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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人把自己交给了神，愿意接受神的主宰，期盼神的庇护，所以他们更愿意祈祷。
中国人相信人定胜天，勤劳可以改变命运，所以有了大禹，治理了洪水。
长虹贯月307
大约在距今1.2万年前在今天的江西万年县一带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水稻种业，这使华夏文明成为全世界最早发展出定居农业的文明。大约9000年前在今天的河南舞阳一带诞生了世界上最早的酿酒技术和乐器。大约8000年前在今天的浙江萧山一带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造船技术。大约6700年前在今天的陕西西安一带诞生了世界上最早的铜冶炼技术。这时华夏大地生活着众多部落。距今大约4600年前黄帝部落联合炎帝部落与蚩尤部落大战与涿鹿，正是这一战奠定了以炎黄部族为核心的中华民族的形成。涿鹿之战后炎黄部族联盟首领的位置实行的是禅让制——尧、舜、禹三大部族首领都沿袭着这种原始的民主制度。禹用13年时间治理成功了肆虐的洪水，为华夏民族的生存繁衍做出了杰出贡献，在治水的过程中禹将天下划分为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梁州和雍州。由于治水需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于是部族首领管理社会生活的实力得到了增强。禹的儿子启废除之前历代沿袭的禅让制，将部族首领的地位改为世袭制，由此诞生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世袭制王朝——夏朝。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中华文明由原始部族形态迈入国家文明是通过治水的方式实现的，正是通过治水形成了一套对人力、物力、财力的调度机制。不过其实关于史前大洪水的记载并非我国的特例。在《旧约圣经·创世纪》中就记载了诺亚方舟的故事：上帝在创造世界后见到地上充满各种暴行恶行，因此计划用洪水消灭恶人。这时他发现人类之中有一个叫做诺亚的好人，于是上帝指示诺亚建造一艘方舟并带着他的妻子、儿子（闪、含与雅弗）与媳妇。同时神也指示诺亚将牲畜与鸟类等动物带上方舟且必须包括雌性与雄性。当方舟建造完毕时大洪水如期而至，这时诺亚与他的家人以及动物们皆已进入了方舟。洪水淹没了最高的山，在陆地上的生物全部死亡，只有诺亚一家人与方舟中的生命得以存活。在洪水中漂泊220天后方舟在阿勒山附近停下，这时洪水开始消退。又经过40天之后阿勒山的山顶才露出。这时诺亚放出了一只乌鸦，但它并没有找到可以栖息的陆地。7天之后诺亚又再次放出鸽子，这次它立刻就带回了橄榄树的枝条，诺亚这时知道洪水已经散去。又等了7天之后诺亚最后一次放出鸽子，这次它便不再回方舟了。诺亚一家人与各种动物便走出方舟。诺亚在离开方舟之后将祭品献给神。上帝闻见献祭的香气决定不再用洪水毁灭世界，同时在天空制造了一道彩虹以作为保证。在《创世纪》中神如此保证：“我使云彩盖地的时候必有虹现在云彩中，我便纪念我与你们和各样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约，水就再不泛滥、毁坏一切有血肉的物了”。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大部分人都认为诺亚方舟不过是一个纯粹的神话故事，并没任何现实依据。不过随着人类学和神话学研究的深入使很多学者发现在全世界多个地区都有关于史前大洪水的神话传说。中东两河流域的《吉尔伽美什史诗》中记载：“洪水伴随着风暴几乎在一夜之间淹没了大陆上所有的高山，只有居住在山上和逃到山上的人才得以生存“。出土的公元前2660年前的苏美尔泥版文书记载：“那种情形恐怖得让人难以接受，风在空中可怕的呼叫着，大家都在拼命地逃跑，向山上逃去什么都不顾了。每个人都以为战争开始了……”我国的《山海经·海内篇》记载：”洪水滔天，鲧窃息壤以湮洪水”。