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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互聯網和智能手機讓我們幾乎可以隨時隨地做任何事情。收發郵件、看新聞、看電影、聽音樂、辦公……過去要在不同地方做的事情現在全都可以在一個地方做了。或者說，任何地方都可以變成任何其他地方了。但是，這種超空間感真的就好嗎？Ian Bogost對此進行了反思。原文發表在《大西洋月刊》上，標題是：Every Place Is the Same Now
那些年紀夠大到能記住租碟店的人會想起當年在貨架前面選碟時的那種猶豫不決。有那麼多的選擇，似乎任何一張都沒有吸引力或者吸引力不夠大。不同的口味或者一時間的喜好似乎不可能進行平衡。所有的碟都在那裡擺著，所以也就沒有什麼可看的。
那些日子已經過去了，但是選擇看什麼節目或電影的那種猶豫不決只會變得更糟。首先，有限電視就有好幾百個頻道。而現在，每一種流媒體服務都要求觀眾在不同的設備上操縱不同的軟件，通過Hulu、Netflix、AppleTV +的界面到處亂逛，好找到“值得一看”的東西。百事達（Blockbuster，音像出租連鎖店）雖然已經沒了，但對它的過道的那種恐懼感依然會在你的臥室油然升起。
同樣的模式在無數的活動上重複著，工作方面的跟休閒方面的一樣多。任何地方都變得和任何其他地方一樣好。辦公室是接收電子郵件的合適場所，床或廁所也是。你可以在書房看電視，也可以在汽車或咖啡店裡看電視，可以把這些空間變成即臨時影院。你可以在等待孩子的獨奏會開始的時候通過app買點東西。這類習慣會令時間壓縮，但也會變換空間。沒有地方會讓人感覺特別引人注目，每個地方都容納著彼此的快樂和負擔。有太多的事情都可以在家做，那為什麼還要離開家呢？
假期的時候，我的家人走路去亞特蘭大郊區的一家購物中心看《星球大戰：天行者的崛起》。那裡是距離我們最近的提供杜比視界（Dolby Vision）和杜比全景聲（Dolby Atmos）視聽效果的影院，我們認為為了那更加豐富的色彩飽和度以及那種震到地板都轟轟作響的音效，走25公里的路是值得的。
看新電影是你確實沒法在家進行的少數娛樂活動之一（當然，除非你很有錢）。即便如此，美國院線的上座率在2017年也達到25年來的最低點。有線電視和流媒體服務太多了，看電影的人根本沒必要離開沙發。隨著Netflix、Amazon和蘋果加入進來跟主流工作室競爭，電視節目現在享有一樣的聲望，而且還包括以前只有電影才有的預算。今天，像《星球大戰》這樣的“電影大片”（event movies）是吸引人們去電影院的最佳方式。這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為什麼當前有這麼多的電影都是動作大片。這並不是像馬丁·斯科塞斯（Martin Scorsese）去年的擔心那樣，因為活動影像已經麻木成藝術，而是因為大多數人的注意力已經轉移到了小屏幕上。斯科塞斯的最新電影《愛爾蘭人》只會進一步證明這一點——在有限的影院發行不到一個月之後，這部電影就開始在Netflix上播放了。
在去二十年的時間裡，電影技術也已滲透到家庭裡面。大屏電視和環繞立體聲接收器出現已有一段時間，但是當寬屏高清電視開始流行（然後價格又開始親民）時，家庭影院跟電影相比開始顯現出日常使用的競爭力。平板電視很快被固定在住宅的牆壁上、臥室裡以及壁爐上方。跟漫威或盧卡斯電影那種動作大片不同，《愛爾蘭人》在這些家庭電視裝置上的表現看起來很棒，這使得許多書房、臥室以及大房間成為了影院合適的代理。
但是這部電影在智能手機屏幕上的放映效果也一樣出色。屏幕距觀看者臉部近在咫尺，音效通過耳機饋送，Netflix也可以讓人身臨其境。就像家庭影院的擴散一樣，智能手機開始把電視帶到沙發、椅子或床上。影院現在可以在整個家的空間內自由流淌。電影和電視娛樂已幾乎遍及每一個建築空間。擔心家庭影院取代影院的標準關心的是影院，但是家庭呢？書房或臥室必須承擔額外的責任，要承擔其他活動場所的功能。
