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國家發展研究院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國務院醫改專家諮詢委員會委員劉國恩
新型冠狀病毒在春節節前大規模爆發，疫情局勢依舊嚴峻。截至2月10日8時19分，全國已確診新冠病毒病例40235例，其中死亡909例。
為了遏制疫情，包括武漢、黃岡、鄂州在內的13座湖北省城市宣佈封城，湖北省外多座城市也均實施了居民出行管控措施。同時，全國多地也已延遲企業復工上班時間。
北大國家發展研究院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國務院醫改專家諮詢委員會委員劉國恩近日撰文表示，封城是疫情重災區不得已的權益之舉，但“不惜任何代價”去規避疫情風險並不明智。
在接受搜狐智庫的對話時，劉國恩表示，面對此次突發疫情，中國疾病預防體制暴露出了不少短板，因此當疫情突發蔓延時，所剩的從容、科學辦法不多，封路封城的措施自然成為首選。他說，儘管封路封城能起到阻止病毒進一步向外擴散的作用，但其社會、經濟的代價巨大。
停工、停產、停學的“一刀切”政策必然擠佔大量社會經濟其他方面的資源，並且可能加劇恐慌，打擊信心，A股市場的節後開盤重挫即是表現之一。2月3日，國內股市恢復交易，出現“千股跌停”現象，總市值蒸發4.84 萬億人民幣。
“我們想象一下，如果退到1月初甚至12月底時，有關專家能夠根據所發表掌握的有關新冠病毒的研究數據，對其生物學特性和流行病學的傳播方式、風險進行與SARS、季節性流感病毒等比較分析，並在第一時間公告大眾，一方面快速啟動有針對性的積極防控措施，一方面加強關於人類與病毒關係的科普認識，降低社會處於病急亂投醫的大規模恐慌程度，從而避免全社會面臨新冠病毒與恐懼‘病毒’的雙重挑戰。”劉國恩說。
劉國恩認為，由於此次疫情突然爆發，全國各地都處於如臨大敵一般，不得不跟進武漢做法，相繼採取封城、封路、停工、停學的強制手段，其付出的巨大機會成本和對社會、經濟的全面影響將難以估量。
劉國恩強調，現有的研究數據顯示，新冠病毒的傳染率、死亡率都介於常規流感病毒與SARS之間。然而，“新冠病毒的生物學模式雖然與SARS同類，但是其流行病模式更相似流感病毒。根據中國CDC的數據，每年因為流感病毒的死亡人數在8.8萬；同樣，美國、日本等國每年死於季節性流感的也是數萬人，而人們並未驚慌失措，社會管理也未採取‘戰時’管控，經濟活動正常運行。”
他強調，各級地方政府應該更理性和全面地分析當地所處的情況，從而做出更合理的工作安排，不要把所有的資源都壓到防控疫情這一件事情上，否則將顧此失彼。
“作為人口大國，中國醫療資源總量很大，佔GDP的6.5%左右。在有限的人均醫療資源條件下，醫療資源的需求龐大而複雜，不僅要應對傳染性疾病的急需，還要滿足更多更大的非傳染性疾病的長期需要。因此，各地在調動公共資源對突發感染性事件進行急求防控的同時，務必需要屬地化因地制宜，綜合考慮具體疫情進行資源配置，急救行動重要，優化意識也同樣重要。”
“我們目前需要儘快組織專家對全國各地疫情進行科學評估，對各地進行系統的疫區程度劃分，從而根據疫區嚴重程度進行更為精準、科學、合理的分級防控，相信這樣對疾控效果、社會情緒穩定、經濟活動運行都會有更好的治理結果。從問責角度看，疫區劃分也為各級地方政府採取因地制宜的措施提供了政治、法規、科學的制度保障，從而有助於啟動更有效、更積極的系統機制，使得全國各地政府與社會力量都能更好發揮因地制宜、積極主動、更有成效的作用。”他建議道。
劉國恩認為，中國公共衛生與疾控隊伍的系統建設和應急能力有待提高。他建議，在正常時期，便需建立起一支從基礎研究到臨床干預都訓練有素的疾控隊伍。此外，應該研究能否以及如何將疾控隊伍建設和軍隊建設銜接起來，以更好實現軍民融合的資源共享，在緊急公共衛生事件發生時做到快速反應和協同配合。
“這樣一來，我們既不需要在平常儲備太多應對不確定性重大事件所需的人財物資源，又不會在疾控反應系統留下太大的短板，從而避免應對大規模疫情爆發時捉襟見肘的被動局面。”
劉國恩還強調，由於社會辦醫的規模相對比較小，救治點多，靈活程度高，應對突發事件時，其具有相當大的優勢，應加大社會辦醫的改革力度。他舉例稱，互聯網診斷可避免醫生和患者間交叉感染的風險，如果目前互聯網醫療更為普遍一些，便會更加豐富疫情防控的手段。
