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省通衢 与 重在东南
湖北省省会武汉位于中国腹地，江汉平原东端，汉水、长江交汇处。明朝成化年间（1465- 1487），长江最大支流汉江改道，汉口在地理上与汉阳分离，从而形成了汉口、汉阳、武昌三镇鼎足而立的格局。
只要略微看一看地图就能发现，武汉三镇控长江中游的咽喉，扼南北交通要冲。从武汉顺流东下，可沿长江直抵南京与富庶的太湖平原。地处武汉之西的宜昌是西南与华中的节点，扼住了西南进入华中平原的通道，而荆州则为武汉之西屏，如同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所说：“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另一方面，从武汉藉汉水北上，还可经略中原，进图北方。因此，就像明末清初的顾祖禹在《读史方舆记要》里所说的那样，“湖广居八省之中，最为闳衍，山川险固，自古称雄武焉。中原有事，盖必争之地也。”
正因如此，这座“九省通衢”很早就是重要的屯兵设防基地。春秋战国时期，武汉即是楚国伐吴的军事门户。东汉末年，刘表的大将黄祖驻守汉阳。三国时期，东吴在武昌筑夏口城，是其重要据点。南朝的宋、齐、梁、陈各代都视“湖北、鄂、岳最为上流要害”，将武汉地区作为扼守上游、屏障江南、争夺中原的攻守重地。南宋与金、元在汉水中下游和鄂东长期角逐，最后元军经襄阳攻占武汉，再下建康（今南京）一举而灭宋。到了清代，武汉（武昌）作为湖广总督、湖北巡抚、湖北各司道以及武昌府驻地，更成为长江中游大区域尤其是两湖（湖南与湖北）的政治中心。晚清时期，武汉清军以湖广总督署为首脑机关，包括督标、抚标、防军、护军营、常备兵及水师汉阳镇标中营、湖北水师等。寻常时期官兵总数亦达近两万人。
不过，同样就像顾祖禹所说的那样，“湖广之形胜……以天下言之，则重在襄阳；以东南言之，则重在武昌；以湖广言之，则重在荆州”。在传统的农业社会，武昌的军事地理价值很大程度上仍旧是局域性（“东南”）的，具体而言，也就是占南京必先控制武汉，占武汉则必取南京。这在太平天国战争时期有着很清楚的表现。咸丰初年，太平军兴。1853年初，起义军由湖南岳阳沿江而下。太平军先以优势兵力夺取清军防御力量较弱的汉阳，然后在汉阳搭造两座浮桥，渡江直捣武昌城，占领了武昌。这是太平天国起义以来占领的第一座省会城市，即刻震动清廷。1853年2月9日，太平军万艘战船蔽江而下，轻取九江、安庆（时为安徽省会），最终夺取江宁（南京），与清廷俨然形成南北对峙之势。以后，太平军和清军反复争夺武汉。1852-1856年，太平军先后三次攻克武昌，四次占领汉阳、汉口。但是最终武汉仍为清军夺占。曾国藩的湘军随即以此为基地沿长江东进，挟上游之利而攻克南京，扼杀了太平天国起义。
太平军进军图
首义的价值
这样的传统军事地理格局在晚清时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近代轮船、铁路兴起以后，武汉作为长江航运的中枢，平汉、粤汉两大干线铁路的连接点，一举荣升为“大武汉”。
民国时期的武汉
鸦片战争之后，上海开埠后很快形成了与汉口之间的长江黄金水道。1862年1月1日江汉关正式开关，先后有17个国家在汉口通商。在1865-1931年的67年中，汉口的对外贸易总额与上海、天津、广州相比，有42年仅次于上海而居第2位，有18年居第3位，有7年居第4位。武汉同样也是中国近代工业化发源地之一。1894年6月，汉阳铁厂的生铁大炉正式出铁。需要强调的是，日本第一家钢铁厂——八幡制铁所于1901年建成投产，较之汉阳铁厂晚了7年。汉阳兵工厂的规模则仅次于江南制造机器局，西方人称其为“巨龙之爪”。1904-1906年，步枪最高年产1.5万余支，枪弹最高年产950万发。这里生产的“汉阳造”步枪，历经辛亥革命、北伐战争、八年抗战到解放战争数十年的战火洗礼， 武装了从清末新军直至人民解放军的无数中国军队，一直是主力步兵武器之一。在它诞生半个多世纪后的朝鲜战场上，仍有许多志愿军战士手持古老的“汉阳造”在冰天雪地中拚杀。经济的兴旺，军工的强大，令坐镇武昌的湖广总督成为堪与两江总督相垺的封疆大吏，也毫无疑问地使得武汉确立了在晚清中国的军事枢纽、经济枢纽与政治枢纽的地位。
汉阳造
在如此背景下，近代出现了“东南形势金陵为险，天下大局武汉为重”这样的说法。1910年以前的很长一段时期内，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奉行“边疆革命”战略，自1895年广州起义以来，前后举行了十数次起义，却“糜费及数百万金，无一成功之效果”。痛定思痛，1911年7月，宋教仁、谭人凤等革命党人提出了“长江革命战略”。吴玉章后来说，“以长江流域为中心，在中国的中部发动革命，而反对在边疆继续搞武装起义”，“在当时却是正确的”。