智能手機將繼續並加速這一進程。如果配偶想睡覺了，起碼你得把臥室的電視關了。節目移至智能手機屏幕後，每個沙發墊都將變成自己的微型家庭影院：小孩設備上的《老虎丹尼爾的鄰居們》，父親設備上的《曼達洛人》，少年設備上的《怪奇物語》。
建築評論家預計，現代生活會改變空間感。大約在30年前，法國人類學家馬克· 歐傑（Marc Augé）杜撰出“非場所”（non-place）這個詞來描述一系列會令人的自我意識受到抑制甚至消失的過渡性空間。像機場、酒店、購物中心、超市以及高速公路都屬於非場所。對於這些場所來說是一種悲哀，因為跟合法場所不一樣，人類從來就沒有真正佔據過非場所。他們只是途經過它們，然後到達歐傑所謂的“地方”（anthropological places） ，比如學校、住宅或者紀念碑等。
自那以後的幾十年的時間裡，非場所的情況是有增有減。一方面，非場所變得比過去多得多了，大家會更頻繁地遭遇它們。機場、火車站更多了，更多旅客更頻繁地在其間穿梭。酒店大堂和會議中心更多了，很多都在誇耀自己的美食廣場和購物廣場，那算是嵌入到非場所之中的非場所。
另一方面，非場所的匿名性和無用性已經被智能手機給破壞了。每一個候機區，每一個豪華大堂的沙發區，咖啡店的每一張木質烤漆的靠椅都可以把自己變成任何顧客的任意空間。機場或咖啡廳也可以是辦公室和電影院，針織俱樂部以及教室。
非場所總是被人嘲笑。歐傑本人把非場所的崛起稱為是“入侵”，帶來了“超現代化”，引入了太多專為個體活動而不是集體活動準備的死空間（dead space）。他預言，這些地方的一致性（每個機場和酒店都很相像）會擴散成為禍害，這會剝奪人類表達自我的機會建成環境。
超現代化的確來了，但實現的方式跟歐傑及其後繼所預言且害怕的不太一樣。你不再需要像超市或會議中心這樣的工業化空間，就可以將非場所的匿名性合併在一起。發生了一些奇怪的事情。一方面，超現代化的壁壘變得比以往更加的個人化了。你也許在機場航站樓曾無意聽到過旁邊的一個商務電話，或者在星巴克目睹過旁邊那個人因為感情問題而情緒爆發。但是另一方面，任何地方，甚至是歐傑所認為的賦予人體驗背景的場所，都可以同樣的匿名化。
你走進自己的客廳，看見自己的愛人或兒子坐在沙發上，在注視或敲打設備。你會想，他們在做什麼呢？看電子郵件？還是電視？或者不可描述的東西？還是在買東西？或者換種方式，這個問題其實是：他們把什麼不一樣的空間合併到了家這個共享空間裡面？答案一般都是不知道，就像一個app消隱另一個app浮現一樣，在任何情況下，這個空間很快就會被另一個空間所取代。看起來非場所的泛濫並不是問題。相反，技術使得隱私和連接發展得過於旺盛，無所不在了。現在，每個空間都是一個超空間，一個可以跟其他空間融合在一起的地方。
在個人設備變得無處不在的很久之前，超空間就已經興起了好幾十年。幾年前，當計算機彼此之間還不怎麼對話的時候，我和我的朋友Damon會從他的家出發，走路或騎自行車到幾個街區之遙的7-11去玩街機遊戲。我應該說是去玩那個街機遊戲；他們那裡有那個遊戲，如果我們在那裡逗留太久的話，店員最後會把我們趕出去。“這裡不是遊樂場！”
但是，當時的遊樂場還屬於骯髒的地方。一些父母會勸阻甚至禁止孩子去那裡。所以，我們會跑到保齡球館（其實也乾淨不到那裡去，甚至還更髒）、便利店、自助洗衣店——所有大家用來換取空閒時間地方——方法就是把硬幣塞進去。
後來Damon和他的兄弟弄到了一部任天堂。這玩意兒使得便利店和遊樂場一下子變成多餘了。現在，我們可以坐在他家那厚厚的臥室地毯上打鴨子或玩超級瑪麗了。後來，街機徹底撤離了7-11，街機業務完蛋了。就像VCR對影院所做的事情那樣，臥室和書房把街機引入到房間。正如歐傑所言，人永遠，永遠都不會呆在家裡。
將工作帶回家 通常是指把實際的工作從辦公室搬回到家裡，這包括公文包裡面的文件，或者坐在書房要回撥的電話清單。不過現在，把工作帶回家描述的是一種更具概念性和整體性的實踐。得益於筆記本電腦、智能手機、寬帶、app和雲服務，每個人都可以一直在工作：在餐桌下發電子郵件，在關上車門和打開前門之間回覆Slack消息，在廚房櫃檯上把收據拍下來處理費用報告，這些都是工作。
