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5%的中小企業撐不過3個月？
近日，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金融系教授朱武祥等人對全國31個省、直轄市和地區（包括香港、臺灣）1506家中小企業受武漢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影響的情況及訴求進行了問卷調查。據調查，從賬上現金餘額能維持企業生存時間看，37.05%的企業只能維持1個月，31.61%的企業可以維持2個月，17.20%的企業可以維持3個月，能維持6個月及以上的企業只有8.96%。
如何應對現金流短缺？調查還顯示，22.31%的企業計劃減員降薪，15.80%的企業選擇停產歇業，這兩項影響就業的選擇合計佔38.11%。還有10.03%的企業選擇民間借貸，21.98%的企業準備貸款，13.01%的企業選擇股東增資。
與此同時，北京、上海、深圳、蘇州、重慶、廣東、山東、山西和四川等多地出臺多項政策紓困中小企業，涉及加大金融支持力度、減輕企業稅費負擔、穩定就業崗位等。比如，北京推出19條措施，解決困難企業融資問題；上海實施失業保險穩崗返還政策、推遲調整社保繳費基數、可延長社會保險繳費期、實施培訓費補貼政策四項措施，減輕企業負擔；蘇州提出了降低企業融資成本、減免房租、減免稅費等十項措施。
如何看待當前中小企業的處境？應對疫情衝擊，財政政策如何爭取空間，財政支出的方向和重點是什麼？金融如何發力紓困中小企業？企業自身如何渡過難關？新京報就這些問題採訪了中歐國際工商學院終身榮譽教授許小年。
對話：
“中小企業生存形勢嚴峻要未雨綢繆”
新京報：如何看待目前中小企業的處境？
許小年：近年來經濟下行壓力加大，加上這次疫情的衝擊，中小企業生存形勢非常嚴峻。中小微企業提供了城鎮百分之七八十左右的就業，一旦中小微企業大面積出現問題，會引發嚴重的失業問題。事關社會穩定，需要未雨綢繆，早做預案，免得出現問題時手忙腳亂，應對失誤。
新京報：為紓困受疫情影響的中小企業，不少地方政府相繼出臺了紓困政策。
許小年：應該肯定地方政府的救急措施。地方政府直接接觸企業，對於中小企業的狀況很敏感，相繼出臺的政策表明，他們已經意識到中小企業生存狀況的嚴峻。面對可能發生的風險，地方政府在職權範圍內主動採取了一定的措施應對，但他們的資源、力量、決策權是有限的，如果沒有中央政府大力的和實質性的支持，作用也是有限的。
近日央行、財政部、發改委、稅務總局等多個部門出臺政策紓困，方向性指導多，具體措施主要針對防疫活動，從力度上講也偏弱。我們建議從改革的角度考慮政策問題，以改革助救災，以救災促改革。
“地方政府精簡裁員降低財政負擔”
新京報：應對疫情衝擊，財政如何發揮作用？
許小年：適度地擴大財政赤字，但不要增加太多。因為赤字政策有很強的路徑依賴，政府債務一旦上去就下不來，長期積累會有債務危機的風險。
與提高赤字率相比，縮減政府開支是更有效的辦法。現在地方政府財政困難，如何縮減政府開支？地方政府通過精簡裁員降低財政負擔。一些地方政府在這次疫情暴發之前就已經開始嘗試了，比如遼寧省把經營性事業單位改為企業經營，對公益性質的事業單位進行整合。
新京報：有了財政空間後，財政支出的方向和重點應該是什麼？
許小年：重點應該是增加社會保障的支出，降低中小企業的稅費負擔。近期一些地方政府出臺政策，允許企業延期繳納五險一金。在我看來，僅有延期是不夠的，要減免企業的五險一金，降低企業負擔。“五險一金”一直都是由企業和員工共同承擔，是企業成本中一項很大的支出。其實“五險一金”屬於社會保障的範疇，政府起碼應該承擔一部分。
在疫情期間，把減免五險一金作為一項救濟政策，緩解企業壓力。從長期看，不妨以此為契機，將這一政策固定下來，政府、企業、個人各承擔一部分責任，降低企業的用工成本，激發企業活力。
“儘快放開民營銀行地域限制、全面放開助貸業務”
新京報：除了財政政策，金融如何發力紓困中小企業？
許小年：同樣的思路，以金融改革助力救災，以救災推進金融改革，通過改革為受疫情影響的中小企業提供金融服務，以救助中小企業為契機推動金融改革。