（一）新冠病毒防控，不至於全國都“如臨大敵”
問：當前武漢、黃岡、孝感等重疫情區的醫療資源仍舊緊張，在緊急公共衛生事件防疫過程中，我們應該如何進行醫療資源的合理分配？
劉國恩：這是非常複雜的一個話題。事實上，人們對於幾乎每年都會發生的季節性流感病毒並未處於巨大的驚恐狀態，而就感染和死亡人數來看，流感也遠超目前的新冠病毒。當然，也是因為它的“新”而讓人生畏恐懼，所以我們社會的應急反應猶如我們身體對新物種的入侵應急反應一樣，初期很大無可非議。
但基於數週的大規模人群的干預與觀察，我們對其病毒的生物學和流行病學模式的認識越來越多，有必要重新評估各地“一刀切”的立體式隔離、阻斷社會經濟流動的作法，有些地方的行政干預甚至層層加碼。
反思我們如何正視和應對流感病毒也許不無益處。每當季節性流感到來後，一旦個人感染流感，輕者自我藥療，重者前往醫院，一個地方不行，就到另一個地方去，全國暢通無阻。當然，也是因為沒有采取嚴格管控，傳染給家人、朋友、同事以及陌生人的機率增加了不少，這是為什麼每年季節性流感人群可以高達10%左右，死亡率即使低至0.1%，中國也有近8.8萬人因此而死亡，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家的情況也類似。但是，社會的應對方式是在正常狀態下進行，因為個人、家庭、社會、經濟的秩序並未因此打亂，從而大幅降低了我們長期面對和應對流感病毒挑戰的心理、社會、經濟的代價。
由於我們對新冠病毒的認識非常少，大家不免處於極度驚恐的狀態，尤其是在武漢封城之後，醫療資源的自由流動系統也因此中斷。除了依靠調集其他地方的資源對其進行“體外循環”式的急救，別無他法。毋庸置疑，武漢的情況非常特殊，是新冠病毒的原發地，實施“手術式”的休克療法也許刻不容緩。然而，其他地方是否也要跟進類似做法，應該根據地方具體情況，理性、科學、謹慎出臺最適合當地疫情的相應措施。
根據相關報道，很多地方發生很少、甚至未有檢出一列病毒患者，也要不惜一切代價對其城市、農村進行立體式的全面阻隔，似乎在參與一場城市阻隔競賽。很多三級醫院為了調集資源，大幅集中力量防範潛在的新冠病毒風險，不得不停止或大幅推遲包括手術服務在內的若干重要診療服務，患者也因為情況特殊而不得不配合拖延診療。問題是，如此“一刀切”的方式對其他重大疾病（如腫瘤、心腦血管疾病、糖尿病、COPD）的延誤影響究竟有多大，現在不得而知，也難以在當下進行科學評估。但其代價或機會成本是客觀存在的，只是暫時被忽略而已，終究得償還。
當然，如此影響遠不止於醫療服務業。很多生產企業未來都會面臨巨大挑戰，從目前的股市情況就看得很清楚了（編者注：2月3日，國內股市恢復交易，出現“千股跌停”現象，總市值蒸發4.84 萬億人民幣）。
作為人口大國，中國醫療資源總量很大，佔GDP的6.5%左右。在有限的人均醫療資源條件下，醫療資源的需求龐大而複雜，不僅要應對傳染性疾病的急需，還要滿足更多更大的非傳染性疾病的長期需要。因此，各地在調動公共資源對突發感染性事件進行急求防控的同時，務必需要屬地化因地制宜，綜合考慮具體疫情進行資源配置，急救行動重要，優化意識也同等重要。
問：疫情的確需要從容面對，但問題是，民眾在面對突如其來的新型傳染病時如何做到不恐慌？
劉國恩：主要還是因為這個病毒太“新”了，大家在預判上有太大的不確定性，因而產生了巨大的恐懼。冷靜下來，客觀分析新冠病毒與人類熟知病毒的影響，我自己感覺還是存在相當大可以更為理性應對的空間。
為什麼這麼說呢？到今天為止，新冠病毒感染者在無干預條件下的平均人傳染人數為2.2-2.68人左右，SARS為3人，流感病毒為1.3人。因為不同干預的原因，實際感染人數的差異會相當大。不過，根據目前國內外確診的樣本觀察，武漢原發性的新冠病毒感染者仍然佔絕大多數。
基於多個國家從武漢撤僑的樣本檢查，全人群的原發性感染率可能在1%左右。因為撤僑樣本源自武漢，又經過所屬國家精準檢查，其結果要比基於一個城市人群的觀察更可靠。比如在日本撤走的565人當中，經過對每個人的精準檢查，最後結果是8人確診感染，即1.5%。據此可以推算，武漢作為千萬級常駐人口的城市，保守估計的潛在感染人數可能高達10萬人左右，當然這仍遠低於流感病毒實際感染的人群。