《孟子·滕文公》记载：“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水逆行，泛滥于中国”。《淮南子·览冥训》记载：“望古之际，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火炎炎而不灭，水泱泱而不息”。《尚书·尧典》记载：“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墨西哥的玛雅文明也留下了这样的记载“天接近了地，一天之内所有的人都灭绝了，山也隐没在了洪水之中......”为什么世界各民族的上古神话传说和早期宗教里均有关于大洪水的记载呢？这是巧合吗？以古代的交通条件而言：当时的中国人、以色列人、玛雅人显然是不可能有什么沟通的，因此不存在谁抄袭谁的问题，唯一的解释就是当时的确曾发生过一场蔓延全球的大洪水。现代的地质考古研究也表明：当时北大西洋巨大冰盖的融化曾使海平面大幅上升，也许这就是当时全球各地均出现过于洪水的记载的原因。
尽管全世界都有关于史前洪水的记载，然而在全球所有民族关于这次洪水的记载中只有中国的大禹治水宣称洪水最终被战胜了，而其他民族的记载均类似于《圣经》中的诺亚方舟传说只是强调人们在洪水来袭时如何避难逃生。从大禹治水的传说中我们可以窥见中华民族与其他民族所不同的特质：当其他民族在感叹人类在自然面前的渺小并呼唤上帝的拯救时中国人却向世界宣告一种人定胜天的思想。如果我们从大禹治水和诺亚方舟的故事中提炼关键词，那么大禹治水可以被概括为治、堵、败、疏、成，而诺亚方舟则可以概括为逃、淘汰、选择、拯救。在诺亚方舟的故事里无论是人或是万物生灵在面临灭顶之灾时的“主打动作”是“逃离”，也可以说“逃避”；乘着“神”所赐予的“拯救”——那座方舟——逃离！而且在这个过程中还要做选择和淘汰，在弘扬“悲悯”的同时某种程度上也反映着“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可以说诺亚方舟的故事形象地反映了其所代表及延续出的文化的精神特质：人对神的依赖、趋利避害的本性、悲悯的宗教精神与残酷的丛林法则的“共生”。相比之下大禹治水反映的是一种人定胜天的抗争思想。事实上不只是大禹治水，其实我们看夸父逐日、后羿射日、愚公移山、精卫填海等一系列中国古典传说都在讲“抗争”，是在讲人间的英雄、由人幻化成的意志化身对大自然的抗争！对神的抗争！这其实就是一种人定胜天思想的反映。毫无疑问人在自然面前的确是渺小的，然而人类所不同于动物之初恰恰正在于人类对自然并非单纯的逆来顺受，人类可以通过自己的力量改造自然。
对比中国和欧洲、中东等地的历史会发现一个显著的区别：在中世纪的欧洲教皇是一个强大的力量，甚至迄今为止教会仍保留着梵蒂冈这块领地，教皇以上帝代言人的方式肆意干涉欧洲国家内政，就连拿破仑加冕都必须由教皇主持。在中东阿拉伯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等等都是典型的政教合一政权。时至今日基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等宗教仍存在各种各样的争执。为什么人类形成各种不同的宗教呢？这是因为在人类的进化过程中回答我是谁、我从何而来、我将向何处而去等问题几乎构成了人类所有科学、哲学和宗教试图回答的终极命题，所以从根本上讲信仰是人的生命本能，是为了寻找灵魂的源头和归宿。与此同时从现实需求讲任何人都需要安全、自由、身份认同。尤其是在生产力尚不发达、科技还十分落后的上古时代就表现得更明显了：那时人类的生活基本上是靠天吃饭，甚至一不留神自己还可能成为野兽的食物。宗教信仰恰恰是为满足人们的安全感需求而诞生的，有时甚至比国家做得还好。神的保佑和庇护给人安全感；心灵与上帝或安拉同在给人自由感；基督徒或佛教徒的名义和名分使人实现自我身份认同。然而这些和我们中国人有关吗？事实上至少我们的主体民族汉民族从来就是一个与宗教绝缘的民族：我们的确引进了佛教，发明了道教，却从来都不曾真正成为全民信仰，汉民族的膜拜对象囊括了祖宗、菩萨、土地公、关老爷等等等等不一而足，然而我们从来没有一种特定的宗教体系。然而在与宗教绝缘的华夏文明的发展过程中却有另一样事物替代了宗教在西方文明中的作用：事实上华夏文明是一种以礼乐为制度构建的文明体系，其思想核心是神道设教，礼乐教化，严华夷之辨，推崇仁义礼智信，其中又以易学为根本。
