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
在抗生素髮明以前，瘟疫對類生命的威脅和對人類歷史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著名歷史學家麥克尼爾曾經說：疾病，特別是其中的傳染病，乃是“人類歷史上一項基本的參數以及決定因子” 。毫無疑問，對瘟疫的探索，離不開有關其成因的梳理。那麼在中國的清朝時期，人們又是如何去認識疫情和總結產生疫情的原因的呢？
大災之後必有大疫
古人語“大災之後必有大疫”這其實是經驗的總結。我們一個農耕文明，對於自然災害的天生具有敏感度和敬畏之心。只要出現了大旱、洪水、地震、災荒等情況必然會出現瘟疫。這幾乎是每一次的災難背後都能見到的基本套路。所以到了清代人們依然將這句諺語作為一個重要的參考指標。
但是這是真理嗎？好像並不太對。比如在嘉慶十九年，江南普遍大旱，道光三年，則出現了洪災，但這兩次災患之後，江南地區只有很少的縣發生疫情的記錄。再比如寧波慈溪縣有統計清代有災荒記錄有91次但是瘟疫發生只有14次，這和我們的生活經驗似乎是背道而馳。難道是經驗錯了？
災害本身並不會帶來傳染病，但是，災害可導致很多的後續效應有利於傳染性疾病的出現和傳播。清朝的災害發生在經濟較為繁榮的城市或者是人口密集的地方才會造成大量的疫情出現，而如果只是出現在偏遠山區，即使有大災也很少被進行統計。這樣的一種記錄方式就會使得數據失真，對於我們研究產生誤導。事實上人為的干預對於災後治理是非常有必要的。
除了自然災難外，兵災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在清朝最重要的一次兵難就是太平天國運動造成的江南地區的凋零。比如嘉興市在天平天國運動之前就是百萬人口的大城市，可是經過兵火到了現在人口也才恢復到1850年的水平，可見兵災和瘟疫的雙重攻擊非常厲害。
人群集聚情況對於災後防治的影響
人越多的城市一旦出現了災害，發生疫情的情況就越多。特別是傳染病對於人口基數的傳播是特別重要的的因素。研究證明，人類特有的人傳染源疾病如麻疹、天花、霍亂、傷寒等，均必須在人群聚集增加、城市發展的基礎上才會發生；動物疫源性疾病，則與人類聚居地與動物疫源的毗鄰關係成正相關係。在人們無法理解這種疫情是什麼引起的時候，唯一能做的就是進行隔離。但是人口富集的城市隔離就是一個大麻煩，所以大量的逃難潮就隨著瘟疫的發生而不斷的出現。
筆者對《清史稿》中關於溫州地區的瘟疫發生的記錄進行檢索，發現樂清1次，瑞安6次，永嘉8次、平陽4次，總體而言溫州地區的發生概率不小而且較為集中，康乾之前很少出現，最早出現在嘉慶4年，而最大的一次發生在1820年當時的記載是：
嘉慶二十五年（1820）八月，樂清大疫，時患霍亂轉筋之病，犯者頃刻死，哭泣之聲，幾遍里巷（《樂清縣誌》）。
八月，瑞安痧疫流染，朝發夕死，遭此厄者，十室七八，得生者十之一二，啼哭之聲，遍於里巷（洪守一《甌乘拾遺》） 。
發生災異的原因有以下幾個。
首先，一定的人口規模是大多數疫病病原在某一地區長期存在的必要條件，宿主對致病微生物來說，就是一條食物鏈，缺乏可感染人口，也就意味著以人為唯一宿主的微生物食物鏈的中斷，微生物自然也就難以為生了。這當然是現代醫學的解釋，在古代人們的認識中只有人傳人的疾病才是瘟疫。
其次，密集的人口為疫病的傳染提供的極大的便利。因此，在基本沒有人工免疫措施的情況下，較高的人口密度也就意味著病原能夠通過各種中介，較為容易而快速地找到宿主。
再次，人口規模的擴大，必然導致生活垃圾的增多，從而造成環境的汙染。而不良的環境衛生，顯然十分有利於致病微生物的生存繁殖。江南地區的溫暖宜人的生活環境更加有利於微生物和細菌的生存，自然更加容易造成大規模的疾病。
最後，人口對瘟疫的影響除了人口密度，還包括人口移動。江南水網密佈，交通便利，經濟、文化發達，人口流動也極為頻繁，極大地便利或導致了疫病的流傳，人員流動造成疫病傳入的。
環境改變對疫情的影響
我們所說的環境改變主要是兩項
第一就是水體的改變。很多人的心中認為江南水鄉的水質量是非常清澈的都是能喝的。事實上，南方人不喝河水而是井水。井水主要是山泉或者是地下水。因為河水其實已經造成了相對的汙染。農村裡的養殖業的發展，成立的手工業、紡織業、造紙業的大量成立對於水體汙染已經開始，特別是造紙業這是很耗水的一種工業。所以在清代中後期的河水又成了傳播瘟疫的重要載體。
清代吳江震澤醫家費善慶所著的《垂虹識小錄》，為記載蘇州吳江地區的地方誌。曾記錄了最可怕的霍亂瘟疫。
“道光辛巳（1821年）六七月間，江浙大疫，初起足麻不能伸，名為腳麻痧，又名吊腳痧，患此者或吐或瀉，驟如霍亂，甚至頃刻殞命者，日數人＂，這場霍亂大流行前後延續五年，是清代江南地區持續時間較長、影響最為廣泛的傳染病。
實際上，嘉道以降，正是江南瘟疫發生頻度增長非常快的時期，而此時又是整個江南地帶的工商業快速發展階段。兩者之間是否有正相關性，需要專家去研究。我們就是猜測一下，沒有什麼證據。
第二公共衛生體系的建立落後
在百萬人的大城市裡，公共衛生體系的落後也是造成醫療災難的重要因素。原本具有重要的救治功能的惠民藥局在清代竟然到了名存實亡的地步。清朝的統治者在各地設立惠民藥局的指令都沒下達，所以，江南地區大多數明初建成的惠民藥局到清代多已“今廢” ，僅少數仍在瘟疫之年作為臨時施藥之所而偶爾發揮作用 。所以一旦出現瘟疫，國家只能依靠民間力量在處理所以治理的效果非常有限。光緒二十八年（1902）6、7月間，杭州霍亂流行，據當時報道稱死者有1萬人。
這其實不能怪清朝政府，主要是中醫對於治療瘟疫幾乎是束手無策，所以政府更願意去救水災、旱災而不是去管瘟疫，這不得不說說我們系統性的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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