再看新冠病毒的致死率，根據目前彙總的系統數據，基本上穩定在2.1左右，遠低於SARS，高於流感病毒。不過，目前的死亡人數主要集中在武漢地區，其他城市的死亡率非常低，接近季節性流感的程度。如果基於新冠病毒的潛在感染者在10萬左右的估計，死亡率其實也在0.5%以下。
由此可見，新冠病毒雖然在生物學上與SARS同類，但其流行病學的影響模式則更類似流感病毒。根據日本《東京新聞》2月7日報道，日本學者根據中國數據測算的研究結果也表明，新冠病毒的致死率高於流感，但顯著低於SARS和中東呼吸綜合徵MERS。因此，我們有必要儘快評估新冠狀病毒的風險和各地干預手段的優化程度，從而啟動第二階段更為科學理性、因地制宜的防控工作。
問：地方政府應該採取何種措施，做到疫情防控與經濟社會發展的平衡？
劉國恩：我覺得各級地方政府應該更理性、更全面地去分析當地所處的情況，從而做出因地制宜的合理安排，不要把太多資源都“一刀切”式地壓到一件事上，否則付出顧此失彼的更大代價在所難免。總之，我希望大家能夠共同努力，多些理性力量參與到防控疫情的工作中來，避免讓我們付出的社會穩定、經濟下行的代價超過病毒本身對我們的傷害程度。
人類其實每天都在不確定性中生存，我們事實上必須接受與不同程度的風險相伴同行。不是嗎？我們坐飛機，無法排除墜機的風險，但仍然得飛吧，因為不飛付出的代價更大；我們開車、乘車，不能排除車禍風險，但仍然還要開車，因為不開的代價更大。
因為我們的生活本身就存在風險和不確定性，同時生活中還有很多事情需要做。因此，確實需要政府、社會、公眾共同克服有關新冠病毒的心理恐懼障礙，不能讓病毒攻擊我們身體細胞的同時，還要摧殘我們的心靈，動搖我們的信心。我們必須要奪回防控病毒的主動權，首先得從停止自我驚慌開始，不要先於病毒在心理上自我擊垮自己。
作為政策建議，我們目前急需儘快組織專家對全國各地疫情進行全面、科學評估，對各地進行系統的疫區程度劃分，從而根據疫區嚴重程度進行更為精準、科學、合理的分級防控，相信這樣對疾控效果、社會情緒穩定、經濟活動運行都會有更好的治理結果。從問責角度看，疫區劃分也為各級地方政府採取因地制宜的措施提供了政治、法規、科學的制度保障，從而有助於啟動更有效、更積極的系統機制，使得全國各地政府與社會力量都能更好發揮因地制宜、積極主動、更有成效的作用。
封城後的武漢（圖源自網絡）
（二）“中國疾控體系仍然存在不少短板”
問：新冠肺炎疫情發生後，其實我們在早期的應對措施是比較缺失的。在緊急公共衛生事件的應對方面，尤其是疾病的預防體制方面，我國還應做哪些方面上的完善？
劉國恩：加強和完善國家疾控體系與常規隊伍建設是重中之重。
我們想象一下，如果退到1月初甚至12月底時，有關專家能夠根據所發表掌握的有關新冠病毒的研究數據，對其生物學特性和流行病學的傳播方式、風險進行與SARS、季節性流感病毒等比較分析，並在第一時間公告大眾，一方面快速啟動有針對性的積極防控措施，一方面加強關於人類與病毒關係的科普認識，降低社會處於病急亂投醫的大規模恐慌程度，從而避免全社會面臨新冠病毒與恐懼“病毒”的雙重挑戰。由於疫情突然爆發，全國各地都處於如臨大敵一般，不得不跟進武漢做法，相繼採取封城、封路、停工、停學的強制手段，其付出的巨大機會成本和對社會、經濟的全面影響將難以估量。
針對公共衛生與疾病防控的工作，國家必須得有一支常備的快速反應隊伍，其中最主要的力量當屬國家CDC（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中國的公共衛生與疾控體系在經過2003年“非典”警鐘之後，通過國家專項投入和國家醫改等重大舉措，其應對機制和能力得以長足發展。儘管如此，通過此次應對武漢新冠病毒的“檢閱”，我們發現中國疾控體系仍然存在不少短板，國家有待進一步加強疾控體系從基礎研究到臨床干預的更大投入和常規建設。
中國擁有世界上最龐大的人口，公共衛生與疾病防控的工作在全球化大背景表現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為重要。全球化的相互關聯不僅表現在國與國之間，更表現在本國各地縱橫交錯的龐大體系當中。
從人類過去100多年所經歷的重大威脅來看，國家之間的人類戰爭造成了數以千萬的生靈塗炭，但人類在與微生物種的戰爭中傷亡更大，其中最具威脅和殺傷力的當屬病毒（包括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病毒、非典病毒、流感病毒、以及現在侵入的新冠病毒）。