中国为什么会形成如此独特的文明体系呢？首要原因在于中国在地理位置上的与世隔绝特征。需要注意的是这里所说的中国并不是指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而是指的中华文明最初诞生的长江、黄河中下游流域，这也是“中国”一词最初所指代的地区。和古埃及、古印度一样：中华文明同样是依托于大河流域发展起来的农耕文明。在生产力有限的上古时代发展农耕几乎必须依赖大江大河流域广阔肥沃的冲击平原。孕育华夏文明的长江、黄河中下游平原是怎样一种地理环境呢？这一区域的东部是浩瀚无垠的大海，西部是一望无际的荒漠，北部与草原地带相接，南部是连绵起伏的群山。大海、荒漠、群山在当时的条件下都是难以跨越的天然地理屏障，唯独北部的草原地带和中原地区其实是不存在天然地缘屏障的。事实上中原文明和草原文明的分野不是因为地理上的阻隔导致的，更多是因为不同气候环境下形成的不同植被带注定将会分别孕育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也正因为中原文明同北方的草原地带之间没明显的天然地理阻隔，所以中原王朝同北方游牧民族的战争与和平几乎成为中国历史的一条主脉络。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华夏文明所面临的唯一挑战就是来自北方的草原游牧民族，而在东、南、西三个方向上直到近代列强入侵之前都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大敌。这样的地理状态使中华先民得以依托长江、黄河中下游地区呈放射状向周边扩展，这为中华文明的发展创造了日益丰富的资源条件，也帮助中华文明扩大影响力。在中华先民一路向南扩张到如今的越南的整个过程中同化了南方诸多民族，尽管如今的长江以南大部分地区在上古时代是山越民族聚居的蛮荒之地，然而如今这些地区和中国其他地区使用着同样的方块字。我们可以用印度和中国进行对比：如今的印度仍有14种官方语言，英语只是印度的官方语言之一，用印度开国总理尼赫鲁的话说“英语在其他13种语言中起着连结的作用”。在中国与文化的同一性相伴随的是政治的统一性，而这种政治上的高度统一在相当程度上是和上文所说的中国与宗教绝缘性相关的：中国是世界上唯一在任何时候都没产生过祭司阶级的文明，当然有一部分西方学者认为中国古代的皇帝其实也具备祭司的身份——他代表所有臣民的利益向上天献祭，但中国皇帝所履行的这种祭祀职能同他的统治职能比起来只能说是居于次要地位的。
当然这也可能会使人陷入一种误区就是：中华文明和其他文明的显著区别就是主张人定胜天。事实果真如此吗？尽管在大禹治水这个故事中我们见证了中国人的人定胜天思想，但我们也能从中国的传统人文艺术中见证中国古人那种追寻自然率性而为的思想。事实上大禹治水的故事的确向我们彰显了一种人定胜天的思想，然而这就是这个故事带给我们的全部意义吗？其实这里有一个比较容易被忽视的细节：禹的父亲鲧当年也曾负责治水工作，可为什么他失败了呢？因为鲧采取的是堵的策略。相比之下禹意识到治水靠堵是行不通的，所以他采取因势利导疏通河道的办法。由此可见大禹治水不是单凭人定胜天的狂热信念，事实上大禹治水是相当讲究策略的，而他所采取的策略恰恰是对自然环境的因势利导，这所体现的是对自然规律的尊重与敬畏。应该说在人定胜天和敬畏自然之间是有一个适度的问题，而如今这已成为事关人类发展的一大重要命题。无论是早期鲧主持的“堵”工程还是后来禹操持的“疏”工程都离不开高出水面的山——移山填水，开山疏渠，靠山吃山……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迫切地需要去了解“山”、亲近“山”、回归“山”……“依水”的原始生态在现实形势之下辩证地改为了“倚山”，由此形成了中国易学中的连山易。连山易以“艮”（山）为“主卦”，对先天易进行了可谓“革命性”的改进，不仅完善了“易”学，更成为后来的“归藏易”的先驱模板。连山易、依托其发展形成的归藏易以及后来集大成的“周易”都是建立在“朴素唯物”基础之上的富于“辩证”的精神产物。中国的传统文化的确和以宗教文明为基调的其他文明大为不同，但这并不代表中国人缺乏对自然的敬畏。只不过中国人有自己相对独特的自然观：我们不是自然界的征服者，但我们同样并非只能在大自然面前逆来顺受无所作为，我们所追求的是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所以中华民族是一个很有韧性的民族：面对强敌我们有敢于抗争的大无畏勇气，可面对弱者我们同样不缺乏悲天悯人的慈悲之心，我们渴望构建全人类同呼吸共命运的共同体，我们渴望实现人和自然真正的和谐相处。
