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進去決戰階段，在全國人民團結一心抵抗新型冠狀病毒的時候，暴露了我們太多的恐懼和慌亂。
囤積奇貨哄抬物價者有之，領導直接從紅十字會提走醫療物資者有之，甚至出現大理地方政府截胡武漢一線口罩的大案。
各地封閉隔離的時候，還有人到處亂跑的人，甚至隱瞞病情引發大規模感染的事件。
不能說這些有問題的人就是壞人，他們的出發點應該說也都有各種各樣的理由。只是，更多的人會用現在是特殊時期應該特事特辦來阻撓他們。
可惜，什麼是特事，如何特辦，我們沒有一個標準，或者說一個法律來規定，現在特事特辦的背後原因就是無法可依，或者輿論聲音哪個大就聽哪個，或者說誰的官職大就聽誰的。
不管是多賣了幾十塊錢的口罩被罰款幾百萬，還是發燒病人到處亂串傳染其他人，都是因為他們並不知道後果的嚴重性。或者說他們不知道這是特事所以應該特辦的法律依據。
真正的解決辦法應該是有一部國家緊急狀態法，這部法律規定各種不同的緊急情況的應對方案，一線人員如何統一指揮，後勤人員如何配合，普通人員如何躲避自救，等等這些內容都應該是這部國家緊急狀態法的條文。
法律規定哪些可以做哪些不能做，如果違反了法律應該如何處罰。最重要的是，根據什麼情況，國家可以宣佈進入國家緊急狀態，最高指揮協調部門到底是哪個機構，這就是國家緊急狀態法規定的各行各業的行動準則。
現在，本次疫情讓這些違法行為無法定性，所以只能特事特辦。包括現在出現的各種違約責任如何判定是不是不可抗力，以及不可抗力的時間節點的約定。
發達國家早就有了國家緊急狀態發，授權總統根據什麼情況宣佈進入國家緊急狀態，於是，國家緊急狀態法就成為特殊時期的行為準則。
17年前的非典疫情給了我們一次很好的機會，可是我們失去了這次機會。這回是第二次疫情，我們亡羊補牢。
暴露了問題不是壞事，恰恰是極好的一次演習練兵的機會，每一部法律都是血的教訓後的亡羊補牢。
去年十一月，十九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 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全面闡述了我們國家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統籌決定。涵蓋了從內政到外交所有領域的方向性大政方針。
依法治國就是最好的國家治理體系的治理能力。相信，本次疫情結束後，國家緊急狀態法就會成為首當其衝的治理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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