因此，為了人類的健康發展和人們對美好生活的長期追求，我們有一千一萬個理由加強、加大對國家疾控系統的長期投入和常規建設，其緊迫性和重要性應該提高到與國家軍隊、國防建設同等重要的程度。
現代社會的治理，之所以需要投入和維持軍隊、警察、消防等龐大隊伍的常規建設，其本質都是為了應對社會重大不確定性事件的挑戰。考慮到人類社會如今和未來面臨的重大疾控風險，而防禦隊伍和應急體系的建設耗資巨大，機會成本都很高，因此有必要研究能否以及如何構建國家軍隊與疾控隊伍、技術手段、以及系統平臺的共建共享。也許，本次新冠病毒為我們探討如何更好構建軍民融合的防控體系提供了難得的契機。
總之，人類必須做好與病毒長期共存的挑戰，包括流感病毒以及此次新冠病毒，不能指望一次戰役就可能將其徹底消滅之，所以抗擊新冠病毒的措施務必要加大科學、理性的力量，做好長期面對病毒打擾的物質資本、人力資源、技術手段以及公眾理性認知的準備。
搜狐智庫：我們和國際衛生機構，以及美歐等發達國家在公共衛生事務上還可進行哪些方面合作？
劉國恩：如果說全球化是一把雙刃劍的話，其利當然是大幅降低了人類資源流動的交易成本；其弊呢，首當其衝的自然是地區間、人口間前所未有的緊密關係，這為如新冠病毒的微生物種攻擊人類提供了巨大優勢。因為病毒不問人類的政治、國籍，也不問人種膚色，所以在病毒面前，人類能夠找到最大的共同利益，這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提供了最有共同基礎的價值支點。
因此，我們有充足的理由相信，各國在應對威脅人類生命的公共衛生危機面前，共同研發有效技術、共享有關信息資源、共同參與疫情防控的合作關係應該是越來越重要的決定性力量。
事實上，從本次抗擊疫情事件上，我們已經看到，無論是WHO、歐洲、日本、美國，還是其他國家，都在第一時間表達了重要的關切，並啟動了越來越多的來自政府和社會力量支持中國抗擊病毒疫情的援助工作。
其中，中美之間的合作和支持關係尤其突出。雖然受制公共財政約束，來自美國政府的直接支持有限，但來自美國企業和社會各界的大力支持仍然遙遙領先其他國家。因此，可以預期，通過此次應對新冠病毒的共同挑戰，中美關係的利好發展有了更多更廣的合作前景。
（三）應對突發事件，社會辦醫具有相當大的優勢
問：民營醫院在緊急公共衛生事件的應對過程中應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劉國恩：社會力量辦醫的最大優勢就是填補市場需求短板的供給反應快速、靈活。在應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時，社會辦醫其實也具有相當大的優勢，因為社會辦醫的規模相對比較小，靈活程度高，流動程度大，決策流程短。當然，社會力量的愛心和實質性行動也從未遜色，這在“非典”、汶川大地震事後的援助統計中都表現非凡，令人動容。
另外，如果互聯網醫療、遠程醫療等能夠發展得更多更好的話，此次抗擊新冠病毒的醫務人員面臨的安全風險也可以降低一些，綜合效果也許可能再好一些，因為互聯網診療減少了有條件開展其服務的部分地區、醫院的醫生深入疫情一線進行救治的必要，從而降低了部分醫患交叉感染的風險。
回頭反思過去的相關監管工作，我們在互聯網醫療方面的監管條例更多還是基於非傳染性疾病的診療利弊作出的決定。現在看來，如果把傳染性更大的疾病診療和防控需求考慮進去的話，互聯網診療的有利優勢更大一些，因此准入監管的尺度就可以適當改進或放寬一些，從而發展得更快更好，當然這並非與逐漸提高互聯網醫療服務的安全質量相矛盾。
問：如果社會辦醫的改革加快，民營醫院的數量更多的話，它是否可有效緩解目前疫區醫療資源緊張的問題？
劉國恩：客觀效果上看，答案是肯定的。但需要指出的是，從服務定位上看，社會辦醫並非是應對突發社會公共衛生事件的主力軍，因為應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需要長期投入和資源儲備，短期回報很難實現，這是公共財政支持的國家疾控力量的中心職責。社會辦醫的力量既不具備這個能力，也沒有如此的義務，但這並不妨礙社會辦醫自主積極參與應對突發社會公共危機的救災搶險行動。
閱讀更多 搜狐財經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