实际情况也是如此。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在武昌爆发。不到三天的时间占领了武昌、汉口和汉阳三镇。这立即引发清政府的恐惧：“武汉地据中心，乱事一日不定，恐他省望风响应，糜烂更不堪设想”。被清廷寄予厚望的北洋陆军匆匆南下，前往镇压武汉的革命军。进攻武汉的清军最终达到5万之众。北洋新军“为当时中国仅有的一支现代化陆军”，他们普遍装备着当时中国最先进的武器：机关枪与管退炮。黄兴后来说，“民军军火，全在步枪，无机关枪，一与敌接近，即较敌损伤较重；民军炮队，又系山炮，不及满军管退炮效力之远”。
北洋军
革命军能够凭借的只有地利。当时的英国人埃德温·J·丁格里就认为，“在中华帝国所有的战略要地中，汉阳的地形兴许是最难攻取的。它是左右全局的枢轴”。数量处于劣势的革命军仍然凭借旺盛斗志与有利地形与北洋军血战40余天。虽然革命军最后丢失了武汉三镇中的两个（只剩武昌），仍令清军付出巨大代价：辛亥革命过后半年，北洋军的缺额情况仍然十分严重，其主力第2、3、4镇加起来实有兵力不过1.3万人，只及正常编制的一个镇（师）之数。
更重要的是，清军主力精锐就这样被拖在武汉长达40多天，甚至无力增援江南最重要的城市——南京。这就为其它各省的起义成功创造了必不可少的条件。被时人认为“偶然”成功的武昌起义，终于轻易就撬动了帝国的基石，各省响应的速度之快令后人难以想象。至北洋军勉强攻下汉阳、汉口时，关内十八省除甘肃、河南、直隶、山东外已全部宣布起义。清朝的气数已尽。
抗战中的得失
在民国时期，武汉的战略地位依然为兵家所重。1926年10月，国民革命军北伐攻克武昌，俘虏负隅顽抗的直系军阀吴佩孚军队三万余人。国民政府随即从广州迁来武汉，使得武汉前所未有的成为全国性的政治中心。
北伐军进攻武昌
作为北伐战争主要领导者的蒋介石自然由此深知武汉对于全国的全局意义。抗日战争爆发后，在南京陷落前夕的1937年11月20日，国民政府宣布迁都重庆，但只有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率领其直属的文官、参军、主计三处人员迁渝办公，国民政府主要军政机关， 以及国民党中央党部等，则迁驻武汉办公。在事实上，武汉已经成为中国的“战时首都”。国民党方面宣称：“今日武汉已成为第三期抗战中最重要的据点，这里是我们雪耻复仇的根据地，也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基石”。
日寇对武汉的重要性同样心知肚明。在日本朝野人士眼里“汉口为长江之眼目，清国之中枢，可制中央‘支那’死命之地也。”1938年6月，日军于接连攻陷南京、徐州后，准备在武汉与中国军队进行战略决战。日军沿长江和大别山北麓西进，由两翼突击武汉。日本大本营陆军部在1938 年7月31日制定的 《以秋季作战为中心的战争指导大纲》确定：“抓住结束战争的机会”，“汉口作战的目的，在于摧毁蒋政权的最后的统一中枢——武汉三镇”。
在武汉会战中，国民政府调集一百多万兵力，所有40余艘舰艇和200多架飞机，在鄂、皖、赣、豫、湘5省区的广袤土地上，以陆、海、空协同作战方式，进行了四个半月的英勇奋战，取得消灭日军10余万、击落日本飞机100余架，击沉日军舰艇40余艘的重大战果。
尽管如此，武汉失守仍然对抗战全局产生了相当不利的影响。汉口沦陷不久，日本首相近卫文磨即得意声称：“有一句名言说：‘谁能控制中国主要地区，便能拥有中国。’……日本已经掌握控制中国的钥匙。”近卫的话实际是美国战略家马汉关于中国长江地位分析的转述。在日本侵略者心目中，武汉是实现控制长江的“钥匙”，长江是实现“控制中国”目标的“主要地区”。正是在武汉失陷以后，汪伪政权在南京粉墨登场。这实际上仍然是长江流域传统军事地理格局的延续：日军控制武汉为汪伪政权的存在提供了安全前提。
汪伪政权在南京粉墨登场
正是鉴于武汉所拥有的如此特别的军事政治地位，1949年5月24 日，武汉解放后成立人民政府时，即为中央直辖城市。直到今天，武汉虽然只是湖北省的省会，却仍然是长江中游城市群中唯一紧邻长江的省会城市。在航运上，武汉可以充分借助长江黄金水道优势；在铁路上，沿京广线经济纵轴和沿长江经济横轴在武汉贯通汇集，形成关键性的铁路枢纽。在航空上，拥有中部地区最多航线和开放平台的武汉，也具有强大的航空运输力。这种集水、陆、空为一体的多枢纽交通区位优势，正是武汉昔日的战略地位在新时期的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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