鸿鹄高飞一举万里
其实，中国也有类似的传说，小时候在农村，秋收后老人们爱讲故事，其中有一个故事就是，发大水了，跑不掉了，大人们赶快把一个老南瓜挖空，把一个小男孩、一个小女孩放在南瓜里。这样人类才得以保存。
当然这个乡村的故事在正经的书中沒看到过，只能算茶前饭后了。
曾冬松2019
这个疑惑从何而来？
据我所知，不是人们都，是动物都，只有若亚上了方舟。
洪水退了吗？放飞鸽子。鸽子飞走了，回来，说明世界还沉在水里，不回来说明陆地露了出来，洪水己经退去。不是所有人有这份上舟的幸运。别说中国人了，别的人也上不去。这是史前史的古老的传说。
你这个疑惑是自己演绎出来的吧？
我读过圣经，你呢？我当它是文学作品来读。不要想当然地演绎。一不小心会露出无知。斤滴！
秋歌988
有关大洪水的神话传说与民间故事
世界各地都有关于大洪水的故事，这些故事跟圣经的记载虽然不完全一致，但却有很多相似之处。这可能是因为挪亚的后代分散到世界各地，洪水的故事代代相传，就出现了不同的版本。以下是一些例子。
希腊传说：从大洪水中生还的男女接获指示，要向身后扔石子来繁衍后代。他们扔出去的石子变成了男人和女人。
印度传说：有一个人受一条鱼警告，得知将有洪水毁灭人类。这条鱼指示他造船，并引导他把船划到安全的地方，让他在洪水中活了下来。
巴比伦传说：有一对男女从洪水中生还，得到永生，变成了神。
中美洲传说：只有一个男子和他的妻儿渡过了大洪水，其余的人都变成了鱼。
在中国除了大禹治水之外，苗族，彝族的古老传说中也有大洪水灭世的故事。
而挪亚方舟的记载出自《圣经》在创世记6:5,11说，洪水之前“人在地上作恶多端”，地上充斥着不道德和暴力的事，结果“大地在上帝眼前败坏了”。
创世记6:1,2,4说，地上充满恶事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叛逆的天使下到人间，与地上的女子发生性关系。他们生下的后代都是残暴的巨人，在地上为非作歹，无恶不作。于是上帝决定一举消灭地上的坏人坏事，只让好人活下来，摆脱恶人的影响。
当时的人知道上帝会降下大洪水吗？
知道。上帝把即将发生的事告诉了挪亚，并指示他建造方舟来保全家人和动物的生命。挪亚警告人们毁灭将临，但大家都不理会他的警告。圣经说当时的人“毫不理会，直到洪水来到，把他们全都冲走”。
所以圣经里谈到挪亚方舟的主要目的时警告世人不要作恶多端，要有敬畏之心，不然会受到惩罚，跟各国的神话传说不是一回事。
所以提主说的西方学者疑惑这件事，让我们感到疑惑，这位西方学者莫非是小学生？没看过圣经，也没了解过中国文化。
开心帝影视
我是老婆饼，我来回答这个问题。
诺亚方舟是《圣经》当中的记载，只反映了犹太人对于民族早期的历史记忆。不具有普遍性，更不能扩展到中国。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大部分人都认为，关于诺亚方舟的记载是一个纯粹的神话，没有现实依据。不过随着人类学和神话学研究的深入，很多学者发现在全世界多个地区都有大洪水的神话传说。这意味着在上古时期，确实出现过一次大洪水，并且构成了各个民族共同的早期记忆。
各个地区关于大洪水的传说，有不同的记载内容。诺亚方舟只是其中一种，中国则是大禹治水。相互之间内容差异很大，这就说明，在大洪水发生的时候，人类已经在世界上实现了多地区的广泛分布，所以并没有相同的应对大洪水的记忆。
西方在近代取得了统治地位以后，就想当然的认为自己的文化足以包纳全世界，但事实绝非如此。实际上现在绝大部分西方学者同19世纪20世纪那些殖民主义思想严重的学者相比已经在这个问题上进行了更为理性的思考，他们普遍认为，文化是多元发展的，西方文化并不能取代其他文化，也没有权力取代其他文化。试图把诺亚方舟作为人类的共同记忆，必然是一种失败的尝试。
给个老婆饼
当他们设计诺亚方舟的时候，我们的大禹正在治水，水利工程保护了亿万生灵，比诺亚方舟的效果不知要好多少倍。
