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稿| 小舞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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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蹈是一门最纯粹的艺术，而我，就是为舞蹈而生。”
旧金山芭蕾舞团首席演员谭元元说，芭蕾已经成为她生命的一部分。
2004年，谭元元登上美国《时代》周刊封面，入选“亚洲20位40岁内最有影响力英雄人物”；
2013年末，她获得美国《舞蹈杂志》授予的终身成就奖，成为首位荣获此奖的华人舞蹈家……无数荣誉奠定了谭元元在世界芭蕾舞台上的地位。
2018年4月9日，她又荣获“旧金山市长艺术奖”，而这一天甚至被命名为了“谭元元日”。
有媒体评价：“是她让世界抬起头来重新审视中国的芭蕾舞艺术”。
2019年10月19日，作为上海国际舞蹈中心3周年庆系列活动之一，谭元元在舞蹈中心实验剧场进行了“我和芭蕾：谭元元艺术人生分享”和“最好的时光：谭元元经典作品导赏之夜”两场活动。
谭元元是怎么从“上海小囡”成长为芭蕾舞蹈家的？且听她娓娓道来。
我进入上海舞蹈学校的时候是11岁，比同学们晚了一年。原因是爸爸最初并不同意我跳芭蕾，他觉得芭蕾是一门西方的艺术，中国人或许没有西方人跳得那么好，而且我学习成绩挺好，他希望我能成为工程师、律师或者医生。可能每个女孩子都有公主梦，5岁看到《
天鹅湖》后，我就爱上了那纯白的裙子、华美的皇冠、轻盈的足尖，爱上了芭蕾。妈妈也支持我的梦想。软磨硬泡了一年，1987年我还是踏进了舞校大门。那时芭科是三年一招生，多亏凌桂明校长网开一面录取，我的芭蕾梦才得以延续。
我们班一共24个学生，男女各半。学员的臂长腿长都经过了严格测量，下身必须要比上身长10到16厘米。总的来说，就是腿长、胳膊长，头小、脚背要长得好。
谭元元获得第五届巴黎国际芭蕾舞比赛金奖
舞校生活很简单：早上6点钟起床，上午是基本功训练课，下午是文化课，晚上也有晚自习，晚上9点钟寝室熄灯。但对我一点都“不简单”，因为我是插班生，专业训练的起步比同班同学晚了整整一年。
当时，把杆当中站的是尖子生，旁边是相对差一点的学生，而我因为基础不好只能站在旁边把杆的角落里。我在课上哭鼻子，老师就让我去教室外面。我非常苦恼，感觉自己就是一只“丑小鸭”。印象中舞台上的美与现实中训练的苦，完全不相称，让我怀疑自己到底适不适合跳芭蕾。
这种“丑小鸭”的状态大概持续了一年，我跟妈妈抱怨不想再跳，却遭到了她的坚决反对。
妈妈说，“这么辛辛苦苦地跟你爸讨论一年，终于让你进了舞校，现在还没有真正用过功，你怎么知道自己不行？你能不能上点心，首先做到不被老师赶出去？”最初是舒静丽老师教课，后来林美芳老师接手教课，一直教到我毕业。在妈妈的督促和老师的帮助下，我渐渐找回了自信，也摸到了芭蕾的门道。
谭元元在日本名古屋国际芭蕾舞比赛上获得“尼金斯基”大奖
14岁那年，我参加了全国芭蕾选拔赛，得到第一名。一年后，我代表中国参加了第二届芬兰赫尔辛基国际芭蕾舞比赛，得了银奖。16岁时，我参加了巴黎国际芭蕾舞比赛，同年参加了日本名古屋国际芭蕾舞比赛，获得了尼金斯基大奖。
窘境，语言不通一度想“自闭”
1992年，我从舞蹈学校毕业，还想继续学业。正巧拿到了德国斯图加特芭蕾舞学校的全额奖学金，我17岁就出国求学了。这个奖学金此前从来没颁给过外国人。在那家芭蕾舞学校，我接触到了许多来自波兰、日本，韩国、西班牙的学生。
《吉赛尔》剧照
在斯图加特读了半年，我趁着寒假回上海探亲，意外收到一份来自旧金山芭蕾舞团团长海尔基·托马森（Helgi Tomasson）的邀请信，希望我能在12月底参加芭团《