跟這些活動相關的不安通常被推斷為工作時間衝擊到一度是私人的時間。以前，我曾經用“超就業”（hyperemployment）來形容每個人都有沒完沒了的工作，那些他們能拿到報酬以外的工作。我的同事Derek Thompson稱美國人對工作主義幾乎有著宗教般的信仰。但是，超就業和工作主義部分也是建築環境變得越來越超空間的後果。不僅工作可以隨身攜帶回家，而且辦公室也能帶回來了。智能手機具有無限的便攜性，可以把進入到工作場所的每個空間都變成現實。一旦打開Salesforce ，你所在的任何房間都可以是會議室。
這些地方是為目的而存在的，當這些目的移居到新的場所時，它們也會把棲居住過去那個家的幽靈帶進來。衛生間是洗澡或丟棄人類排洩物的地方。但如果把手機帶進去的話，那也可以是一個辦公室，你可以在裡面用Workday等企業資源管理軟件去上採購單，可以是一個影院，你可以在Netflix上看《王冠》，可以一間教室，讓你在Duolingo 上練習拉脫維亞語，開遠市一家旅行社，讓你去達美航空預定航班。而且你的辦公室也不僅僅只能在家裡：它可以在任何地方。在健身房，在火車站，在美食酒吧，在駕駛座等。
這種能力奠定了計算的社會力量與經濟力量的基礎。它還把使用智能手機的個人轉化為曾進行過那些離散活動的空間，或者至少轉化成對那些空間的文化記憶。主管找藉口在吃飯的時候發了一條信息，這不僅把工作帶到了餐桌，而且還把她送回到了辦公室。商務出差者在候診室預訂了一趟航班，就相當於把自己遠程傳送到旅行社或機場售票處。
這些改變令一度是特定活動發生場所的空間變得空洞。一旦被Spotify 或Amazon接管，唱片店或服裝精品店的獨特氛圍和精神能量就會消失不見。外圍空間，比如通向它們的公交線路或道路，以及位於其兩側的咖啡館或珍珠奶茶店也會慢慢衰落。
但是，計算對場所的無動於衷也令使用智能手機的空間陷入到自己的混亂。這些空間記憶當中的某個一旦湧現，就會被隱藏在下面的另一個競爭性空間所取代。你可能剛安頓下來開始看一集《大英烤焗大賽》，然後馬上又收到了一條Slack通知，你的沙發一下子就變成了臨時會議室，然後又再換成沙發。但以下一樣有可能：你拉開被單，然後打開YouTube，播放一段ASMR視頻，這樣就能在臥室的上方加了一個冥想室。或者，你坐在馬桶上瀏覽Facebook的動態消息，希望用酒吧或者咖啡館的嘈雜聲來改善一下廁所的死氣沉沉。
這很容易做到，但卻令人迷人了方向，使得房間變成了一個非常奇怪的空間。直到20世紀的時候，大家為了某件事幾乎都不得不離開自己的屋子：去工作、吃飯或購物，或者放鬆一下，去見見別人什麼的。有好幾十年，一家裡面可能只有一臺收音機，然後是幾臺收音機再加上一臺電視機。呆在屋子外面的可能性要遠大於呆在家裡面。但是現在，在家裡不僅幾乎就可以做任何事，而且也是最簡單的選擇。我們祖先的問題已經被扭轉：現在，家是一所用便利束縛我們的監獄，需要有特殊的幫助才能逃脫。
看完《星球大戰》，那種場所的特殊性令我們精神煥發，於是我的家人渴望要進一步獲得那種自由感。所以我們又跑到Dave＆Buster's閒逛了幾個小時，這個地方是郊區燒烤吧+頻遊戲機店+兒童娛樂場的邪惡結合。它是出奇老鼠（Chuck E. Cheese’s Pizza Time Theatre）的後代，是雅達利（Atari）的創始人Nolan Bushnell在1977年建立起來的，作為玩遊戲的遊樂場和小酒館的一個適合家庭的替代品。
在Dave＆Buster's的喧囂中，我們發現我們的設備已經在等著我們：像《糖果粉碎傳奇》這樣的大型移動遊戲作品充斥著整個地方，用街機的尺寸進行了重新設計。這一度這似乎會被視為一個有違常理的笑話。但是現在，任何擺脫超空間的緩解都令人感到情真意切。我們很樂意花錢到這裡閒逛，去玩我們兜裡本來就有的app的放大版，而不是回到汽車上，然後是在高速公路上，再回到家裡，重新撤回到只能呢個手機那個方寸之間的小屏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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