中小企業的融資必須以民營的中小金融機構為主，它們長年紮根社區，摸索出了一套做小微貸的方法，培養了經驗豐富、盡職盡責的隊伍。現在的問題是這樣的機構太少，而且在經營上存在各種限制性。比如，監管要求民營銀行實行“一行一店”模式，只允許在民營銀行總行所在地開設一個營業部，其他地方不得設立分支機構等。建議監管機構加快對民營銀行牌照的發放，目前民營銀行的數量還是太少，同時放鬆對民營銀行經營地域的限制，讓它們為更多的中小企業提供金融服務。
新京報：新設機構審批時間較長，有沒有見效更快的措施？
許小年：有的，比如全面放開助貸業務。大銀行因為成本、IT系統和專業人員隊伍等方面的原因，不願做也做不了小微金融業務，過去有些中間機構協助大銀行收集信息，尋找和對接客戶，評估和控制風險，這些機構立足當地，信息成本、獲客成本和風控成本都比銀行低。這是在市場實踐中出現的商業模式，總體來看效果還是不錯的，但在近一兩年的監管風暴中，助貸業務被取締了，現在可以考慮重啟。眼下大銀行是有錢無處貸，而小企業又借貸無門，資金緊張，這種怪現象在一定程度上是過度管制造成的。
除此之外，還可以放寬所謂“類金融機構”的槓桿率限制，對類金融機構如融資租賃公司、小額貸款公司、商業保理公司、融資擔保公司等等，監管要求的槓桿率遠低於商業銀行的槓桿率，它們基本上是用資本金放款，為了覆蓋風險只能提高貸款利率，而高利率又把眾多的小微企業擋在門外。提高槓杆率，降低融資成本，類金融機構就可以降低利率，擴大金融服務範圍。
“發放應收賬為抵押的貸款，應對三角債風險”
新京報：經濟中的“金融乘數”大於1，受疫情影響，環環相扣的三角債問題可能會發生。如何應對這樣的金融風險？
許小年：確實是這樣。受疫情影響，本來健康運行的企業A因週轉不靈，從而不能支付供應商B的貨款，企業B本來財務上是健康的，因為A的拖欠而資金緊張，不能還C的錢，雪球越滾越大，會形成環環相扣的三角債。三角債的金融風險必須重視，因為一個企業的問題可能會導致一大批企業出現問題。
如何解決這一問題？三角債是由資金週轉不靈而非經營不善引發的，給企業A一筆貸款就能解開這個扣，等疫情結束，企業恢復正常運轉，再回收這筆貸款。
建議中央銀行定向給中小金融機構注資，企業以應收賬款作為抵押，向金融機構申請貸款，再由地方財政或擔保公司提供貸款償還的擔保，多方承擔風險，共度時艱。需要注意的是，擔保不能是全額的，比如說最多保到百分之六七十，以避免金融機構出現嚴重的道德風險問題。如果實踐證明有效，在疫情結束後，可以將這一機制常規化。
從風險角度看，這種方式比較適合製造業的中小企業。對物質產品而言，疫情只是在一段時間內壓抑了需求，需求並沒有因此消失，疫情過後會出現“報復性”反彈或者追加的需求，比如有些家庭原本打算春節假期買車、買房、買傢俱，受疫情影響無法出門，這些需求與購買只是推遲到疫情結束後。隨著需求的反彈，企業也會恢復正常運行。因此在疫情期間向資金流週轉困難的中小製造型企業發放貸款，風險並不太大。
比較難辦的是服務業，現金交易，沒有什麼應收款，而且春節期間旅遊出行、餐飲聚會取消了，疫情過後，需求也不會出現恢復性反彈。這些企業主要靠自救和政府減負。
“不贊成行政規定‘雙倍工資’的做法”
新京報：企業自身如何渡過難關？
許小年：疫情產生的問題，有些是政策可以解決的，有些就沒辦法靠政策了，比如企業訂單的減少等。企業只能想辦法自救，與銀行、業主和員工協商，貸款展期、降租、降薪，減少現金流出的壓力。各方要意識到，面對這樣一場突如其來的災難，需要一起來承擔損失，妥協和讓步是不可避免的。
企業和員工既有利益不一致的地方，也有唇亡齒寒的關係。如果企業倒閉，員工就要失業。另一方面，如果企業大幅裁員，自身的形象可能在市場上受損，並讓留下來的員工感到心寒，疫情過後的再招工也會碰到困難。企業能否不裁員或少裁員？儘可能利用技術手段，遠程辦公；員工可否帶部分降薪或無薪休假？減少企業的現金流壓力。
有些地方政府發文件規定，在因疫情的延遲復工階段，企業要支付兩倍工資。從法律上講，政府是否有權管制工資？這種政策看上去有利於員工，如果企業因資金鍊斷裂而倒閉，員工怎麼辦？政府來發雙倍工資嗎？政策不能搞行政指令的一刀切，應讓企業和員工協商解決問題。
新京報記者 侯潤芳 編輯 徐超 校對 危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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