胡桃夹子》的演出，以及第二年1月初的Gala演出。托马森是怎么发现我的呢？后来他说，那次巴黎国际芭蕾舞比赛，他陪同旧金山芭团的演员去参加，就此记住了当时16岁的我。通过初次合作，我们增加了彼此的了解。很快，托马森郑重地请我去他的办公室，现场陪同的翻译告诉我，托马森先生非常欣赏我的舞技，希望我能成为舞团的签约演员。他甚至认为，我可以跳过学徒和群舞演员的层级，直接签Soloist（独舞演员）的约。通常从芭蕾学校毕业到独舞演员，起码要经过五六年的舞台历练，对于18岁的我，这个机会太宝贵了。于是，我放弃了斯图加特的学业，来到旧金山。
然而，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了，我走出国门不久，才学了一点德语，英语几乎不会说，在生活方面有些沟通问题。而且我的舞伴是一个俄罗斯人，也不会说英文，我们两人排舞就像“打哑谜”，只能用手势来沟通，常常会有误解。现在想起来真的发生了很多趣事，但当时就觉得要“自闭”了，大概一个半月后我才开始试着说话。
这也让我迫切觉得要在文科上加把劲，所以我利用演出和排练之余，在晚上读了大学，终于从美国圣玛丽学院毕业。
在旧金山芭蕾舞团
演员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半基训课，雷打不动，周末也一样。然后，从11点半到2点半，我们排练剧目；下午2点半到3点半是午餐时间；3点半到6点半又是排练时间，有时候会一直排到晚上7点半。
刚去旧金山的时候，收入大概只比“温饱”好一点吧。一般艺术家、演员在美国的待遇并没有特别的高。舞蹈演员对物质的追求很少，但在精神上非常富有，对舞蹈的憧憬、对艺术的喜爱是演员最宝贵的东西。
《小美人鱼》剧照
28到35岁是舞者的黄金时段，再往后艺术造诣上去了，但体力却在走下坡路，浑身伤痛也如影随形。很多舞者会选择在35岁退役，甚至有一些演员因为伤痛在二十几岁就无法继续舞蹈生涯。因为芭蕾舞从训练阶段开始就是违反自然规律的，一定要把动作做到一定的精准程度才可以站在脚尖上，才可以转起来，才可以很美地跳。
每一天，我们都在训练如何让地球引力少一点、轻一点。这些唯美的代价，实际上就是舞蹈演员牺牲自己的身体。而且我们必须非常自律，每天有超负荷的训练和演出，必须严格安排好时间表。如果晚上8点有演出，我是不会吃晚餐的，生怕跳起来不够轻盈。而且许多托举会把女演员颠倒过来，饱腹状态下人会很不舒服。我一般在下午4点吃一些带有碳水化合物的东西，演出前吃一点果仁、巧克力，喝咖啡和运动饮料。等演出后再补充食物。
谭元元与舞伴Damian Smith演示经典舞剧背后的故事
未来，助力中国芭蕾舞演员在世界舞台上绽放
对于我来说，舞蹈是一门最纯粹的艺术。我为舞蹈而生，未来希望能有机会把在国外的经历和心得分享给大家。我们有很多好舞者、老师、编导、舞团，也许我能帮忙，让中国芭蕾舞演员在世界舞台上绽放，让他们艺术生命中的火花持续得更久一点。
因此，我可能会着重一些教育方面的工作，也可能尝试一下编导。2015年，“谭元元国际芭蕾艺术工作室”揭牌。这几年，我们也有一些成果，比如《谭元元和她的朋友们》演出专场，邀请了许多世界大腕级的明星与我同台演出，其中也有上海的五位男演员。我请编导爱德华·梁为他们创作了作品《Chi》。
我们还上海国际舞蹈中心举行“当代国际芭蕾创作与编舞：现状与未来”论坛，请来前莫斯科大剧院芭蕾舞团艺术总监谢尔盖·菲林、德国斯图加特芭蕾舞团艺术总监瑞德·安德森，以及冯双白老师、赵汝蘅老师等12位专家来做艺术交流。我还出版过两本书，《我和芭蕾》和《足尖上的艺术——世界芭蕾名团巡礼》。
2020年是我跟旧金山芭蕾舞团共事25周年，希望能够有机会在上海国际舞蹈中心剧场演出，也许可以邀请老师和朋友一起过来做派对，用舞蹈连接起来的派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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