的雙方都會關注新冠疫情的法律影響，不管是國內的還是國際的，因新冠疫情導致合同義務履行困難的一方，必然會想到新冠疫情是否為不可抗力，是否可以依法或者依照合同約定以新冠疫情構成不可抗力為由主張解除合同、變更合同或者免除違約責任等。
新冠疫情是否構成不可抗力？
這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答案也無法簡單到“是”或者“否”。從國內來說，需要具體到每一個合同，具體到每一個合同的具體約定，具體到每一個合同的履行階段，具體到每一個合同的履行困難與新冠疫情的因果關係；從國際上來說，需要審查合同的適用法律、審查合同對於不可抗力的約定條款，是否約定了疫情屬於不可抗力的範疇，同樣也需要具體到每一個合同的履行階段、履行困難與新冠疫情之間的因果關係等。
我們先從國內來分析新冠疫情是否構成不可抗力，如何分析一個民商事合同的履行困難是否構成不可抗力。
中國作為大陸法系國家，對不可抗力的構成和法律後果有著法律的明確規定。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總則》第180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117條第118條、《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草案）》第590條”等。
從上述法律規定可以看出，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預見、不能避免且不能克服的客觀情況。法律後果是部分或者全部免除責任，但法律另有規定的除外。當事人一方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的，應當及時通知對方，以減輕可能給對方造成的損失，並應當在合理期限內提供證明。
具體來說，什麼是不能預見、不能避免、不能克服，法律並未作出明確的規定，具體到每一個合同，履行不能的一方，也就是受到不可抗力影響的一方，如何證明不可抗力與合同的全部義務或部分義務履行不能之間存在直接的因果關係，也依賴於當事人自己或聘請的律師的充分說理，更重要的是取決於審理法官的自由心證。
從國內各級法院公佈的案例來看，涉及到不可抗力引起的合同糾紛的案件，在普遍觀點都認為某事件構成不可抗力的情況下，有些法院支持了合同履行不能的一方的不可抗力主張並判決免除或部分免除責任，也有些法院分析了合同義務履行不能與該事件之間沒有直接的因果關係，或者是在遲延履行後發生的不可抗力，或者是在不可抗力發生後簽署的合同等，沒有支持主張不可抗力影響合同履行的一方的主張，還有很大一部分案例，是法院根據誠實信用原則和公平原則，判決“各打五十大板”，對合同雙方的權利義務進行公平的調整，雖然有些“和稀泥”的嫌疑，但是也解決了一大批因不可抗力事件引起的民商事合同糾紛。
需要說明的是，法院根據誠實信用原則和公平原則的“和稀泥”判決並非沒有法律依據，法律上的依據就是情勢變更原則。
什麼是情勢變更原則呢？它跟不可抗力有什麼區別？這是新冠疫情下法律人關注的另一個法律問題。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二)（法釋[2009]5號）第26條規定了情勢變更原則。從該規定可見，情勢變更原則是指合同成立後客觀情況發生了變化，而且當事人在訂立合同時對該變化無法預見，還有兩個條件，就是該客觀情況不屬於不可抗力，也不屬於商業風險。商業風險比較好理解，一般是指市場變化引起的風險，即使不能預見，也不能歸於不可抗力或情勢變更的範疇。但是情勢變更與不可抗力之間就有幾份相像了，都是不能預見，如何理解不能避免、不能克服對於情勢變更的影響，就依賴於法官根據誠實信用原則和公平原則進行解釋了。
討論新冠疫情下的不可抗力，不得不提的是2003年“非典”爆發後最高人民法院2003年6月11日發佈的《關於在防治傳染性非典型肺炎期間依法做好人民法院相關審判、執行工作的通知》（法〔2003〕72號）以及2009年7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在2008年爆發的金融危機情況下發布實施的《關於當前形勢下審理民商事合同糾紛案件若干問題的指導意見》。
總之，新冠疫情下國內民商事合同履行不能導致的糾紛，履行不能的一方可以考慮以不可抗力為由主張免責，解除合同或者免除違約責任，但是中國是一個傳統的“和為貴”的國家，法律也規定了誠實信用原則和公平原則，法院根據每一個合同的具體情況，圍繞“同舟共濟、共克時艱”的指針，均衡的調整當事人雙方的權利義務是一個既遵守法律又保證社會效益的合理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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