泰山124453211
这可也许可以从我们的一些传说故事来理解。比如说大禹治水。
众所周知，大洪水的故事，在很多文明里都是有迹可循的，可外国的诺亚方舟并没有开到咱们中国来，那咱们传说中的洪水哪去了？读过大禹治水的故事的人就可能如此理解，被治好了，堵不如疏，都流走了。
或者我们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明，这也是古人自然观的一种展示，前人讲究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什么天人合一之类的观点十分流行。人可以适应自然，改造自然，达到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地步，想必这种理念自古至今都是被很多人赞同的。
作为文明古国，我国的历史记载是久远而比较详尽的，越了解我们悠久的历史，就越敬佩那些拥有着无限智慧、眼光长远的古人。
河青文化
中国的神话体系可以说是自成一脉，与西方或者犹太人的传承完全不同，我们的神话体系叫做“修仙”，其最注重的就是天人合一和内心的豁达，追求的是一种灵体的大圆满境界。
诺亚方舟的故事只是圣经里面众多的故事之一，这个故事主要是记载诺亚根据上帝的指示建造了一艘大船。
其目的就是为诺亚一家人和世界上各种生物躲避一场上帝因故而制造的洪水灾难，据圣经记载这艘大船建造了120年。
至于西方学者疑惑为什么偏偏中国没有躲进方舟，其实这个问题解释起来相对比较简单，下面咱们就来简单剖析一下。
自古以来中国人和西方人在思维方式上就完全是两种不同的逻辑，西方人的思想里往往是英雄拯救世界，就如圣经说述诺亚建立了方舟拯救了人类。
在我们的神话体系里往往都注重接近现实的描述，无论是大禹治水还是愚公移山在现实中这种逻辑是可行的，因此我们在拯救世界的问题上显然更加追求的是符合逻辑。
我们中国自古以来都属于农耕国家，这种国家最大的特点就是可以自给自足，因此我们并没有对外发动侵略的意愿。
西方国家大多属于海洋系国家，这种国家最大的特点就是农业基础薄弱，需要通过海上掠夺来满足自己生活的必需。
这种国家的特点就是海上贸易比较发达，而海上贸易最重要的工具就是“船”，再加上海上航行的危险性，因此自然就会有很多关于大海有关的神话出现。
因为人类性格最大的特点就是给自己解释不了的现象一个合理的解释，因此诺亚方舟的故事出现在西方也就不足为奇了。
反观我们中国是传统的内陆国家，在古代生活在海边的人口远远要少于生活在江河岸边的渔民，
和大海相比江河虽小但也不是风平浪静，而且江河的天灾显然要比大海多得多，所以在灾难面前我们古人一直都认为“人定胜天”
因此在遇到江河泛滥的时候，我们最先想到的不是逃命，而是怎么用智慧战胜灾难，所以在洪水面前西方人选择了坐船逃跑，而我们选择了“人定胜天”。
看到这里我们就会发现，任何一个民族都会选择一种适合自己的方式去战胜灾难，我们中国人在困难面前向来是迎难而上不怕牺牲，而西方人的做法很显然来的更为实际。
如果诺亚方舟的故事发生在中国，我想我们的祖先一定是先会把老弱妇孺都撤走，然后组织青壮年来抵御洪水。
因为在我们中国有一句老话叫做“故土难离”，对家乡和家人的那种感情是可以用生命去守护的。
我们中国的神话故事更多的是对忠义理智孝的刻画，家和团圆也一直都是神话故事里千年不变的传承。
因为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我们中国人这种对团圆和家的渴望，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其实“春运”不就是我们中国神话故事最现实的体现吗。
最后一句“春节就要到了，爸爸妈妈在等我们回家，大家注意安全”。
世界浅谈
这个问题现在看太简单，中国人不信上帝，也不信耶稣。中国人遇到灾难从来不求助虚无缥缈的上帝，而是自己动手与自然灾害抗争，在实际的环境里做到保护自己。西方的文化和中国文化表现完全不同，西方在自然灾害面前多靠‘神’。大禹治水修治了中国全国几乎所有水系，才免遭水患。
中国人的智慧绝不是西方能够理解的。还有中国人与流行病的斗争也是可歌可泣，这就是中医起到了非凡作用。不畏艰险是中国人的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